普通中学教育属于什么教育（选择普通中学还是职业中学）

中学教育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改革，再到现代化的历程。具体来说，在洋务运动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培养职业技能技术的洋务学堂，以此大兴实业教育，这成为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先声。

当然，洋务运动派之所以重视培养技术，为的是在当时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清廷先后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用来专门培养职业技能型人才。就此，职业教育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内地。

而到了清朝末年，职业教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由此，民国时期将升学式普通教育和就业式职业教育并轨，创办出了综合中学。至此，社会上对于读书做官和就业谋生的矛盾逐步得以化解。

不过，我们有所不知的是，文人志士和教育学家在这个时期，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学教育模式和体制，曾经进行了长期的试验与改革，并相互之间发生过纷争与博弈。

就在当时的中国而言，北方以蔡元培为代表，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作为试点，采用德国、日本的教育理念，主张将中学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分开，各自独立开展教学。

与此相反，南方以陶行知、黄炎培为代表，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作为试点，竭力坚持将中学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并轨实行，以此形成升学与就业相结合的综合教育体系。

可是，在北方教育家看来，中学教育无非是普通教育阶段的一个过程，为的是以后能够继续读书升学，乃至最后做官。因此，他们认为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分开，更有利于国家按照分类需求，选拔青年才俊。

想想也是，中学教育对于一个人成长经历来说，确实应该起到分流的作用，是继续升学还是到社会上就业，这应该让教育模式来做出筛选，而不是一味地让学生闷着头，不顾实际情况而不停地读书。

而且，声称兴办职业教育的代表人物也指出，民族工业当时正在发展初期，需要很多技术人才投身于工业生产领域，如果孩子们都躲在学校里面读书，那么工厂的后备员工力量恐怕难以为继。对于这个观点，民族实业家张謇等人极力拥护。

虽然南北教育争论不休，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无疑是主要的力量，因此，职业教育的口号越喊越亮。很快，培养职业人才成为了中学教育改革的一大趋势和社会共识。就此，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法令，中学教育按照文科、商科、农科、工科进行分科而教。

然而，南方的教育家却依旧对此反驳，表示应该将职业教育融入到普通教育中，没必要分开教学，只需要将普通中学改革为综合中学即可。

对于这场南北中学教育模式的争论，全国各地的实业家、教育家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明确自己所属于的阵营，但是经过了几年的试验与摸索，大家发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到底是并轨还是分轨，其实各有利弊，并非是对错之争。

有鉴于此，各个中学开始独自尝试教育改制。不过，虽然可以自由尝试教育模式，但当时的中学因时局所限，也只能从以下模式中进行挑选：

1.升学和就业并重的综合模式；2.以读书做官的普通教育为重的普通模式；3.以培养职业技能技术人才为重的职业模式。

当然，这些中学和教育家也都积极援引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以此尝试改革中国的中学教育体制，还制定出了新学制。

不过，坦白来讲，无论当时的中学如何进行试验，无非都是新瓶装旧酒，并没有什么令人眼前一亮的独到之处。

总体而言，此后的中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以读书升学为核心的普通中学、以就业为核心的职业中学、兼顾升学与就业的综合中学。

不同的是，普通中学自始至终就将自身定位于培养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继续升学，乃至最后做官。

职业中学则是看重培养学生习得一身本领，早日走入社会，凭借自己的技术吃饭。之后，混得差了，就是工人或服务员；混得好了，那就是大老板和商界巨鳄。

而综合中学却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升学比不过普通中学，职业教育比不过职业中学。只能依靠大量招生，来支撑教育事业的运转。不幸的是，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综合中学的步履越来越慢，逐渐落在了中学教育之路的后面。

反观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因为自身定位清晰、目标明确，直到今天，依旧活力不减，办学水平也日臻提高，而这就更有力地证明：单一的教育培养方向并不见得就会被淘汰，相反，求大求全的办学理念，势必难以维持长久。

并且，随着今天中学教育模式的多样化以及现代化，“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的读书做官思想惯性逐渐在被打破，以致于被商业大佬和打工皇帝等案例彻底颠覆。

不过，到底是选择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最终的落脚点始终都是因人而异。这取决于家庭经济条件、教育理念、未来的期望等多种因素。对此，值得一提的是，今非昔比，就当下的社会而言，早就业在以后不比读书升学混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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