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摊如果没有占道经营合法吗（城市全面放开经营）

今年上半年，地摊经济成为热议话题，由全面管制到慢慢放开，商业空间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商业由严格限制的坊市到随时随地经营，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那这个突破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实现的呢？

一、北宋“商业革命”和坊市界限的打破

中国古代的城市通常具有政治重心和军事堡垒的双重功能，但商业职能对于城市来说始终不能被忽略。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品经济被淹没在小农经济的大海中。但自宋代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可以说，宋代掀起了一场商业革命，是商业发展的高潮。

《清平乐》中的市场

在这场商业革命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自战国以来，具备商业职能的城市产生，居民区和商业区是严格分开的，居民区被称为“坊”，而商业区被称为“市”。如唐代长安城的界限是最为严明的。长安城的布局共分为三块，第一块是居民区，即坊。第二块是东市和西市，即市。第三块是履行各种职能的街道，如皇帝巡行、罪犯游街示众。

唐长安城平面图

为什么北宋会发生坊、市分离的商业革命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宋中央集权增强，京城附近屯集了大量的禁军，庆历年间禁军就有30万，而他们的家属基本都生活在东京。而且宋代不抑制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涌向城市谋生，成为小商贩或求职者。东京人口暴增也需要更广泛的物资流动，原本的东、西两市没法满足物资供应需求，间接促进商业规模的扩大，大量行市在汴河两岸兴起。

北宋禁军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实际上是用经济利益和特权作为补偿，诱导大臣主动交出权力。太祖说“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就是鼓励他们用各种途径发财致富，如从事商业。因此宋代官员很多都具有商人的双重身份。当官员与商业有了联系，他们就会积极地打破坊市界限。此外，皇家和达官贵人奢侈成风，奢靡的消费方式也促进汴京的商业规模越来越大。

宋太祖 剧照

二、坊市到街市

北宋打破坊市的起点，是汴河两岸的邸店。东京的粮食和日常必需品都是经过汴河从江淮运过来的，因此汴河两岸就成了入京的门户，这一代成为优先建设的开发区，人口越来越多，于是官府和商人纷纷在汴河沿岸建设邸店，租给往来客商。当时汴河沿岸还有许多空地，于是有许多“行市”建在空地上，上市则开集，市罢便散。

清明上河图 局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商业模式渐渐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而官府为了盈收，也渐渐参与到商业竞争中，如开设官营的果子行、面行、肉行等。逐渐地汴河两岸充满商业点，连桥上都满是店铺。

到了北宋神宗时，对这些官营的市场进行整顿，并对私人的店铺按照占地的多少征收赋税。但总体来说，这些行市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街市。

北宋街市

早在唐代，坊市政策就开始出现松动，人们开始忽视坊市的规定。在武则天时，长安东、西两市周围的坊中因为有很多商人居住，所以他们把商业经营活动也渗透到这些坊中。如崇仁坊中，因为有很多造玉器的地方，便开设有乐器店。延寿坊有制造玉器和金银宝物的，便开设有珠宝店。到唐代宗时，“诸坊市街衢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政府曾下令禁止，但都不了了之。不止在长安，在当时一些大的经济城市中，如扬州等，也都有这样的商业行为。

唐代宗

五代十国时，因为战乱政府无暇治理城市，这种现象便快速发展，尤其是坊墙基本被破坏殆尽。到了宋初，这种行为虽然不受法令允许，但是在民间已经十分普遍。宋太宗时，想要恢复唐制，并下令将坊墙全部修复，但是这个工作开始不到一年，他就驾崩了，所以管理又松懈下来。到了仁宗时，朝廷承认坊市制度的解体，全面放开坊市。中国的城市制度焕然一新。到神宗时，也对店铺侵占街道收税。

宋仁宗

三、街市的连锁反应

空间限制打破的同时，时间限制也被打破。坊市制度建立以来，市是每天定期开放、定期关闭的。到了后周时，就已经不再对东京城的商业交易进行严格的时间限制。到北宋就出现了夜市。宋太祖曾下令：“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自三鼓已来， 不得禁止”。这说明在北宋时，夜市就已是合法的商业行为。在当时一些繁华的地段，常常是通宵达旦。如在《东京梦华录》这部北宋风情介绍集中，就介绍了夜市盛况，每到夜间，街边各种美食摊就开张了，有水晶角儿、沙塘冰雪、鳝鱼包子等等各类丰富的美食。

《清平乐》中的夜市

随着坊市向街市的转变，接连带来一些连锁效应。首先就是市籍的消除。自战国以来，就实行了市籍制度，政府严格限制商人，限制入市场经营商业活动的人数，从而保证优先范围内的有序经营。而坊市变为街市之后，市籍再无实际作用。市场上经商的人员，既有王公大臣，又有平头百姓，甚至有皇家贵胄。

商人的身份限制被打破，各阶层的人员活跃在市场上，商人不再受到歧视，相比前代，商人的子女可以正常进入各级学校学习，参加科举考试，甚至直接用钱买官。原本低贱的商人逐渐走向社会顶层，商贾与权贵结交，社会地位显著。许多人将经商致富作为自己的一种人生追求。

文史君说

最原始的城市是作为统治工具而出现的，但是因为人群聚集，就免不了交换活动，所以城市一直带有商业的职能。但是统治者最初都要对商业发展进行限制，以维持统治秩序。但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商人群体便向原有的秩序进行挑战，这是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的这一进程发生在北宋，原有的坊市界限被打破，商业活动的时间、空间和经营者都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同时，人们的观念也开始转变，市民阶层开始兴起，中国开始向近世迈进。

参考文献

林立平：《唐宋时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历史研究》1989 年第1期。

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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