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塘钉锤案（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

1950年9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天气闷热，让人心情烦躁。

一个女人急促的高跟鞋走路声，让本来为案件没有任何进展而烦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科长曹纯之为之一振，他悄悄地向外一望，发现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漂亮女人，穿着裁剪得体的花旗袍，踩着一双白色高跟皮鞋，扭着小蛮腰，婀娜多姿地向于恩崇的屋内走去。

曹纯之对副科长成润之说了这个情况，成润之说：“这个女人一连来了好几次了。”

曹纯之果断命令：“查她。”

由此牵出了一件惊天大案——美蒋特务阴谋炮轰天安门城楼，加害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

于恩崇是谁？这个漂亮女人找他干什么？

于恩崇是侦查科的团支部书记，出身贫苦，积极上进，工作踏实，看表象没有什么问题。再查他的社会关系，发现他妹妹的丈夫关吉富是个国民党特务，现在是驻泰国曼谷特务组组长。还有，于恩崇的妻子很漂亮，但是他有两个小姨子更漂亮，全国解放前，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姨子都和关吉富来往密切。

根据群众反映，于恩崇和他的三小姨子关系暧昧，很有可能，关吉富已经用金钱买通了于崇恩的小姨子，而他的三小姨子用美人计拿下了于崇恩。

当然，这只是调查之后，根据一些现象推理出的结论，结论是否正确，要靠事实说话。

于是，曹纯之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停止于恩崇的工作，并对其住处进行搜查。上级同意了曹纯之的建议。

通过对于恩崇住处搜查，搜出美制特工手枪两支，还有国民党特务关吉富转来的秘密文件和港币。

接着，迅速提审于恩崇，他很快交代：关吉富从香港捎信给他，让他从内部阻止、干扰北京的侦查活动，当然，这样做不会白做，三小姨子给了他3000元港币和自己的“温柔”。三小姨子三番五次地找他，就是替关吉富当联络交通员。至于，关吉富想干什么，于恩崇就不知道了。

又审问于恩崇这个漂亮的三小姨子，她知道的也不比于恩崇知道的更多。

于是，曹纯之们决定，先把于恩崇和他的三小姨子秘密控制起来，防止他们露出破绽，一切仍然照常进行。

案件仿佛进入了死胡同。

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有它发生、发展的过程，只要顺藤，就能摸到瓜。

让我们先穿越一下，回到一年前的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就在举国欢腾的日子里，一直扶持蒋介石政府的美国人感到十分地沮丧。

尤其是几年以来卖力地为蒋介石政府东奔西走的美国驻华武官包瑞德，更是沮丧到了极点。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装备如此优良，人数如此众多的国民党军队，怎么会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分崩离析，一败涂地？

想不通，真的想不通。作为一名武官，一名知名间谍，决不能认输，离开之前，一定要干点什么，不能让共产党这么舒服地取得政权，必须要恶心恶心他们。

想到这里，包瑞德拿起桌上的羽毛水笔，铺开信笺，写道：

亲爱的李安东先生：

请你和山口隆一等，务必于明天上午10点45分到西裱褙胡同我处午餐。魏智先生也接受邀请前来。

为了节省时间和减少麻烦，我不另给山口隆一等4位朋友请帖，请他们原谅我。

诚恳的大卫

10月12日

李安东

信中的李安东，原名安东尼·雷渥，意大利人，出生于1896年。李安东很早就接受了法西斯教育，是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信徒。1919年，23岁的李安东从意大利空军学校毕业后来到中国，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地担负着法西斯主义使命的间谍了。

他先是以天津“老世昌公司”代理人身份开设“意亚军火公司”向北洋军阀曹锟、齐燮元等人兜售军火。1926年，30岁的李安东又在北京组织意大利法西斯党支部，自任支部长，积极从事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活动。他协助蒋介石先后在意大利购进大批飞机，帮助其修建南昌、洛阳两地的飞机场。

“变色龙”一样的李安东，在日本人侵入中国之后，他立刻成为日本人的帮凶。他和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相勾结，在华北各地疯狂收集情报，给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李安东是一个天才间谍，他精通多种语言，对中国的国情、民情、风土人情知之甚多，而且对情报工作有一种狂热地喜欢：他喜欢寻找情报时偷偷摸摸的神秘，他喜欢和对方交换情报时的讨价还价，他喜欢卖出情报时大把金钱揣入兜里的快感，他喜欢买入情报时付钱给对方时对方感恩戴德的谄媚，他更喜欢他的情报发生作用时的成就感、存在感和价值感。

李安东和包瑞德的相识开始于1943年年末，当时的包瑞德是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处（S.S.V）官员。一次，国民党军统局举办招待会，两人一见倾心，因为他们两个除了搞情报工作的惺惺相惜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强烈地反共。

此时的包瑞德已经网罗了日本人山口隆一、法国人甘纳斯等特务分子，他让李安东作为这个特务组织的领头人。李安东果然不负包瑞德的信任，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发展了日籍特务日高富明、法籍特务魏智、意籍特务马迪懦和法籍特务哲立等，形成了一个以李安东为头目的间谍网络。

包瑞德信中提到的山口隆一，出生于1905年，日本人，英文代号Frank，中文名字刘逸，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1938年受日本海军部委派来到中国，担任日伪华北航业总会北京办事处副处长，专门搜集有关华北沿海的船舶及抗日游击队的情报。

1946年春，经法文书馆魏智介绍，山口隆一认识了李安东，由李安东推荐，山口隆一加入美国特务机关“美国战略情报局”，为美国人搜集各类情报460件，深受李安东的青睐。

之后，李安东又把山口隆一介绍给了包瑞德。

这样，由包瑞德统领，李安东直接领导，包括山口隆一、日高富明、魏智、马迪懦、哲立等各国特务组成的特务间谍网络，他们紧密勾结、狼狈为奸，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犯下了滔天罪行。

李安东、山口隆一、魏智等，按照包瑞德信上的要求准时来到他的办公室。寒暄之后，包瑞德告诉大家：不要以成败论英雄，虽然目前形势不太乐观，但是不要泄气，要利用我们自己掌握情报的优势，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打击，美国和台湾都会积极支持我们的。

李安东耐心听完上司的讲话，对包瑞德表决心说：“对付共产党，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我们将采取带有军事性质的行动！”

包瑞德说：“现在中国的环境变了，我们要由地上变为地下。今后的经费将由天津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和‘远东皮毛公司’秘拨你们，请与我保持经常联系，并要按命令办事！”

几个特务一看有美国大哥支持，有钱可以赚，当然乐此不疲。

之后，包瑞德又单独约见了李安东，因为，他对李安东所说的“带有军事性质的行动”很感兴趣。

李安东信心十足地告诉了包瑞德自己的计划：“我那里藏有一门STOKES迫击炮，还有一些炮弹和手榴弹，关键时刻就能派上用场。”

包瑞德很有兴趣地问：“什么关键时刻？我们怎么合作？”

李安东眼里闪着凶光：“等到中共政府在天安门举行大型集会时，不妨在那里试试迫击炮的威力！”

包瑞德大吃一惊：“这是冒险行为！”

李安东狡黠地一笑说：“是的，只有冒险才有成功的可能，否则什么也别做！”

包瑞德为有这样敢于冒险的朋友而兴奋，他说：“好的，如果你的计划成功，我们可以给你50万美金，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保证你到美洲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去做一个百万富翁！”

就这样，一个罪恶的计划和一桩凶险的交易敲定了。

包瑞德离开了中国大陆去了台湾，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在北京潜伏了下来。

1950年年初，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同意了加强中国的情报工作的提案，并付诸行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头子杜诺万特意飞往香港，对间谍总部负责人杜尔和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做了一番指示：“当前，对中共的间谍进攻已经全面展开，进行破坏活动的计划已经大有进展，现在的任务是对中共实施内外夹击，在情报工作上狠狠打击北京。”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蒋特务看到了机会，立刻加紧了对新中国的破坏活动。当然，我们的公安部也开始了打击美蒋特务的行动。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组织召开公安部一局侦查工作会议。他要求，凡是有关国际间谍的材料，都往一局一处的侦查科集中。为此，特地把华北军区情报处的方良科长调到了公安部一局一处侦查科，协助侦查科科长曹纯之工作。

方良在隐蔽战线工作数年，经验丰富，机智能干，最主要的是，他对解放前北平、天津一代的情报相当熟悉。

方良向曹纯之提供了一个重要人物——北京艺专日语教授徐省吾，徐教授就是一部活档案，请他来，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果然，徐教授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有价值的情报。其中就有关于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甘纳斯的详细情报。

李安东、山口隆一等特务分子

曹纯之向杨奇清副部长做了汇报，经研究，决定对这些人进行“特请深入”。

具体做法就是：

首先，用懂日文的人接近山口隆一，懂意大利文的人和李安东、哲立接近，懂法文的人和甘纳斯接近，进而取得他们的信任，相机发现其间谍活动，抓到可靠证据。其次，请北京市有关部门给予配合，对这几个外国人，按照正当理由撤走他们的佣人，换上我们派去的人，以便从内部摸清情况，取得工作上的主动。

1950年9月初，包瑞德被召回华盛顿，受到了杜诺万的接见。当包瑞德把李安东的计划告诉杜诺万的时候，这个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头子乐颠了，表示坚决支持，并立刻支付了一半经费。

9月上旬，包瑞德来到香港，立刻电告台湾保密局，要潜伏在泰国曼谷的特务组长关吉富速来香港。

关吉富来到香港，包瑞德立刻接见了他，向他直言相告，要他动用自己在共产党内部的关系探听情报。之后，给了关吉富2000元美金和联络密码，并说事成之后加倍酬谢。

关吉富按照包瑞德的旨意，让自己的妻子联系了于恩崇，因为关吉富的妻子是于恩崇的妹妹。于是就出现了开头我们叙述的一幕。

1950年9月16日晚上，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乙17号李安东的公寓里正在举办例行的周末晚会。

一个小时的舞会结束之后，李安东把这些特务们引入客厅，从壁橱里拿出一瓶收藏了40多年“科涅克”白兰地，告诉他们说，美国大老板对他们的行动大力支持，已经拨给了大量的美金，一旦我们的计划成功，美国人还要加倍酬谢。

就像一针兴奋剂，让所有的人亢奋不已。他们仿佛看到了花花绿绿的美金在向他们招手，挥金如土的日子几乎瞬间就要到来，金钱美女的诱惑真是太大了，这让他们有点神魂颠倒的感觉。

李安东接着宣布他的计划：“按原定计划，今年的10月1日，是中共建国一周年，据可靠消息，中共领导人都将在天安门上露面。在他们宣布国庆大典开始、鸣放礼炮的时候，以计算好的射程和方位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3颗炮弹可连续落在天安门城楼中心。

1发炮弹的爆炸面积为120平方米，只要有一颗炮弹击中，就可以把天安门炸毁，让他们飞上天去！请相信，我们意大利的火器是非常可靠的。”

山口隆一高兴地说：“天安门被炸，中国就是一片大乱！”

其他特务也高兴地附和着说了一堆他们胜利之后的赞美话。之后，李安东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堆花花绿绿香港的现金汇票，冲大家晃了晃说：“包瑞德上校从香港经天津转汇了这次行动的5万元美金，其中一半先预付，事成之后再付另一半。这是各位在香港银行存款的通知票据，请拿好吧！”

李安东又发挥他卓越的口才和超能的未来预测水平，侃侃而谈：“如果我们这次炮击天安门成功，中国就会陷入大乱，美国就可以牢固地控制韩战的局势，占领北韩以后，整个朝鲜半岛就是美国人说了算，到时，台湾当局可以趁虚而入，反攻大陆。这不仅是我们的军事目的，也是我们的政治目的。”

说到这里，李安东像个发烧病人似的，眼里闪着灼热的光芒，其他特务也发出了怪叫声，一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之后，李安东开始具体地布置任务：

山口隆一，马上向东京美国盟军驻日本司令部GLG情报处报告行动信号。并重点提醒他，必须交给那个伊拉克女人，以她在北京从事商贸的名义发出，不能误事；

甘纳斯，提前订好10月1日至2日从天津到香港的国际航班的票，到时，台湾和香港方面将会派舰船到公海上接应；

哲立，协助山口隆一负责迫击炮的擦拭、安装和炮弹检验等项准备工作。

李安东知道中国没有海军，他想钻这个空子，让包瑞德在公海上接应他。

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人，都百分百保证，没有问题，然后踌躇满志地各自准备去了。

自以为天衣无缝的特务们，他们不知道中国的一句老话，叫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此时，我们公安部一局侦查科的曹纯之们早已张网以待，就等着他们往里钻呢！

就在李安东他们这些人在开会密谋这事的时候，我们提前派入李安东家的“杂役”向曹纯之报告了这些特务们一起开会的事情。

敌人的行动开始了。

一个女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双方对峙的寂静。

一天下午，一个撑着“西湖牌”油纸花伞的年轻女人来到了北京南池子宫豆腐坊街15号，这里正是意大利籍特务哲立的家。

哲立家的“杂役”刘锋开门送走这名女子后，用手势给不远处修鞋的侦查员辛立学发出信号，辛立学用力地敲打，又给远处的侦查员沈继宗发出了暗示。

沈继宗开始跟踪这个年轻的女人。

经过侦查得知，这个女人叫程梦，燕京大学音乐系毕业，她曾经和哲立的老婆、苏联人霍尔瓦特·伊芙娜学习钢琴，并由此和哲立认识。

后来，伊芙娜和包瑞德有了私情，包瑞德撤退时，把她带到了台湾。

这个时候程梦来找哲立，一定是接头的。但是，曹纯之没有惊动程梦。

很快，有居民反映，程梦的姐姐叫程娜，刚从香港来到北京。程娜的丈夫是个英国人，在香港开设银行，解放前和包瑞德有过交往。

曹纯之立刻决定，对程娜居住的房间进行秘密搜查。结果发现，在程娜的梳妆盒内，发现了包瑞德的半截名片。另一半在哪里？这是不是就是接头暗号？

带着这个疑问，当天晚上，程娜就被带到了公安部。

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程娜决定帮助我们，曹纯之决定，让程娜派她的妹妹程梦去和哲立联系，让哲立第二天中午来北京海德曼咖啡馆和程娜见面。

第二天中午，哲立来了，他和程娜把各自保存的包瑞德的半截名片一合，真是严丝合缝。

哲立兴奋地走了，马上驾车去找李安东。

李安东又让哲立去通知山口隆一，让他马上和东京方面联系。

这天傍晚，喜不自禁的山口隆一冒雨驾车来到东交民巷，走进一家熏鱼店，和那个徐娘半老的伊拉克老板娘接上了头。

山口隆一见店内没有人，就把一个袋子给了她：“这是给你的1000美元，好好数数！”

之后，又从兜里掏出一个封好的信封：“明天早晨到东单国际邮局，一定要用快件发出！”

第二天早上，这个伊拉克女人很利索地办完了这件事。

这封信很快就到了北京公安局侦查处长狄飞的手里。

信的投寄地址是：“日本东京都涩谷区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

第1页的内容是：

总部OSS：

所购消防器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顺利！

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

第2页是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地形草图，画出了射击天安门检阅台的指示目标，从金水桥上安放的“消防器”，引出一条十分清晰的抛物线，落在天安门城楼中央毛主席站立的地方。

原来，山口隆一第1页说的“消防器”是一门迫击炮呀！

狄飞处长吓出一身冷汗，此时离国庆节只有不到4天的时间。他立刻把信件和草图拍成照片报送公安部。

彭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立刻发出指示：这是企图炮轰天安门，谋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国庆一周年大案。时间紧迫，要迅速破案。

根据彭真同志指示，公安部立即做出3项部署：

1、命令5局，进一步加强天安门保卫措施，确保天安门的保安检查，增派武装暗哨守住天安门，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2、监视外国间谍的布点，一律由老侦查员负责，不允许在关键时刻出现任何纰漏；

3、邮检控制与“特情”人员，继续捕捉证据。

9月27日抓捕工作准备就绪。

28日凌晨，公安部下达命令：立即逮捕李安东等间谍分子。

曹纯之接到命令，宣布了各个战斗小组任务：“第1小组逮捕李安东；第2小组逮捕山口隆一和甘纳斯；第3小组逮捕哲立。”

离炮轰天安门只剩下2天时间了，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是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他们的美好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忐忑的是，共产党的警察可别来呀！

28号这天，李安东起得格外早，按照计划，他在今天把拆卸分散的迫击炮零件集中、装配起来，然后检查一下各个主要部件是否完好。

吃了早饭，李安东要去迺兹府的“罗马教廷”去取隐藏在那里的迫击炮零件。结果，他的姘妇、也就是法文图书馆经理魏智的老婆玛维丽不让他去。你说，这帮特务私生活也太烂了！

正在两人吵吵的时候，警察来了。

当他最信赖的“杂役”把辛立学、张明英带进来的时候，李安东惊得目瞪口呆：捉了一辈子鹰，最后还是让“鹰”给啄瞎了眼，他这么老谋深算，居然没有识别出这个“杂役”是我党的侦查员！太丢份了！

李安东还想抵赖和狡辩。在铁的事实面前，他只好闭嘴了。

从他住处的3个红木箱子里，发现了《华北空军基础资料》、《四平战役资料》、《晋东铁矿资料》等情报来源，还有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人的履历、住址、电话号码和汽车牌号等。

在他的书架上，还搜出了标有“Stokes”字母的迫击炮筒，并在他控制的仓库里，发现了小型迫击炮炮座、炮架和炮弹。

在山口隆一家搜出了大量情报底稿和手枪。

在哲立家中的夹墙内搜出了带望远镜瞄准器的速发小口径长枪等凶器。

甘纳斯居然掏枪反抗，被我方人员一枪打伤手腕，乖乖就擒。

1950年10月1日，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则消息：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案，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判处死刑，昨已执行枪决》。”

意大利人马迪懦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特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这些阴谋炮击天安门城楼，加害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跳梁小丑，一定会受到我国法律的严惩和中国人民的唾弃。

我们的公安侦查人员，是保卫我们祖国和人民不受侵害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感谢曹纯之们，我们为你们的高智商、高情商和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鼓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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