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与哲学(广场上的哲学家)
色诺芬告诉我们,有一次苏格拉底在雅典城里蜿蜒曲折的街道中迷了路,向他问道:“一个人可以去哪里买食品杂货?”指过方向后,色诺芬接受了苏格拉底进一步的询问,“一个人可以在什么地方去学习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色诺芬没有回答,苏格拉底招了招手:“跟我来,我会告诉你。”
大约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被一杯毒芹酒置于死地,但他却一直都是我们的同时代者,他的存在一直伴随着我们。单看他的外表,很是耐人寻味。阿里斯托芬说他走起路来像水鸟,说话时常爱翻白眼。有些人认为他长相丑陋,有一次在德里昂与斯巴达人的战斗中,他怒视敌人化险为夷,敌人转身就跑。亚西比德说他像萨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在石像雕刻师的橱窗中人们发现了森林之神西勒诺斯 的面具:宽脸,圆嘴,厚唇,浓密的胡子,光头圆顶,健壮敦实的躯干,像牛一样;还有一个大肚子,他曾坦言,他想通过跳舞来减肥。不过,亚西比德指出了高贵的一点:苏格拉底虽然长得像西勒诺斯,“可是打开他的胸膛,你就会在那里面发现神的影像”。
这就是苏格拉底:谁能比过最强壮的运动员,打过最坚强的步兵,喝过最能喝的酒鬼,比希腊最聪明的头脑思考得更多?
公元前469年,苏格拉底 出生在雅典,他在那里长大,在那里生活,并长眠在那里。他的母亲是一位助产士,叫菲娜拉底,他的父亲是一位石匠,叫索弗洛尼斯科。由于家境贫寒,懂事后苏格拉底便跟着父亲学习雕刻,以便日后可以靠这一手艺谋生。不久,父亲早逝,幸好有一位好心人伸出援助之手,他才得以在雕刻之外有时间学习。这是苏格拉底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由此走出了父亲为他设计好的道路,进入了知识的世界。他向各种有学问的人虚心求教,读了许多古代哲学家的书,听当代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讲学,听智者学派的雄辩。苏格拉底爱好广泛,学习体育、音乐,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20岁时他跟随阿那克萨哥拉的弟子学习自然知识,他喜欢思考探索,对许多问题都想弄个明白;但是由于对老师的答案不满意,自己又想不出个所以然,他便放弃了对自然知识的追究,转而关注起身边的社会。
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追随了父母的脚印:他说,他的使命就是帮助别人“生下”他们的想法。“我和我的母亲都被神赋予了助产士的艺术;她帮助的是妇女,我帮助的则是那些高贵和公平的年轻人。”他补充说:“经常冲我而来的羞辱是我应得的,因为我经常问他人问题但却没有回答那些问题的机智。神使我成为一名助产士,但却不许我进一步展示。”(阿里斯托芬通过助产士的比喻来取笑苏格拉底:他写道,苏格拉底促生的经常都只是些“流产的想法”。)
中年时,苏格拉底娶了赞西佩,一个被当成“泼妇”而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女人,其实这一不好的名声对她来说很不公平。事情更有可能是,她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主妇和母亲。与苏格拉底一起过日子可能一直都非常困难,她对他老不在家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苏格拉底几乎一天到晚都是人不落屋,而是在进行哲思。而且他也不是那种养家糊口之人。一位当代诗人评论说,他“把每件事都想透了,唯独忽视了如何给自己挣到金钱”。苏格拉底说,他忍受着赞西佩的发作,这样他才能培养自律。他们有三个儿子。苏格拉底临死时,大儿子约17岁,小儿子还在赞西佩怀中抱着,被带去看望监狱里的父亲。
苏格拉底认为,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对各种不同的想法/观念进行讨论,所以他的一生都花在了与他的弟子、朋友和市区广场上遇到的旁观者进行交谈上,他希望就是在阴间也能继续从事这一事业,找出“谁是真的明智,谁是假装明智”。市区广场是雅典公民聚会的地方,一个繁华的市场,北边不远处就是山城。雅典人在这里进行各种买卖交易,争论如何管理政治大事,从事宗教活动,而首要的就是说话。(“广场”一词源自希腊语agoreuein,意思就是对着人群“讲话”“演说”“高谈阔论”——“说话”。)喜剧诗人欧布罗斯描述了广场这一小世界:“你会发现,在雅典的这同一个地方,所有东西都在同时进行销售:无花果,传唤目击证人,成串的葡萄,萝卜,梨,苹果,提供证据者,玫瑰花,欧楂,麦片粥,蜂窝,鹰嘴豆,诉讼,初乳布丁,紫薇,鸢尾,羊羔,水钟,法律,起诉。”有一次,在琢磨过广场上摆放的各种货物后,苏格拉底的反应极其典型:“我不需要的东西何其多!”
色诺芬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总是人群的一部分,他很喜欢混迹人群,“一大早,他就习惯赶往人行道和体育馆,出现在满是人的广场上,以及任何他会遇到最多人的地方。”苏格拉底“属于人民”或者也可说是一个为民而生的人,与朋友们说话时,他只讲他们听得懂的大白话。
广场是苏格拉底的情绪、精神、智力之家。有一次菲德洛斯逗他说:“你这人可真够奇怪的,先生,你跟人说起话来就像个旅行者而不是当地人,你似乎从未来过这个国家或是到过城外。”苏格拉底无疑笑看着他的同伴答道:“叫我说,我的好朋友,这是因为我爱知识,而知识则是城中的人教给我,而不是国家或树木。”
苏格拉底后来被指控为不敬——不支持官方认可的雅典城邦的神——引进新神。但是色诺芬告诉我们,人们经常看到苏格拉底“在城邦的公共祭坛上献祭”。在对他的审判中,苏格拉底以阿波罗为证:他的“智慧”是不自大;他有一个特殊使命,就是“像猎狗追逐猎物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揭露那些假装有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广场上生活了约半个世纪,传播和阐释他的信念:“对一个人来说,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西塞罗写道,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并把它引入城市和人群。在苏格拉底之前,哲学的追问处理的都是物理世界。泰勒斯认为万物由水构成,阿那克西米尼说由空气构成,赫拉克利特宣称由火构成。德谟克利特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认为宇宙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毕达哥拉斯则凭直觉认为,宇宙并不是被原子“充满”,而是由数和数学关系组成。
所有这一切,苏格拉底都不大感兴趣。他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世界——关注我们的思想世界、伦理世界、政治世界。色诺芬指出,“他总是对人类事务滔滔不绝”。“未经考察的生活——人类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把德尔斐神庙墙上的题词“认识你自己”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因此,苏格拉底与占据主导地位的过去的哲学一刀两断;在西方思想史上他的主要意义是,他是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关注把人类的智慧之光应用于人类自身。
苏格拉底最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伦理的崩溃。他认为,所有不合伦理的行为都可被视为是无知的结果,不知道去做正确的事。当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去做正确的事。因此,发现我们该如何做人应被放在首位。一旦阐明我们该做什么,就会让人以之为目标作出良好的行为。
但是,怎样才能使这成为可能呢?我们常见的体验之一就是:我们很清楚应该做什么,但就是不去做或做不到。对此苏格拉底会怎么说?毕竟,他是这方面的一个老手。他辩称,真正的道德行为,总是会增加一个人的幸福感;任何能增加一个人幸福感的行为都是道德的行为。(显然,这是一个定义问题。)苏格拉底认为,因而,没有人会故意作出那种不利于自己得到幸福感的行为。在决定采取行动的时刻,我们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将要作出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无论多小,都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和幸福。甚至复仇都是甜蜜的,所有我们犯下的其他罪恶,就像我们认为的那样,都会给我们的生活添加些许甜味。
苏格拉底认为,所有这一切错就错在我们打错了算盘。我们作出各种我们误认为会增加我们幸福的行动。为什么我们会作出误判,认为某一特定行动会带来快乐的结果,实际上它则并不会呢?因为我们并没有很好地了解我们自身。我们越是更好地了解自己,我们就越是能够更好地判断出什么会导致幸福什么则不会。“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不停地催促我们。只有有了彻底的、诚实的自知之明,一个人才能准确地判断出什么会产生快乐的结果什么则不会。因而,道德知识就是自知之明。道德知识会引领人作出道德行动。
苏格拉底自身就是道德良知的最好例子。他在思考问题时既理性又清晰,以判定在特定情况下他该如何行动,然后他就会照着他的理智告诉他是正确的东西去做。
这一切与传统宗教伦理形成鲜明对比,那些牧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他们自己并不会那样去做。例如,圣保罗苦苦思索:“我做了我憎恨的事情……我没有做我想要做的好事;我做了我不想做的错事。”这里的问题是意志——无力去行事的意志,用精神分析术语来说就是缺乏“自我力量”。圣奥古斯丁也遇到了圣保罗的困境。他从母亲的教导中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但他自己就是无法做到。其他深层驱动的需求导致他去作出他被教导过不要去做的那些错事。他没有意志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他没有能力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只有当圣灵给了他力量,增强了他的意志力,他才有意愿和能力去做正确的事情。因而,当他们成功地做了正确的事情后,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补充说,他们不能将自己做了正确的事归功于自己,“那全是圣灵的意愿使然”。
相比之下,苏格拉底认为是自己在控制着自己的内部力量。是他自己,独自一人,通过仔细思考不同的想法和涉及的价值观,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然后,他——仍是独自一人——将会下定决心准备去做他判定是正确的事。然后他就会依照他的决心去做。
公元前399年的春天,三名男子,其中一人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公民,提出起诉苏格拉底:
我们起诉苏格拉底。他犯下的罪有:不信城邦认可的神,引入其他新的神灵。他还犯了腐蚀青年的心灵罪。我们要求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雅典的制度是一种年轻的民主实验。每年有六千人成为候选者,需要时,陪审团会从中进行挑选。每个陪审团有501人,由来自不同行业自由的男性雅典公民组成。公民个人提起诉讼,被告自己为自己辩护。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在Heliaia进行,这是雅典最重要的一个法院,位于广场西南角一个大的正方形大理石建筑内。现场挤满了观众,陪审员先是听取了起诉方的说法。双方发言时有水钟计时。轮到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时,他否认了对他的指控,说他只是试着教导真理,并要求控方出示关于他“腐蚀青年”的证据。
双方发言结束,进行了投票表决:281票有罪,220票无罪。如果只有30名陪审员来投票,历史上演的就可能是另一个故事;我们可能从来就不会听说过有苏格拉底这个人。陪审员提出缴纳罚金,每一方都可提出适当的惩罚建议。控方要求判处死刑。事情也有可能是这样:他们从未真想要这位“牛虻圣人”去死,但却有意想要判他自我流放。
但是,苏格拉底的回应是那些灰色的历史事件之一:至于他是坚持了勇敢的道德立场,还是愚蠢地嘲笑了检察官,全看一个人如何去解释历史记载。因为他觉得他有罪的地方只是教导真理——对雅典来说这是一个价值巨大的贡献——因此他提出建议,应该由国家出钱供养他的余生。陪审团对这项建议的反应,可以从随后的投票结果看出:支持判处死刑的361票,支持无罪释放的140票。
根据柏拉图的记载,苏格拉底用一段安慰陪审员的话结束了自己的申诉:
“因此,法官先生们,你们也必须充满自信地看待死亡,并有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没有任何邪恶的事情能够伤害一个好人,而且无论今生还是来世,诸神都不会对他的命运无动于衷……离开这里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我去赴死,你们继续生活。我们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苏格拉底被关入监狱,这里离他心爱的广场西南角只有一箭之遥。因为赶上一个宗教节日,死刑推后了一个月。到了执行的那一天,黄昏时分,狱卒带来了一杯毒芹酒。苏格拉底问:“你有没有得到允许可以让我给神祭酒?”门卫回答没有。苏格拉底端起杯子,做了一个简短的祈祷,一饮而尽。
他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儿步,直到感觉双腿发沉。然后他躺在床上,数落了他的朋友们嘈杂的哭声:“我就是怕这样才不让女人们待在这里,应该让一个人平静地死去。”当麻木感达到腹部,他突然精神一振,对克里托说:“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记着帮我还上!”——据推测,他这句话的意思很可能是给负责健康和治疗的医神献祭。他再次躺下,很快身体有些微微颤抖。他已经死了。
“这就是我们这位同伴的结局,”柏拉图写道,“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的所有人中间,他是最勇敢、最聪明、最正直的。”
节选自《像哲学家一样思考》(第11版)
[美]詹姆斯·克里斯蒂安 著,赫忠慧 译 来自阅读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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