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凌晨为什么要吃年夜饭(家家户户吃年夜饭)
“年夜饭”这个词,据考证,最早出现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苏州文人顾禄的《清嘉录》中:“除夕夜,家家举宴,长幼咸集,多作吉利话,名曰‘年夜饭’,俗称‘合家欢’。” 年夜饭又叫年羹饭、年更饭、分岁筵、团年饭等,因为吃了这顿饭后就要告别旧岁迎来新岁了。
1910年:皇室年夜饭极其奢靡 。1910年春节,宣统二年,末代皇帝溥仪那年四岁。按照惯例,皇室会在太和殿举行国宴,招待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节,出于礼节,皇帝只会亲临而不进食。宴会菜品极尽奢靡,据记载,“太和殿大宴原设宴桌210席,用羊百只、酒百瓶。”事实上,4岁的溥仪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因为他还太小。
那一年的上海,已经流露出关于春节的某些洋派的气质。春节当天(2月10日)出版的《申报》上有一篇杂谈:“新年各处同也,而上海之新年特别者:门上悬松柏,西例也;贺岁穿貂褂,京式也;体面商人元旦必手笼箭袖,仿宫派也;地方绅董初三日穿补褂拜年,忘忌辰也。”
1935年:年夜饭对平民而言是奢望 。春节之食,即便在动荡的帝国之末,也未曾改变其面貌。阖家祭祖、团圆、互道新禧,都是必然的路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美食是奢望,能够吃一顿饱饭已经是安慰。1935年,一位作家写下一段关于中国人与食物之间的文字。他说:“如果说中国人非常重视某种东西,那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学习,而是食物。”这个人是林语堂。
1953年:猪鸡鱼菜成“珍宝”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2月3日出版的《北京日报》上,提及了一户普通人家的年夜饭:“我们买了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点青菜、豆腐,够我们一家子快快活活地吃几天的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凭票供应的食代 。六七十年代人们饮食方面的消费占国人收入大部分。为有一桌丰盛的年夜饭,人们必须为鸡鸭鱼肉而奔走。那时,物资供应比较匮乏,大多数副食品是凭票供应的。因为供应有限,一定要手快才买到好质量的东西。所以,临近春节,家家都让几个孩子起早贪黑排队去买。
1962年:年夜饭是一年中最饱的一顿饭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年夜饭是一年中最好的一顿饭。不少老年人回忆道,“我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只有过年才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大米饭,还有饺子、猪肉。年夜饭的最大好处就是解馋。平时家庭主妇手紧得很,不肯多用一滴油,过年时,似乎一下子大方起来,年夜饭有炸丸子、猪肉炖粉条、红烧鲤鱼,还有香喷喷的大米饭,这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这时候的年夜饭上见不到绿色,过年能用冻芹菜包顿饺子就不错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年夜饭菜品变丰富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餐桌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市场品种渐渐丰富,蔬菜、瓜果、蛋、禽、肉类摆上了货架,冬天也可以买到相对便宜的细菜,这时候,人们的餐桌上开始出现了大棚菜,反季蔬菜逐渐热销,大白菜等冬储菜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市民朱先生说,那个年代,一到大年三十晚上,街道上就基本没有人和车辆了,家家都围坐在电视机前,包着饺子,看着春节晚会,其乐融融。
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参鱼翅上餐桌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凭票供应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市场经济的深入,集贸市场的恢复,使年夜饭菜肴的种类由贫乏走向丰富,人们的胃口也随之大开。 鲍鱼、海参、鱼翅开始出现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国外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上岛、捷农、迪欧、日本料理、韩国烧烤等也纷纷进军国内市场。
去饭店吃年夜饭成新潮流 。全家外出去吃年夜饭,已经是90年代的事情了,先是1992年,西单菜市场推出五种家庭套餐,每套50元至70元,回家简单一加工就是丰盛的年夜饭。到了1994年,人们开始外出吃年夜饭,而到了1996年,年夜饭也开始需要提前预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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