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岁走失儿童找到了吗（那些在地铁中走失的小孩是怎样被找回的）
地铁广播着一条消息：
钟＊＊小朋友，听到广播请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
广播重复了一次。它只播放了一位小朋友的名字，而并不其他任何信息，对比我们日常在电视或户外、电线杆上看到的寻人启事，我们只能期待那一瞬间的声音能够在拥挤、嘈杂的人群中溅起可贵的水花。
要知道，此时走丢的可是一个活人！一个活生生的可爱的孩子。
（2020年）10月3日18时许，国庆佳节之际，合肥轨道交通三号线火车站警务站接到群众求助称，自己四岁小孩在火车站地铁站走失。最终于19时许，当班警力在火车站进站口附近找到走失的小男孩。小孩妈妈当场对着值班民警哭着说：“孩子要是找不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在登记完相关信息后，小孩家人又一阵感谢后离开。（新安晚报）
这则对所有人格式一致的填词式广播寻人启事令人想到的是：孩子可能听不到，更也听不懂那则正在播放的寻找自己的广播。
我们怎么能确保那位被寻找的小朋友尽可能听到和能听懂广播中的语言？小朋友会敏感地听到这则包含自己名字的信息，理解话语的含义，知道谁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并去找到他吗？……
规范和秩序固然能让事情变得高效可能，但在某些实际具体的特殊场景中，却会既无法达到那被规范的行为的目的——它的出发点是良善的、公益的——也会让它显得呆板、僵化，映射出机构的不人性，可能导致一种无效的、不好的结果。
当然，制度的特性有赖于制定它的人。制度可以是良好的，但期待它是人性的，显然是不可能的。人性只在人身上，正如我们如何判定人一般。
我们也常说：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
关键的时候，人的主观能动性应该发挥作用。
10月1日13时左右，一名小女孩和妈妈在广州地铁市二宫站准备下车时，妈妈下车了小女孩却没能跟上，独自搭乘地铁来到广州南站。车站站务人员宋琳巡视站台时在车厢发现独自一人且神情慌张的小女孩，经询问，小女孩与妈妈走散了，“我不记得家人的电话，只记得妈妈的名字”，小女孩说着眼泪忍不住落下。
“别哭别哭，我们会帮你找妈妈的！”宋琳将小女孩带下车做好安抚并将情况马上报车控室，车控室值班员刘湘怡、麦倩文接到通知后知道小女孩妈妈一定很着急，马上通过广播寻人，在查看线网车站信息群时，得知市二宫站也正在寻找该名小女孩，多番努力后与小朋友妈妈取得联系。
14时，小女孩妈妈到站接回小女孩，她说：“当时一看她没跟我下车，地铁上人又这么多，真是急死我了，还好遇见了你们，太感谢了！”（广州地铁）
当我们面对一个家长丢失小孩，要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为了实现那个尽快找到孩子的目的，是否可以让播报语言变得“孩子的”，让小孩子最大可能地听懂；甚至，让熟悉孩子和孩子熟悉的父母家人来播报？那样一来，孩子不仅可能听懂那则寻找他的广播，还可能更容易识别它——因为，听到是听懂的前提。
和能顺利找到丢失的孩子相比，在人力所能及范围内稍作调整，难道不是好的和应该的吗？
当然啦，还有读者提示说：其实那广播是播放给那位可能丢失的孩子身旁的大人听的，期待路人能帮助那位孩子。
这也是有道理的。好心的大人，尤其那些本身就是孩子父母的人，会留心周围行为异常、独自张望的孩子。
很多孩子就是那样被重新领到他们父母身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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