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撤侨纪录片完整版(电影万里归途热映)
国庆假期,电影《万里归途》的热映,再次点燃人们的爱国热情。这部由张译、殷桃、王俊凯等主演的大片,是根据2011年利比亚大撤侨真实事件改编。
据新华社报道,2011年初,利比亚内战爆发,局势很快失控。暴徒们疯狂袭击中国工地,驻利中企停产。当时,约有3万中国人在利比亚,中国政府决定启动国家一级响应,把在利中国公民一个不少地撤回来。
这次行动中,中国政府共动用91架次中国民航包机、35架次外航包机、12架次军机,租用外国邮轮11艘、国有商船5艘,军舰1艘,历时12天,成功撤离中国驻利比亚人员35860人,还帮助12个国家撤出了2100名外籍公民,被认为是中国军事、经济、外交实力的一次全面展现。
↑2011年,撤离同胞准备登船 受访者供图
成都青年朱彤是“利比亚大撤侨”的亲历者之一。那年他25岁,是中建八局驻利比亚分公司的阿语翻译。暴乱发生时,他冒着枪林弹雨,把同事们接送到安全地带,并协助单位领导联系车辆,将上万同胞安全地送到班加西的港口。
“上万同胞,万里路程。这次撤离是一次集体行动,是我们的祖国、大使馆、希腊侨胞、中建领导以及当地阿拉伯朋友们共同完成的。”朱彤不胜感慨,“作为一个中国人,拥有这样一个强大而又负责任的祖国,我感到无比的骄傲、自豪与自信。”10月11日下午,在位于成都的家中,朱彤向红星新闻记者讲述了他在班加西经历的那些危险、紧张、温情、自豪的瞬间……
所在工地遭哄抢和火烧
“那一夜几乎无人入眠”
红星新闻:你是什么时候去的班加西,对那里印象如何?
朱彤:我从小在四川长大,在成都念的小学和初中。2005年,高中毕业后,我去了叙利亚大马士革留学。2009年毕业后,应聘到了中建八局海外事业部利比亚分公司,当阿语翻译。
↑朱彤 摄于希腊克里特岛 受访者供图
班加西位于地中海南畔,是利比亚第二大城市,距离首都的黎波里一千多公里。那时候的利比亚国内形势还不错,因为没有对外开放旅游,国内工业基础很差,所以自然资源保护得很好。我到班加西的第一印象是,风景很美,社会很和谐,有钱人也不少。
当时中建八局在班加西负责承建2万套住宅项目,分为两个工地,名为1号地块和2号地块。2号地块较大,位于班加西市郊,距离市中心十公里左右。
↑2号地块 受访者供图
我去的是2号地块,这个工地长约6公里多,宽4公里多,四周全用围墙围起来,里面有8000多名中国工人,又有中建八局下属的10家分公司,每个分公司负责一个项目的实施。我在隶属于局机关的搅拌站当翻译,搅拌站位于工地的后门,有5个管理人员、60多个工人。
红星新闻:发生暴乱前有什么征兆?当时工地受到冲击了吗?
朱彤:2011年2月17日,班加西街头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队伍,我的阿拉伯朋友说大概在5万到10万人。2月18日,游行队伍冲击了班加西监狱,放出了一些政治犯和流氓混混。
2月19日下午,游行队伍冲击了距离我们所在的2号地块只有3公里远的军营,军营里的武器库遭到哄抢,事态逐渐由游行转变为暴乱。暴乱前恰逢我们的春节,有3个管理人员正好回家探亲休假,当时只有我和会计同事从事管理工作,我们两个都二十来岁。
↑工人组织自卫 受访者供图
暴乱中,2号地块遭到哄抢。大概在2月20日晚上七八点左右,有人开车冲击我们的围墙,工人们抵着门不让他们进来。因为我会阿拉伯语,我出去和那些拿着AK47的人交涉,那群人看起来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左右,他们想要抢走工地的车。
为了避免人员伤亡,我们把车钥匙交了出去。那一晚,不止我所在的搅拌站和旁边的砖厂,整个2号地块都遭到哄抢和火烧,火光把整片天都照亮了,那一夜几乎无人入眠。
↑朱彤所在项目工地被暴徒纵火 受访者供图
为了避免遭受更猛烈的冲击,第二天早上,我们调动挖掘机把整个围墙附近,特别是靠大门有路的地方全部挖出类似于护城河一样的壕沟。
收到短信得知国家正商讨撤离
“我们心里有了期望”
红星新闻:除了这些,还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当时还遇到哪些危险的情形?
朱彤:因为搅拌站经常涉及沙石、水泥等大型材料的供应,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我们材料经理联络沙石、水泥,包括其他一些生产材料的采购、运输以及协调,所以结识了很多当地的供应商朋友。
↑公司在班加西项目示意图 受访者供图
2011年2月21日,领导给我打电话,委派我去把各个工地的女同胞、老弱受伤的人集合在一起,送到我们在当地的供应商朋友家中去避险。
当天,我往返了三次去工地接人。在接我们实验室孙主任两口子时,我刚走进2号地块,看到一群人开着皮卡拿着冲锋枪。我一瞬间就愣住了,心里很害怕,当时腿都软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心里告诉自己不能跑,因为一旦跑出去,他们一定会开枪射击。
于是,我鼓起勇气走过去,用阿拉伯语和他们打招呼。那群人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来接父母的。接着,他们用AK47抵着我的后背,两把手枪抵着我的胸前,一路用枪抵着我押送到砖厂,接出了孙主任两口子。
红星新闻:在那样动荡危险的环境下,想过怎么脱险或者怎样离开吗?
朱彤:说实在的,一开始没想过怎么离开,当时更多的是想怎么生存下去、怎样避免伤亡,因为那时觉得离开班加西、离开利比亚的希望很渺茫。
真正知道有希望离开是暴乱发生五六天后,2011年2月22日收到了公司发来的短信,内容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利比亚的局势非常关注,外交部、商务部和民航总局已经在商讨运输方案并与联合国等机构协调,请大家放心。
那条短信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从那以后,我们心里有了期望。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该怎样撤出去,除非自己有能力逃跑,但是要想带着这么多人一起安全撤离是不可能的。
后来得到的消息是,我们国家和希腊政府协商,从希腊包邮轮,把我们从班加西的港口运送到希腊的克里特岛和马耳他等国家。
在当地人帮助下组织运输车辆
“我拿着AK47与匪徒对射”
红星新闻:在收到短信后,你还做了哪些工作?期间遇到过什么困难?
朱彤:我们的人如何到港口,成了滞留在班加西的中国人最头疼的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没有车辆,局面已经混乱,白天到处哄抢、到处厮杀,晚上七点以后就开始宵禁。从工地到码头有十多公里的路程,如果走过去的话,路上会不会遇到不测和危险?
↑朱彤在动乱中写在衣服上的电话以及日记 受访者供图
有一天,我收到了我的领导——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司副总经理樊乃贤的短信,他说准备用车把工人运到码头。他还给我打电话说:“小朱啊,你在外面,组织车辆这个事就交给你来负责。”
说实话,这有点困难。当时,班加西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由各区民众自发拿枪组织宵禁,晚上七点半后禁止任何车辆和人通行。班加西共有一万八到两万中国人,这种体量的人数想在短时间里找到足量的车辆运输难度很大。
最开始,我去找我们的水泥供应商艾门,他们一个家族基本上都从事与建筑相关的工作。他给我们供应水泥,自己有十几辆大卡车,他的弟弟、小舅子、表哥分别在做沙石或拉钢筋材料的生意。
他同意把车借给我们,但是更棘手的问题是联系司机。艾门挨个给司机打电话但都被拒绝了,司机也不敢在这种特殊时期开大车,因为一旦大车被抢,自身生命安全也会受到威胁。打了一圈电话无果后,他带着我挨家挨户去找司机,请他们帮忙开车。
在去找司机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危险,我甚至还拿起了AK47自保。当时,艾门开着大卡车,他让我拿着枪坐在副驾上。我们开车经过一片比较荒凉的地方,看见前面有一道关卡。艾门闪了一下大灯示意,对方没有回应,他冲着车窗外喊:“我是阿拉伯人,我是利比亚人。”结果对方竟然向我们开枪。
我们怀疑那帮人是匪徒,但当时我们没有退路,艾门对我说:“陶菲克(我的阿拉伯名字),你坐稳,我们冲过去,如果对方向我们开枪你就还击。”
那是我第一次用枪,我把枪带子缠到我的手上。艾门开始狠踩油门冲卡,对方向我们的车射击,我立即把头埋下,把AK47架在车窗上,冲着窗外胡乱射击。整个过程大概不到一分钟,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射到人,所幸我和艾门都没有受伤。
红星新闻:最后车辆找齐了吗?当地居民为你们提供帮助了吗?
朱彤:其实前一天,我们找到了十七八辆车,这是远远不够的。很让我感动的是,第二天,有非常多的班加西人主动开车过来帮助我们。
↑朱彤称,当时就是用这种渣土车将同胞们转运至港口 图据新华网
当天早上可能五六点,工人就在主干道排起长长的队伍,准备撤离。当时是冬天,很冷,大家好多天没吃好没睡好,所有人都蓬头垢面的。
这种情况下,当地很多司机和老百姓都感到很自责,他们知道我们过来帮忙盖房子,为他们服务,所以很愧疚眼下发生的一切。
我发现拉人的车越来越多,到当天晚上应该有六七十辆。因为我们供应商的车是有标识的,后来有陌生的车辆也开过来,我还跑过去和他们交涉,害怕是坏人把我们的人拉到其他地方绑架了。结果发现他们是当地人,自发无偿地加入到我们的运输车队中,拉着中国人去港口。
在撤离的两三天里,陆续有周边的老百姓过来给我们送苹果、鸡蛋、矿泉水等。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和当地老百姓打交道已经四五年,大家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外交政策一直是温和、和平的,中国人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的是友好、和善的形象。
那天,当地人还往我们车上扔毛毯、被子。那个场面很感人,让我觉得人性的光辉是跨越国界的。
红星新闻:到达港口后,大家的状态和心情是怎样的?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场景?
朱彤:到达港口之后,大家看到了船,心情就放松了很多,登船的过程井然有序。感触比较深刻的是,在整个撤离的过程中,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利比亚当地的职能部门,都给予我们最大的便利和帮助。
↑班加西中建公司撤离示意图 受访者供图
在码头、港口、海关,中建八局的领导,包括很多接近退休、头发花白的老领导,两三天不睡觉守在港口。那段时间是2月,海边下着暴雨,他们都没有伞,就淋着雨看着工人登船。
我的领导樊乃贤,当时50多岁,整个头发全白了,还一直有胃病,淋着大雨在码头上看着工人一个个上船。我当时想去拿一件衣服给他披上,他一挥手说“不用”。
直到最后一个工人上了船,他说:“小朱,我们再回去计划下明天其他项目部登船的顺序。”后来,我又把他送回工地,他继续去开会。回国半年后,他就因为胃癌去世了。
徐州舰在地中海喊话
“那一刻觉得自己真正安全了”
红星新闻:在返程的过程中,哪一刻才真正放下心来,觉得自己回家了,不用再担惊受怕?
朱彤:在撤离到希腊的时候,我们的邮轮在地中海遇上徐州舰,大家都很激动,因为我们国家的军舰在给我们护航。
当时,徐州舰向我们所在的邮轮喊话:“请同胞们放心,我们一定会保证你们安全抵达目的地,祝你们早日回国,与亲人团聚。”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正安全了。
到希腊以后,我们完全不紧张了。据我所知,10天之内所有的人就被从希腊送回国。回国后,中建各个项目部的领导都在机场接人,如果是工人身上没有钱,他们就帮忙买回家的火车票或者飞机票,还给一些零花钱。
我想强调的是,这次撤离是一次集体行动,是我们的祖国、大使馆、希腊侨胞、中建领导以及当地阿拉伯朋友们共同完成的。
亲身经历这次撤离后,让我再次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作为一个中国人,拥有这样一个强大而又负责任的祖国,我感到无比的骄傲、自豪与自信。在面临枪林弹雨和生死抉择的时刻,中建领导、同事的选择和行动,让我敬仰。
红星新闻:回想起整个过程,尤其是在遇到危险的紧急时刻,那一瞬间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会想家吗?
朱彤:从我个人来说,首先第一个是害怕,当事件发生时,比如刚才讲的和匪徒对射,我当时脚都在发抖。但在这些事件过程,我倒不太慌乱,我会想一些办法去应付那些场景。
当那些危机时刻过去,比如说躺在床上,会感觉累和疲倦。为什么会感觉累?因为害怕,怕危机随时会爆发,未知的危险会到来,还会对眼下的事情感到焦虑,比如需要考虑去哪儿找车?去哪儿找药?去哪儿找水、找粮食?工地里又有人受伤需要接出来,你要冒着什么危险去把他们接出来?在那时,你只能想到眼前,甚至只能想到今天最多是明天,只能想一天一天活过去。
至于回家,在我们收到那条短信之前是没有想过的,可能在相对安全一些的状态下、在某个时刻可能会想起爱人、父母,但不会长时间或大段时间沉溺在这个感情中,从而影响到自己对当下的判断和决定。
红星新闻:回国之后有想过再回到利比亚吗?对利比亚和班加西的感情是怎样的?会后怕吗?
朱彤:说实话,很想念那个地方。我一直在想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去看一看,再去看一看那片土地和当时帮助过我们的人。我和艾门2019年时还通过电话,知道他一切平安。
↑在班加西港口,艾门及家人和朱彤道别 受访者供图
班加西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无人的海滩、碧蓝的海,在我眼里远胜过马尔代夫的海景。在没发生暴乱之前,我周末会和当地人一起去出海、钓鱼。农历春节的时候,当地的供应商朋友们还会专程来工地看望我们,给我们送水果和鲜花。
现在回忆利比亚,曾经抢劫过我们的那些人的面孔,我已经记不得了。但那些帮助过我们的、曾经和我们结下友谊,甚至在最后时刻给我们鼎力相助的那些人,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鲜活的。
如果那里和平了,我想第一时间回去和他们再见一面,看看他们还在不在、生活过得还好不好?
红星新闻记者 李文滔 实习生 李迎
责编 邓旆光 编辑 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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