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儿时居住地（记忆寻找过街楼）

今天这篇文章署名太阳翁媪，这是一对联袂行走“江湖”的老夫妻（文学、书法、旅游、摄影、篆刻、音乐、艺术等之湖）。翁者王普，工学博士，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研究员，退休教授。媪者赵伟力，副编审，退休前曾任文学杂志编辑，财经杂志主编。太阳者，一个太谷，一个寿阳。两位都是世家（以后我们会慢慢刊载他们的文章），都学有所长，都是咱们山西老乡。

今天这篇文章出自赵媪伟力先生。一对贤伉俪来记叙她情深意厚磐石蒲苇的父母，让人感觉着生活的无限美好（尽管时事那般艰难）。其余惊心动魄，您只管自己看来。

1旧事涌上心头，寻访我的出生地

此行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寻找我的出生地——重庆过街楼十号。

临行前老翁就在网上仔细查过了，在重庆一共查出三个过街楼，一个在解放碑附近，一个在歌乐山附近，还有一个在远郊县。听爸爸说他们住的地方在重庆市里，处于远郊的那个过街楼就可以排除在外了。那么，另外两个过街楼又会是那一个呢？

还是刚刚记事的时候，我在户口本上就看到我的出生地是重庆市过街楼十号。

记得还是在文革前，大约是六十年代初，爸爸曾去重庆出差，回来跟我们说：“我这次还去你们的出生地过街楼十号看了看呢，房子还是原来的老样子，我还被邀请进屋里和当时的住户聊了几句呢。”爸爸的这一席话更加深了我对自己出生地的记忆。

记得爸爸从重庆回来，还给我们带回重庆特产牛皮糖和花生糖，在那个连肚子也填不饱的年代，能吃到牛皮糖和花生糖，真是美的屁颠屁颠的啦！

2由于战乱，爸爸离家流亡

爸爸是山西太谷人，妈妈是山西徐沟人，我怎么就偏偏生在重庆呢？说来就话长了。

我爸爸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凭自己的勤奋和天分考上了太谷铭贤学校（现改扩建为山西农业大学）。

1937年家乡沦陷，铭贤学校决定转移到后方。当时家里考虑日寇横行，兵荒马乱，爷爷奶奶并不同意未成年的爸爸跟着铭贤学校到后方去，爸爸一来对当时的封建家长不满意，二来也不愿当亡国奴，便背着父母跟着铭贤学校离家出走啦。

他们一帮热血青年历经千难万险，辗转颠沛来到四川，在国立二中当了流亡学生。

由于战乱，爸爸离家后一直和处于沦陷区的家庭失去了联系，这也意味着失去了经济来源，幸好当时的国立二中是专门收留流亡学生的学校，校方管吃管住，即使没有经济来源，也能一直念到中学毕业。

记得八十年代末，国立二中的校友聚会，还给爸爸寄来一本校友通讯录，其中多是社会的栋梁和精英，还有许多名人呢。

3妈妈投奔亲戚，辗转重庆

妈妈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基督教家庭，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姥爷在徐沟开了一家医院。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姥姥和姥爷历尽艰辛把子女们都培养成了大学生，三舅、四舅也都成了当时晋中一带的名医，号称“三大夫”、“四大夫”。

抗战爆发那年，妈妈的哥哥姐姐们大多已经成家立业，家里只剩下八姨、妈妈，还有六舅、八舅。

山西沦陷后，日本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妈妈刚上初中正值豆蔻年华，出门都要在脸上抹上锅黑，根本无法正常上学。在此之前，四姨、六姨都是法国留学生，抗战爆发后她们都到了重庆工作，四姨曾当过杨虎城的翻译，六姨在新华社工作。

姥姥和姥爷念及这几个孩子的安全，商量后决定让八姨带着妈妈和六舅到重庆去投奔四姨和六姨。由于战乱，他们颠沛流离绕道到越南，又坐小火车经昆明才到达重庆，妈妈上了重庆清华中学，后又上立信会计学校，毕业后到了中央银行工作。

爸爸高中毕业以后也念了会计专科学校，毕业以后也到了中央银行工作，这才有机会认识了妈妈。

4历经磨难，他们相爱

由于八姨的牵线，爸爸和妈妈恋爱了。

可是当时四姨并不同意妈妈嫁给爸爸，四姨觉得爸爸就是一个流亡学生，虽然出生于名门望族，但由于战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并且远在千里之外也靠不上，再说爸爸只是一个银行小职员，既没经济基础，又没社会地位，配不上她如花似玉的小妹妹。四姨便要给妈妈介绍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官员。

但妈妈没有那么势利，她不听四姨的劝告，执意嫁给了没钱没地位的爸爸。他们在离银行很近的过街楼十号租住了一间木质小房子，在那里生下了我。

从小我就是一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马大哈。妈妈常说我是“屁眼大，屙了心，一辈子也长不大的傻闺女”。

她说她在怀着我七个月的时候，因为下雨，还得去银行上班，就坐了一个滑竿上山。因为雨大地滑，抬滑竿的不慎滑倒了，把怀孕七个月的妈妈从滑竿上摔下来，动了胎气，让我提前两个月来到了人世间。

每次我惹妈妈生气，妈妈都会念叨，你这没心没肺的，可能是先天大脑就发育不全吧！

提起这事儿，我就不禁联想到，我找的过街楼会不会在歌乐山附近呢，要不妈妈怎么会坐滑竿呢？

妈妈在重庆生了我后不久，抗战胜利啦！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胜利，给我起名伟利。

5生活艰辛，妈妈从未后悔

抗战胜利后，爸爸和家乡也取得了联系，才得知他走后不久，在阳泉煤矿当会计的爷爷患中风去世了，留下了孤儿寡母，在家里很受气。作为长子，爸爸想把他们接出来。

爸爸跟妈妈商量，妈妈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考虑到奶奶他们不适应南方的生活，爸爸妈妈就把工作都调到了天津。奶奶带着二叔、二婶、四叔、姑姑和小爷爷一块儿来到天津。

本来是双职工的小家庭，一下子又增加了六个人，除二叔已成年，来津后参加了工作，姑姑、四叔和小爷爷都还未成年，都得靠爸爸妈妈的工资来养活，在这种情况下，贤惠的妈妈也从来没怨言。

1948年天津解放后，我四叔参加了解放军。爸爸和妈妈带着奶奶、姑姑、小爷爷举家回到了山西，在一家纺织厂担任会计，妈妈因罹患肺结核，失去了工作。

当时我们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一大家子人靠爸爸一个人工作生活十分拮据。

就在这时，四姨到我家来看望生病的妈妈，并责怪妈妈：“看看你，自找的吧，当年我就不同意你嫁给姓赵的，你不听话，人家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一分钱的光也没沾上；现在这个地主出身的帽子你倒沾上了。当初让你嫁给新华社的老革命XXX，你连面都不见，现在好了，人家在北京当上大官啦！你现在后悔了吧”。

妈妈说：“我当时看重的就是姓赵的这个人的人品，我可没有你那么势利，我也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6不离不弃，无怨无悔

后来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由肺结核发展到骨结核，导致瘫痪在床。

爸爸怕把病传染给老人和孩子，他除了上班还一个人担负起照顾妈妈的任务，他每天下班后都要给妈妈擦澡、按摩，瘫痪几年，竟没有长上褥疮；困难时期，食物匮乏，爸爸把细粮都留给妈妈，每天变着法儿的给妈妈单另做饭，从来都不嫌麻烦；妈妈生性要强，总觉的她拖累了爸爸，念及妈妈的顾虑，爸爸对妈妈说话总是轻声细语，从来没见他对妈妈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耐烦，也没见过他们吵过架红过脸，他对生病的妈妈不离不弃，无怨无悔。

六十年代初期，妈妈的病更重了，她终未熬过三年困难时期，于1961年去世了，享年只有39岁。那年爸爸也才42岁。

从此，爸爸独自承担起抚养五个孩子的任务。当我们都长大了各自成家立业，我曾经劝爸爸找一个老伴，爸爸说，哪能找到像你妈妈那么好的人，我这辈子就一夫一妻啦。

爸爸于2008年去世，享年90岁。

7蓦然回首，在那灯火阑珊处

我们到达重庆的那天下午，就乘坐轻轨到解放碑游览，还一口气游了洪崖洞、湖广会馆。

在湖广会馆，我向看门的老人打听，问他知道过街楼在哪里吗？老人说，解放碑附近是有一个过街楼，不过都被拆了好几次了。我问大概在什么方位？老人说大概在会仙楼客栈附近。

第二天我们参加一日游去了大足石刻，第三天我们去了磁器口，从地图上查到磁器口离歌乐山不远，我和老翁商量，不妨去歌乐山去找找过街楼。可当我们游完磁器口，就累得走不动了，再说歌乐山那么大，上哪儿去找过街楼？

第四天我们去了武隆天坑地缝，回来就累趴了，第五天在宾馆休息了一天，晚上不甘心就这么呆在宾馆，老翁说我们去观夜景吧。

于是我们乘公交车来到了东水门长江大桥，准备步行到南岸观夜景。

在我们过长江大桥的时候，江面上风急雨大，把我的雨伞都刮坏了，雨水打湿了我的衣裳，冻的我连打了好几个喷嚏。老翁见状忙说，咱们不去了，冻病了就不合算啦！我也没坚持，我们就来了个向后转走。

刚转过身，“会仙楼客栈”的霓虹灯就映入了我的眼帘，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不是天意吗？

老翁一激动拿起相机就照下来。在会仙楼客栈的旁边还有一座高高的楼，楼顶上的大字是“重庆饭店”，老翁也顺手把它拍在了照片里。

8重温旧地，纪念爸妈忠贞的爱情

那么，到底我的出生地是歌乐山呢，还是这个会仙楼呢？到目前为止还是不得而知。

在回京的火车上，我们和一位邻座的老重庆人聊天，提起了过街楼和中央银行，他马上肯定地告诉我们，过街楼的位置就在会仙楼客栈那儿，就是在80年代最早的拆迁改建时，拆掉过街楼盖起的会仙楼客栈；而重庆饭店就是原来的中央银行，那一带曾经集中着十几家银行呢。

这位老重庆人就在银行系统工作，刚刚退休，他的话肯定不会错了。他的一席话让我恍然大悟，我的出生地肯定就在会仙楼客栈附近，因为它离中央银行很近。

那为什么我首先猜到是歌乐山呢，那是住在北京人的偏见，认为只有爬山才坐滑竿。到了重庆才知道，重庆原本就是山城，一出门就不停的上台阶下台阶，住在会仙楼客栈附近要去中央银行照样也要爬山坐滑竿。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出生地啦，虽然那里已经被拆过几次了。看着已经半旧的会仙楼客栈，我依稀看到当年爸爸妈妈和我共住的那间温馨的小屋，依稀听到爸爸妈妈那爽朗幸福的笑声；依稀听到我在爸妈的怀抱里咿呀学语的童音。

今年我已经七十岁啦，重温旧地，为怀念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也为他们忠贞的爱情唱一曲不朽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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