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以哪个城市为背景（真切具体的生活实感）
文｜叶缦汀
林家老大的儿子林光明出生当日，正是台湾光复之时，台湾脱离了日本51年的殖民统治。
林家有四子。长子林文雄，在基隆老家经营一家酒店，主理家中事务。
次子林文森是名医生，战时被日军征军南洋，从此杳无音讯。
三子林文良，战时被日军作为翻译征军上海，日军投降后回来已精神失常。
文良的疯病痊愈后，卷入黑帮勾当，被害入狱，家人想尽办法解救其出狱后，他已被摧残成废人。
老大文雄为救文良，卷入黑帮争斗被杀。
四子林文清，小时从树上跌落致聋哑，长大后在基隆开了家照相馆。
文清的好友宽荣是当时的进步人士。宽荣的妹妹宽美对文清颇为属意。
文清想与宽荣一起，但宽荣拒绝他的加入，让文清帮他照顾好妹妹宽美。
二二八之后台湾戒严，宽荣逃难途中被杀害，文清受牵连被捕，不知去向。
林家四个儿子，在纷乱的世局下无一幸免。最后只剩宽美一人抚养尚在襁褓中的婴儿。
台湾本岛的林姓一家人在战乱中经历悲欢离合，已遭受了心灵上的重创，满心期待即将到来的光明时代，不曾想是更为黑暗的现实。
这是获得第46届 (1989)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台湾电影《悲情城市》所讲述的故事。
真切、具体的生活实感晦暗年代下的一家人，故事来龙去脉像一条长河，掰开揉碎能排成至少50集的长篇电视剧，侯孝贤导演只用100个镜头。
侯孝贤说，“我希望我能拍出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
- 影片成片约150分钟，100个镜头150分钟，平均每个镜头1分半钟，这种长镜头的运用是侯孝贤电影的一大风格。
这是一种写实主义的美学思想，长镜头相对不间断的情节呈现，使观众感受到场景的真实。
这个由新浪潮教父安德烈·巴赞所倡导的长镜头理论学派认为，电影在艺术上的特征就是照相的延伸，强调电影的逼真性、纪实性。"当影片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
- 为表现真实性，影片中的角色操着各种不同的口音，这其中有闽南语、广东话、台湾方言、上海话和日语。
在影片的一开头，有收音机里播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声音，有女人生孩子痛苦的呻吟，有焦急的男人的说话声，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非常地真实自然，就像是记录一个真实发生的场景。
- 演员本色演出、表演自然。
梁朝伟饰演文清时才23岁，自带一种忧郁的文艺气息。尽管在很久之后又评论他把耳聋演成了哑巴（观影时刚开始我也误认为文清是哑巴），但在观影结束后，回想印象最深的镜头，就是文清转身时无奈、忧郁的侧影。不得不说，梁朝伟在片中的形象就是这部影片的基调：喑哑、灰调、哀伤、诗意。
饰演宽美的辛树芬，是侯孝贤偶遇发掘出的非职业演员，典型的淑女，本色化的演出清新如水。
演员陈松勇，演技比较生活化，常演黑帮角色，演起老大林文雄这个角色来得心应手。
片中宽荣一角则是由外形斯文的编剧吴念真客串，气质与角色非常地符合。
电影史上有一种强势的形态，就是经典好莱坞电影的叙述形式。这里叙事的剧情都是以人物作为因果关系的中心，通常故事发展下去的动力是欲望，而且大部分都在片尾有明显的结局。
而在经典传统叙事主流之外的电影，很多事情的起因并非有人物所引起，而是有更大的外力，比如社会规范、大自然力量使然。
《悲情城市》属于后者，在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之下，角色的命运是非常被动的。
- 客观叙述呈现剧情
用固定机位的长镜头和平视镜头的客观叙述呈现剧情，用深焦镜头透视出画面的纵深感。
这种保持一定距离的克制表达，使影片呈现一种冷静观照的历史感，也给观众留下思考的余地。
- 主观叙述增加故事深度
运用主观镜头让观众进入到角色的内心世界，呈现角色心理活动的情感深度。
例如：影片中文清出现的场景，总是比自然环境更安静的无声场景呈现，间隔以默片时代的字幕，让观众看到感受到就像影片中人物所看到感受到的一样。
宽美在小搁板上写日记时，观众听到的宽美声音的旁白，呈现所写日记内容，展露角色的内心活动。
- 框里的影像
影片中的影像总是有门框、窗棂将画面分割，人总是活动于框中，意在表现人在特定环境下的压抑、不得已。
- 诗意的呈现
侯孝贤说：“不能件件从头说起，则抽刀断水，取一瓢饮。”
“像云块的散布，一块一块往前叠走、行去，不知不觉，电影就结束了。”
这种跳跃式的段落叙事，结合多重叙事手法，让影片呈现出一种自由体散文诗的节奏。
略显暗沉的灰色基调，使整部影片的格调显出苍凉的历史感。
空镜头下，伴随旁白或字幕的九份山野外景，就像是一首诗歌段落间回的重复抒情。
写在最后：
《悲情城市》拍摄时，台湾刚解禁，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在此片拍摄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
直到影片荣膺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后，当局给侯孝贤发了150万台币的奖金，并决定以此片角逐第62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同年年底，该片获得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7项提名，最终夺得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男主角奖。
其后，候导接连又拍了《戏梦人生》与《好男好女》，这两部影片与《悲情城市》一起，被称为“台湾历史三部曲”。
侯孝贤导演语：“我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我认为自己正为所有的中国人拍电影，在这种态度下，我视自己为一名中国导演，而不是台湾导演。”
在《悲情城市》上映30年后，今天再来回顾这部电影，特殊年代里跌宕起伏的故事和诗意的抒情笔调依然令人动容，也让人对台湾的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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