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梁思成（人为本特辑饮冰室女主人）
饮冰室主人，众所周知是梁启超，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因此，从字面理解便可知这饮冰室女主人自然是梁启超的贤妻、梁思成的良母——李蕙仙。
梁启超、梁思成父子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画卷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们背后的女性却鲜有人知晓。殊不知，她的一生也是风华绝代、诗意纵横。
李蕙仙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合影
恐诸位陌生，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毕竟在我家我可能是最没有名气的那一位。各位安好，我是李蕙仙。我的丈夫是梁启超，我和他育有三个子女：长女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思成与儿媳徽因最有名气，是建筑学家；次女思庄，是著名的图书学家。（其余诸子女为梁启超与第二任王夫人所育）
我的父亲是顺天府尹李朝仪，堂哥是清末著名维新派大臣、“中国近代教育之父”李端棻（fēn）。我自幼承秉家学，熟读诗词，精通琴棋书画。彼时，任公才华横溢，堂兄甚是赏识，两人政见相通，欲以变法维新之举强国富民。
“中国近代教育之父”李端棻
初为人妻：治家有方，克勤克俭光绪十七年（1891年），我23岁，堂兄便介绍我与当时19岁的任公结为夫妻。嫁与任公后，我尽心操持家务，我完全不介意生活清贫，因为我与任公有着富足美满的精神世界，我们志同道合、相濡以沫。他的才气与见识令我折服，他所描绘的新新世界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自此，我便沉心学习新学，接触与探索新思想，在任公的影响下成为了旧时代的新女性，全力支持老师康有为与任公的“公车上书”和保国会，这才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业。
公车上书
初代校长：开启民智，兴办女学五年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我又随任公至上海，协助他创办《时务报》，用以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主张。任公把“兴女学”作为维新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提出，因此我在上海也没闲着，建立了女子学堂，并担任提调，也就是校长一职。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学校长。同时，我还与老师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等积极发起妇女运动，创刊主笔《女学报》。即使在社会普遍反对的情况下，我也尽心尽力地为女子学堂和妇女运动努力，步履维艰仍不改吾志，在半年之后却逐渐有了收效，学生增多，女学堂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江浙一带办女学的风气渐开。
很快过了两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历时百日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我们的维新主张就此陨落。现实非常残酷，堂兄被革职充军，发配新疆；任公为避险祸，出逃日本。我只能带着长女思顺回到故乡新会，后携公公和女儿避居澳门。境遇艰险，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虽甚是思念任公，但仍要主持家政，照顾老人，抚育幼女，也为任公解去后顾之忧。期间我与任公诸多书信往来，他很感动我的坚强与付出，称我是他的“闺中良友”。
四年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东渡日本与丈夫团聚。彼时，正是清末民初，国家处于时代的漩涡之中，我与任公共同见证了政坛、文坛的巨变。我们感受到了个人在时代面前的渺小，他处于低潮，情绪低落。我只能陪伴在旁，一直给他鼓励和支持，我相信此时的相守相依才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于是，在任公专心撰写文章之时，我默默陪伴，做他的第一个读者，也在他顾不上誊写的时候帮他抄录。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才气尽显纸上，我也充满了自豪。
十年后，已是民国，我随任公回北京，他担任了袁世凯的司法总长。回国后，任公组建进步党，欲成就一番大业。却未曾料想，很快袁世凯暴露了他称帝的野心，任公果断南下，与蔡锷将军等共同护国讨袁。为了不影响他，我便带着家人避居在天津租界。之后便是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任公也几经沉浮，终在1917年递交辞呈，结束从政生涯，把主要精力放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上。而我到了1924年，由于乳腺癌的复发，最终医治无效离世了，走完了我精彩的一生。
李蕙仙逝世后，梁启超悲痛地写下了《祭梁夫人文》。“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中，李蕙仙是这个时代的一位特殊的女性。她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助梁启超成大业，育梁思成变不凡；她出生在旧时代，却有新思想、大抱负，是妇女运动的领袖，是杰出的时代女性。
蕙质仙音，是她自己秉承的美德；波澜壮阔，是她自己写就的一生。
文 | 文以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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