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电影的真实故事（李安色戒是一部很悲伤的电影）

熟悉李安的影迷也许对这个故事不会陌生：1984年，从纽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李安当了六年的「家庭煮夫」。甚至已打包好行李，决心回到台湾。威廉·莫瑞斯经纪公司对他的毕业作品《分界线》产生了兴趣，认为他是一名大有潜力的导演，并和他签约。1990年，李安在筹拍导演首作《推手》的过程中得到了纽约独立制片公司——好机器公司的帮助。当李安表达自己缺乏拍摄资金时，公司的詹姆斯·夏慕斯说：「我们不是低成本影片之王，我们是无成本电影之王！」詹姆斯也成为了李安多部作品的制片人和编剧。随后，李安在「父亲三部曲」中展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对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思考。好莱坞的嗅觉是敏锐的，1994年，他们向李安递来了一张名为《理智与情感》的入场券。之后，李安以《与魔鬼同骑》和《冰风暴》中对美国历史和家庭文化进行了探索。在2000年的《卧虎藏龙》之后，李安在《绿巨人》中复现了「父子叙事」，以《断背山》讲述了永恒而悲伤的爱情故事。而《卧虎藏龙》《色，戒》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则从某种意义上是在利用好莱坞的工业技术和体系「回望东方」。李安曾如此评价张爱玲的《色，戒》：「它比张爱玲的任何一部小说都要更残酷、更美丽。多年来，她不断在修改这个故事。当我们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真正在『改编』这部作品，我们是在再现这部小说。小说中有多处王佳芝出演舞台剧的段落描写，她在演出后很兴奋，和朋友吃饭谈天的场景让我想起1973年在台湾艺专的时光，我也有过那些青春岁月。我意识到这种体验才是这部作品的核心，以及将小说转为电影的秘诀。」本篇访谈中李安谈到了创作影片的初衷，与演员的合作以及电影审查制度等话题。问：当你决定要拍《色，戒》时，你就已经知道自己将会涉足一些危险的领域吗？李安：是的。问：为何你知道这将会引起很多争议，还是决心来拍这部电影？李安：我觉得正是危险带来的刺激感吧，就是这种感觉让我想拍。拍完《断背山》之后，观众好像都很期待我的下一部作品，特别是亚洲的观众。我并没有考虑《色，戒》会不会被评为NC-17级或者观众接不接受的问题。关键是，在中国大陆拍摄——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将张爱玲小说里一些对女性性行为的描写变为事实，这是否有可能？我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比性爱更让我感到害怕，这取决于创作者的决心。

《色，戒》(2007)当我准备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找谁合作，也不知道怎么把握尺度。但是这个故事的主题——被压抑的人性，真的很吸引我，我并没有被它吓到。另外很吸引我的一点是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她和我都很像，都通过伪装来拍电影。通过扮演和伪装，这些角色相反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我为此着迷。总而言之，那段时间我手上的项目里，没有哪个比《色，戒》蕴含的情感力量更强，所以我决心把它拍出来。不过我也很担心。上周在台湾，首映的前一天我还在担心观众会有什么反应。我很紧张，焦虑得睡不着觉，那真的很痛苦。

问：你愿意谈谈那些露骨的性爱场景吗，这些场景似乎揭示了这些人物的真实身份？李安：这是一部我想拍的电影，我也想把那些性爱场面拍出来。我觉得这才是最顶级的表演，它必须真实。我的意思是，演员必须通过保持真实，才能获得那些质疑者的信任，才能生存下去。就像我，作为一个导演，我必须获得观众的信任。所以这是个好问题，真实还是虚伪，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观众为什么要来看这部电影呢，情欲又是什么？片名中的「色」在中文里也意味着颜色，它是你看到的一切，是生活的纹理，它不过是你自己的投射。你应该存有戒心，不要被欲望所左右。所以我想再一次说，这是一部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影片。即便以赤身裸体坦诚相见，他们仍然在表演。只要人物关系还存在，他们就还在表演。我觉得即便是面对自己，人们仍然葆有表演的一面。很难看清哪部分是真实的自我，哪部分不是演的。这也是个重要的问题，可我没有答案。

问：你是怎么决定这些性爱场面的拍摄方式的呢？李安：拍的时候我没有「做什么决定」，我只是拍下了每一种可能性。这些性爱场面我拍了3到5次，比成片看到的要多一些。我脑中有一个基本的结构，但我其实并不清楚它们会怎么结束，我最后会用哪个镜头。所以性爱场面的呈现方式是在剪辑台上定下来的。这是我和剪辑师之间共同的努力，找到其结束的方式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没完成之前，我不想做所谓的试映。我只给五六个亲友看过这些性爱场面的素材，每次都会剪3、4遍，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最后，我确信我想要这些场景，没有听从谁的指导。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可能有的人觉得它们太满了，有的人会觉得不够。不过我还是决定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没有在意太多的意见。

问：这个故事的哪些部分让你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李安：它是如此宏大，如此悲伤和深刻，以至于我也不知具体是什么打动了我。在我拍完了三场性爱戏后，我在现场见到了陈冲。我当时在情感上和精神上都显得有些迷茫，处于崩溃的边缘。那时我们得到的反馈是这些性爱场面没什么问题，都准备拆掉布景了。这时我拍了陈冲和梁朝伟的那场对话戏，整个进度才拍了三分之一，但我已经在拍整部电影的最后一场戏了。我的脑海里已经有了整个画面。那个场景里没有性，没有王佳芝，只是一个空房间。所以突然间我在情感上有点接受不了。出于某种原因，我感到很脆弱，而通常我在片场都是很冷静的。汤唯让我遇到了以前从没遇到的情况（笑），那就是暴露出自己的情感，我只是失去了它。所以，我不能确切地说，是什么击中了我。我花了差不多两个月才走出那个状态。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奇怪、非常紧张的电影。

问：你是什么时候读到这篇小说，并决定把它拍出来的呢？李安：大概是三四年前。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还有点奇怪，心想这是张爱玲写的小说吗？我喜欢她的作品。《色，戒》显得有些独特。所以我不得不把小说放在一边。当时我还没想过要把它拍出来，只是觉得在大陆拍这个故事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指的不是来自政府层面的压制，而是观众可能不会接受。后来我总是回想起这个故事，里面的很多细节一直萦绕在我脑中。我在拍《断背山》的时候总是想起《色，戒》。我觉得它好像在召唤我。在《断背山》的宣传期间，那是漫长而忙碌的六个月，我有了把它拍成电影的想法，但我也有担心和害怕。我先是把小说翻成了英文，然后给合作伙伴詹姆斯·夏慕斯看，问问他的意见，他当时在焦点影业。他当然没有过多去考虑女性性行为和战争背景会带来什么麻烦的问题。所以我决定拍这部电影。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忙于剧本的创作。

问：你有没有去采访那段时期在上海生活过的人，或者做一些特殊的研究？李安：我从小就对那段历史有过一些了解。这是一个被禁止讨论的时期。汪伪政府令两党感到尴尬，所以这段时期的故事不允许被拍摄，我从来没有真正在银幕上看到过那个时代。我只是从我父母那一代人口中隐约听说过，而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从小就会接受的。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抗日战争的光荣事迹和抗日军民的抵抗，但关于占领时期的知识却一片空白。所以我做了很多研究，阅读了很多史料，也采访了一些老人。

问：你是怎么选中梁朝伟这个老戏骨，又是怎么发现新人汤唯，并且让他们之间产生有趣的关联的？李安：汤唯的角色比较年轻。在故事中，她大概是19至21或22岁。考虑到这个年龄段，除了章子怡，当时没有其他的电影明星了，但我认为章子怡不适合这个角色。因此，我几乎立刻就决定必须用一个新人，我们筛选了超过一万名年轻女演员，最后才找到了汤唯。经历过阅读剧本和面试，我定下了汤唯，当时她还默默无闻。

我觉得梁朝伟是我们找到的最好的人选，他大致上符合小说中易先生的形象，而且和汤唯的年龄差距还没有那么大。在《理智与情感》中，19岁的凯特·温斯莱特还和36岁的资深演员艾玛·汤普森共同出演了一对姐妹呢。作为演员，汤唯和梁朝伟都很敬业，来到我面前问我想要什么样的表演。尽管梁朝伟有很多表演经验，但这次和他的合作更像是让他丢掉一些过去的经验，然后扮演一个和他截然相反的角色。

他是一个伟大的演员，所以我所做的是将足够多的信息给到他，不断地启发他，一遍又一遍地排练。至于说汤唯，我觉得她是个有天赋的演员，作为导演，我不觉得和她很难合作。她每一次给到的镜头都不一样，让我感到意外。这跟梁朝伟很不一样，他从第一遍到第十遍都很好，而且在一种演技中不断打磨。汤唯却总是在不同的状态里切换，不会那么集中注意力。这需要导演和演员之间耐心地磨合。感谢梁朝伟，我觉得没有哪个导演不想和他合作吧。例如在酒馆唱歌的那场戏，梁朝伟可能哭了，所以我先拍了他的表情，他在努力克制自己的心情。然后再去拍了汤唯唱《天涯歌女》的戏份，为了让她唱出来，梁朝伟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和他说没有必要这么做，这在表演上有点过了，但他说自己一直在积蓄着这一次次眼泪。那场戏我们拍了13条，他每次都哭得越来越有感情，越来越凶。他是那种专业、投入的演员，他给这部电影带来了太多。

问：汤唯的身上是不是有很多压力？听说她在拍摄过程中曾一度晕倒？李安：是的，那是在他们在后座上挣扎的那场车戏之后。那是一种情绪。有持续的压力。像汤唯这样的演员，需要通过这样的角色中让整部电影丰富起来，我几乎每星期都要让她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必须给她压力和批评，让她不断突破自己。对她来说，这就是拍摄计划。所以，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挺过整个过程的。问：你愿意为了在中国大陆上映，而去删减影片吗？李安： 我觉得这部电影能在大陆上映，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他们能够允许电影完全按照我的意愿去拍，这简直是个奇迹。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其他看过这部电影的大陆导演对我说，只有你能拍这部电影，其他人都拍不了。即便是作为导演同行，他们都没有办法。

我还是觉得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到处都能看到这部电影的信息。大陆的观众可以飞到香港或者洛杉矶来看它，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来看完整版本的影片。而实际上，只有性爱和刺杀的场景必须被剪掉，他们和我说这是因为没有分级制度。这就是真实的情况。问：很少有导演能像你这样优雅地跨越国界。你能谈谈华语电影的现状，以及你在让华语电影获得国际知名度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吗？李安：我觉得华语电影的现状自有其模式，但是我担心的是其持续性。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面临的复杂情况。我觉得很多导演像我一样，都选择了更加商业化、更宏大的主题，比如吴宇森和张艺谋，走向了国际。但这么一来，正是为了保持独特性，所以我们都需要向某种品味妥协——好莱坞也是如此。好莱坞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美国观众，它面对的是全世界。就像香港电影业面对的不仅是本地观众，还有整个台湾和东南亚市场一样。所以你在失去某些东西的同时，却能通过这样一部具有亚洲特色的电影取得进步——我所做的努力就是在将观众拉回东方的叙事中，如果可以慢慢地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最理想的了。

当下的电影状况下，有些人比较成功，有些人不成功，我不能说现在的模式很完美，但它在进步，因为电影业需要长足的发展，而华语电影市场又有很大的潜力——说中文的人比说英语的人要多上四倍。当然，审查制度、导演创作和市场之间的良性关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因为我们在过去曾如此深刻地否定过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像西方那样自由、自然地发展。电影的类型和观众的观看习惯都没有完全形成。整个环境还没有那么健康，常常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在这个极端的一头，是一些像我刚刚提到的几名导演，另一端是一些独立电影人拍的低成本的影片，比如去年刚刚凭借《三峡好人》获得金狮奖的贾樟柯，但毕竟这是一部艺术片，所以没有什么观众。我觉得华语电影市场应该以一种健康的方式继续发展——更多的自由度、创造力、电影人和观众之间的沟通——以华人的方式获得一种共同的电影语言。

我们不能一味地迎合好莱坞的口味，那是行不通的。但有时却不得不那么做，因为好莱坞已经建立了如此有效、共同的电影语言。一切都需要时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我肯定是其中的一员，只不过显得有点奇怪，因为我既在局中，又像是一个局外人。我觉得我是一座桥梁。问：获得了奥斯卡奖之后，行业是否改变了对你的看法？李安：是的，当然。但是回到大陆拍摄这部电影，无论如何他们总是非常支持我，对我所做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我觉得这都是奥斯卡奖的影响力带来的。他们的帮助让我的梦想得以成真。比如上海电影制片厂曾经很难谈下来，但是在拍《色，戒》的时候，我说我找不到理想中的街道，于是他们就搭起了两个街道。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布景——我想要的任何场景，他们都尽力而为，赴汤蹈火。某些东西让我拿到了奥斯卡，而得奖之后我可以去追求更多。我认为如果人们了解了你的雄心，他们会尊重你的努力。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不是想靠这部电影来赚钱，而是有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问：听说你在拍完《绿巨人》之后想过退休，这是真的吗？李安：我只是累了。我当时在和制片厂抗争，想让他们按我的方式来拍，我在与漫改电影的惯例和制片厂的条条框框抗争，有很多的委屈。这很累，身体上也很难受，特别是在《卧虎藏龙》之后。我确实休息了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非常沮丧，我不知道我的生活该怎么办，我想我不能停止拍电影。我必须回来，就像你从马背上摔下来时，你想再爬上去一样，否则你就永远回不来了。我还必须面对我的孩子，我已经40多岁了，我在想：我应该为自己的孩子树立什么样的榜样？所以我不能这样做。

我想到了三年前读到的个短篇小说（《断背山》），它像是在对我说：「不可能有人把它拍成电影......」（笑）所以我选择了它，我觉得肯定会有人喜欢这个故事的。我真的很享受拍《绿巨人》，拍的过程中我非常真诚。但他们像推销《蜘蛛侠》一样去包装这部电影让我很难受。所以我想拍一部规模小一点的电影，放松一下，所以实际上《断背山》帮助我从那个低谷中恢复过来。当我不工作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的生活，我会变得非常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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