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史的研究方法（情感史研究的兴起是跨学科交流的一个结果）

【学界新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建立情感史的书系，其宗旨是引荐当代世界高质量的相关论著，为读者提供选题新颖、内容扎实、译文流畅的作品，以助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推动和扩展情感史这一新兴的历史研究流派。本书系的计划是在今后的数年中，每年精心挑选和出版数种相关著作，以飨读者对情感史这一研究领域日益高涨的兴趣。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情感史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学术界首次接触“情感史”这一名称，与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济南的召开，大有关系。素有“史学界的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每五年才聚会一次；2015年是该组织首次在欧美之外的地区集会。该次大会的四大主题发言中，包含了“情感的历史化”这一主题，十多位学者济济一堂，发言持续了整整一天。这是情感史在中国史学界的首次亮相，而情感史能列为该大会的四大主题之一，也标志这一新兴的研究流派已经登堂入室，成为当今国际史坛最热门和重要的潮流之一。

值得重视的是，自2015年至今，虽然只有短短六年，但情感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论著层出不穷，大有席卷整个史坛之势。这一蓬勃发展的趋势似乎完全印证了美国情感史先驱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在2010年所做出的预测：“情感史的问题和方法将属于整个历史学。”德国情感史研究的新秀罗伯·巴迪斯（Rob Boddice）在其2018年的新著《情感史》一书的起始，也对该流派在今天的兴盛发达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在过去的十年中，情感史的论著出版和研究中心的成立，其增长数字是极其惊人的(astonishing)”。那么，情感史研究的吸引力在哪里？它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什么特征？情感史与历史学的未来走向又形成了什么样的关系？我不揣浅陋，在此对上述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梳理（此篇导言基于笔者在《光明日报》理论版2020年9月7日发表的“情感史的兴盛及其特征”一文），也借此说明一下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这一书系的意图和意义。

以当代世界历史学发展的走向而言，大体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趋势，并没有一个流派能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于是，一个新兴史学流派的勃兴，往往需要兼顾其他相关的研究兴趣，同时又要与历史学这一学科关注的主体对象相连。情感史这一流派的兴起和发展明显带有上述特征。以前者而言，情感史与其他新兴的学派，如妇女性别史、家庭史、身体史、医疗史以及之前流行的新文化史和社会史都有密切的关联。而以情感史的研究与历史研究的主体对象的关系而言，或许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一书。此书作者是当代著名史家林恩·亨特（Lynn Hunt），以提倡新文化史而闻名遐迩。她在2014年写作此书的时候，指出历史学的未来走向，将就“自我与社会”（self and society）的关系展开进一步的探究。这一观察，似乎卑之无甚高论，因为自古以来，历史书写便以人的活动为对象，而人的活动之开展，又必然以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为舞台。但其实不然。亨特认为历史学的未来将是：“自我领域与社会领域会相得益彰，同时向外扩张”。她的言下之意其实是，自20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在扩张社会领域的方面，从社会的结构来分析人之活动如何受其制约和影响，已经获得了相当显著的进步，而现在的需要是如何深入扩张自我的领域。当今情感史的兴盛及其巨大的吸引力，正是因为其研究朝着这一方向，做出了深入全面的探索和耳目一新的贡献。

自古以来的历史书写，的确以人为主体，只是最近才有不同的尝试（如动物史、“大历史”、“后人类史学”等）。但若借用约翰·托什（John Tosh）形容男性史研究的话来说，那就是人虽然在历史著述中“随处可见”，但其实却往往“视而不见” （everywhere but nowhere）。这里的“视而不见”，指的是一般的史家虽然注重描述人的活动，但却对人的自身也即亨特所谓的“自我”，没有进行深入的探求。更具体一点说，人从事、创造一些活动，背后由什么因素推动？是出于理性的考量还是情感的驱动？由于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曾流行心理史，在这一方面有所探究，而心理史也与当今流行的情感史，有着相对密切的联系，但同时情感史又对此做出了明显的推进。心理史虽然注重人的心理活动及其成因，但其实对后者没有更为深入的考察。而情感史的研究则指出，人之从事活动，既为心理学所重视，也与生理学相关，也即人的自我，由大脑和身体两方面构成。而且这两方面，并不是分离独立的，而是密切相连的。举例而言，我们看待史家治史，以往注重的是评价他（她）写出和发表的著作，也即注重其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其从事研究的起因和过程。即使我们研究、解释其从事研究的缘由，也往往只简单指出其对学术的兴趣和热诚或者学术界的外部要求和压力等，停留在常识、表面的层面。但问题是，如果学者从事研究出自其兴趣和热诚，那么这一因素是如何形成的呢？而在研究、写作的过程中，他（她）又经历了什么心理和情感的起伏波动？这些都是情感史关注的方面。这些方面与当今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新动向，关系紧密。譬如21世纪以来，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情感的转向”，那么在情感史及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个称之为“施为的转向”（performative turn）。这里的 “performative”是动词 “perform”的形容词，而 “perform”一般理解为“表演”、“做”或“执行”等行为。所谓“施为转向”，便是要强调在哲学层面上打破主、客观界限和形而上学传统思维的意图，因为“表演”“执行”和“施为”等行动，既有行动者本人又有其行动的对象（例如表演时的观众和听众；作者、史家著书立说所面对的读者等），因此这些行动将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两者之间并无法分开、割裂。

换言之，情感史研究在近年十分流行，与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的新动向，有着紧密的关联、产生了密切的互动。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思潮，基于一个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前提，譬如主观与客观、人类与自然、心灵与事物、大脑与身体、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区别与对立，而战后的学术思潮，便以逐渐突破这一思维传统为主要发展趋势。福柯对疯狂的研究，尝试挑战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理所当然的界限，由此而启发了身体史、感觉史、医疗史的研究。情感史的开展既与性别史、身体史、医疗史相连，同时又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如同上述，情感史同时注重身体和大脑两方面，因为情感的生成和波动，牵涉两者。比如一个人脸红，可以是由于羞涩，也可以是由于紧张或愤怒。情感是身体反应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表现同时又与大脑活动相连，两者之间无法区别处理，而是互为因果。同样，一个人微笑——嘴角两端上翘——这一身体的动作，也同样包含多重层面。微笑可以表现一种愉悦的心情，但又无法一概而论，因为有的人由于尴尬或者心里不安甚至不悦，也会微笑对待，当然这里的“笑”是否还称为“微笑”，便有待别论了。事实上，情感表达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情感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上面的两个例子既能说明情感史研究的理论基点，同时也有助显示其兴盛的多种原因，因为如果要研究人的脸红或微笑，可以采用多种的方法和不同的视角。情感史的研究的兴起，本身是跨学科交流的一个结果。比如神经医学的研究进展，便部分地刺激了情感史的研究；神经医学家会主要考察脸红和微笑与脑部活动之间的关系。受其影响，一些科学家希望能通过考察人的脸部表情来精确测出人的心理活动（如测谎器的制作和使用），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则往往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人的身体活动表征，虽然有先天（nature）的一面，但更多是习得（nurture）的经验，至少是双方（生理学、神经学vs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互动的产物。这个认识既挑战了近代的二元论思维，也成为当代情感史领域从业者的一个共识。

情感史的研究近年能获得长足的进步，与上述这一共识的建立有关。而情感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又主要具有下列特征。首先，如果承认身体活动同时具有生理和社会的属性，那么学者可以就此提出许多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如两者之间何者更为重要？是否相互影响？是否因人而异，也即是否有人类的共性还是各个文化之间会产生明显的差异？其次，通过身体动作所表现的情感，与外部环境抑或人所处的社会形成怎样的关系？比如一个人愤怒，是否可以随意发泄还是需要受到社会公德的制约，表达的时候有否性别的差异，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从而展现出情感的历史性？再次，情感与语言之间也形成了多重的关系：一个人情感的波动是否由于语言引起，而波动之后是否选择使用某种词语来表达，然后这些语言表述有否文化之间的差异。历史研究以过去为对象，所以情感的研究，通常需要使用语言文字记述的材料，因此如何（重新）阅读、理解史料，发现、解读相关情感的内容，也就十分必要。最后，情感史的研究又常常需要走出文字材料的束缚，因为人的情感起伏，也会由于看到一座建筑物、一处风景及一个特别的场景而起，此时无声胜有声，语言文字不但无力表达，甚至显得多余。总之，情感史在近年的兴盛，综合了当代史学发展的特征，在理论上与整个思想界的发展走向相吻合，在方法上则充分展现了跨学科的学术趋向，不但与诸社会科学交流互动 ，亦常常借助和修正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情感史的兴盛展现了当代历史学的一个发展前景，而其新颖多元的研究手段，也对培养和训练未来的历史从业者，提出了崭新的要求。本书系的设立，希望能为中国史学界及所有对历史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份新鲜而独特的精神食粮。同时我们也衷心希望得到读者的积极反馈和宝贵建议，以便更好地为诸位服务！（注：本文系“光启·情感史”书系的总序，现标题系编者所加；本文作者王晴佳系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