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人类学（殷墟人种的DNA之谜）

一、原殷墟考古队队长的困惑

　　2020年6月23日，中国考古网转发了原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殷墟人骨DNA和殷墟人种问题我想说几句》。这篇文章谈到了出土于殷墟黑河路的人骨为所谓“西亚人种”的问题。

中国考古网（截图）

　　对于这个基因检测结果，唐际根先生表示充满疑虑，并声称他不大相信“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他的理由是，从殷墟发掘出来的各种“商代人像”来看，没有一例是“西亚人相貌”或者“高加索人相貌”。

　　唐际根先生谈到的这些材料，笔者至今未见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有人就此发表专题研究论文。我想，这可能与学者眼中的所谓“材料不足”以及基因材料本身具有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有关吧。所以，唐际根先生提到了应该启动“商代人骨基因工程”。

殷墟头盔和面具（殷墟博物馆藏）

　　对于中国学者的这种态度，我们一方面可以理解为稳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因学科细化而造成的研究壁垒抬高有关。也就是说，就后者而言，要解决所谓殷墟出土“西亚人种”骨骸的问题，其关键未必就是如唐际根先生说的需要重新设计这个基因测试项目（当然，增加检测数量是必要的，重新评估测试项目也并无坏处），而更关键的或许是要增强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以便了解同一概念在跨学科使用时其内涵是否存在偏差。

　　事实上，存在这种偏差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是因为基因数据实际上显示的只是该检测样本的分子遗传学属性，而所谓的“西亚人种”或“高加索人种（也称白色人种）”等概念显示的则是体质学属性。显然，根据分子遗传学概念来推导体质学特征，这本身就存在逻辑陷阱。

属于蒙古人种的白马藏族和属于小黑人种的阿伊努人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从分子遗传学角度看，我国的白马藏族主要属于高频的D系单倍群人口，高频的D系同时也存在于日本阿伊努人当中。[1]但是，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阿伊努属小黑人种，而我国的白马藏族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可见，分子遗传学概念与体质学概念并不能简单联系。

二、殷墟人骨的体质学和分子遗传学特征

　　由于唐际根先生这篇文章没有提供那个所谓“西亚人种”的具体基因类型，因此本文无法就此谈得更多。但综合其他材料来看，殷墟存在与“高加索人种”密切相关的基因类型是完全可能的，但那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得出殷商民族就是高加索人种这样的推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有关殷墟人骨的体质学和分子遗传学材料。

（一）殷墟人骨的体质学特征

　　美国人种学家库恩（Coon, C.S.）认为，殷墟祭祀坑人骨存在类似现代白种、黄种或黄白混血的人种成份，中国学者杨希牧在历经数年对殷墟祭祀坑头骨进行测定后，将殷墟人种群分为了五类，即古典类蒙古种、海洋类黑种、高加索种、爱斯基摩种和所谓“小头小脸”的未确定类型。韩康信教授在主张殷墟祭祀坑人骨以东亚类群为主要种族的情况下，也指出殷商人不可避免或至少部分地受到了周邻异类种族的影响。[2]

殷墟M260墓道中的头骨（图源：Gting）

　　201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银运、吴秀杰、刘武等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2000-3000年前的上古时期和中古时期，从西北地区的新疆、青海、宁夏直到中原地区的殷墟，“西方基因”已经在我国多个地区人群中存在。其中，新疆地区的“西方基因”混入程度最高，这种混入程度自河西走廊由西向东呈现着逐渐减弱的特征。[3]

每一人群欧洲人种特征平均出现率（图源：《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3期）

（二）殷墟人骨的分子遗传学特征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从大司空遗址墓葬区选取了出土时保存完好的6例个体样品送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这6例样本分属于四个不同的单倍型类群，D4、Z、N9a、D、D5、B5b。同时，研究报告列出了这些单倍型共享序列的分布及数量，并绘制出了示意图（表如下）。[4]

殷墟大司空单倍型共享序列的分布及数量（图源：《华夏考古》2018年第4期）

　　正如研究报告所说，基因检测的结果表明殷墟人群来源是多元的。从报告提供的《基因共享人群分布示意图》可以看出，与殷墟人群基因具有共享关系的人群分布已经大大突破传统意义的中原地区，而是广泛分布在东亚各地甚至是中亚地区，并且特别密集分布在中国南方。这个结果提醒我们，研究殷墟应当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并需要注意殷墟与三星堆、盘龙城、新干大洋洲等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关系。当然，这个部分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殷墟大司空单倍型NO.4共享人群分布示意图

三、从殷墟的分子遗传学资料看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民族多元化特征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考古材料来看，这种民族的多元化至少在中华文明起源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文明是由人类创造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研究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那些古代民族。这个问题看上去没有争议，但是一旦与历史文献交锋，出来的问题就实在太多了。而所有的这些问题汇集在一起，关键就在于如何认识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问题。

（一）当今中国学术界认识“古代中国”的两种标准

　　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在如何认识古代中国的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标准：一种是以古代文献的记载为依据，另一种是以当代中国的版图为依据。

连环画《司马迁》

　　前一种标准，其特点是信奉《史记》记载的历史体系，把夏史或者黄帝部族的兴起作为中国文明的开端。由此我们看到，当二里头被确定为夏都时，中国文明便陷入了被压缩到只有3000多年的尴尬。同时，对于应该如何去评价在五千年前已经兴起并被世界知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称为可媲美苏美尔的良渚文明，[5]这些执着于《史记》体系的学者往往也显得手足无措，从而最终落入“中原中心观”的窠臼。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基于“文献本位”来寻找中华文明的做法过于狭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长城学者易建平才特别指出：

　　我们只有跳出“中原中心论”，不仅仅看到中原，而且放眼全国，放眼东北的红山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北方的石峁遗址、东方的两城镇遗址、西南的宝墩遗址、中南的石家河遗址、东南的良渚遗址等等，才能够找到完整的中华文明源头。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在中原，而且是“满天星斗”式地散布在早期中国的许多地方。近来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都认为良渚文化时期的中国已进入文明时代。这一下子将中华文明推到了五千年之前。如果大家继续坚持中原中心论，又怎么可能接受良渚文明？怎么可能打破困境来证明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呢？[6]

良渚式玉琮的分布

　　易建平研究员这里所提到的中国，实际就是跳出了以《史记》为代表的传统“中原中心观”而以当代中国版图为标准的中国，也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认识古代中国的第二种标准。从研究中华民族史的角度来说，无疑我们应当使用这种标准。因为，这既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也更有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成员在中国文明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水乳交融关系。

（二）学术界在先秦史研究中存在的两个认识问题

　　以本文为例，唐际根先生对殷墟出土的具有“西方人种”特征的材料之所以存有疑虑，我认为这反映了目前学术界在先秦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的两个认识问题：第一，历史上曾出现的“文明西来说”对于中国学人的心理冲击并未全然消除；第二，对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多元化特征认识不足。对于这两个问题，我认为关键在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中华文明是由多个区域文化或区域文明逐渐汇流而形成的，这当中有个别区域文明从域外吸收营养成份是完全正常的。显然，中华文明的区域文化所拥有的域外文化成份并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西来的证据。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中国早期青铜文化分布图（图源：《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2期）

　　第二，构成文明的要素是多元的，这当中有个别文明要素学习和吸收了外来成分也是正常的，同样这也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西来的证据。这里最典型的就是青铜器。根据林梅村等学者的研究，我国青铜文化的兴起受到了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东进的强烈影响。[7]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青铜文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工艺、材料、技术等多个方面都拥有自身特色。

新疆古代欧罗巴人种各类型的迁徙与分布（图源：《现代人类通讯》2007年第1卷）

　　第三，研究表明，与高加索人种基因联系最密切的是R1a1和J2等单倍群在青铜时代已经出现在我国境内。[8]同时，有关研究资料显示，我国多个现代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甚至也包括汉族均含有频率不等的R1a1基因。[9]因此，这说明从青铜时代开始直到现在，R1a1基因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拥有的遗传特征之一。

　　但需要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主体遗传特征是东亚常见的O系，因此，中华民族成员中带有一些所谓的“西方基因”，这也构不成中华民族西来的证据。由此可见，即使殷墟出现所谓的“高加索人种”基因，我们也只需要将之视为中华民族具有多元性特征的一个材料，完全可以客观地研究它，而不必大惊小怪。

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多元”和“一体”的关系问题

　　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中，要彻底在心理上突破“中原中心观”的障碍，讲清楚“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十分重要。

　　“多元”和“一体”是具有辨证关系的两个方面。讲清楚多元，是为了更好地实践以人为本，肯定各民族在创造中华文明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讲清楚一体，这既是尊重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中国各个民族成员应有的义务。总之，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多元”和“一体”两个方面不是对立的，而是实现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成员之间双向认同的统一体。作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者，在这方面理应有所担当。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学术界对于西部具有黄白人种过渡特征的族群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这当然与这项研究本身涉及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分子遗传学、人类学等大量学科而造成的研究难度有关，但这不应当成为我们懈怠的理由。

　　在近现代时期，一些西方学者曾对我国的许多边疆民族展开持续深入的研究，以至现在我们要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时，也不得不面对这些外国学者的大量研究材料。由于这些学者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往往脱离不了西方立场，而东西方文化本身存在巨大的历史背景差异，在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不足甚至缺位的情况下，这便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的学术生态甚至国家安全形成巨大冲击。

　　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藏学研究中的象雄源于“伊朗”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再比如“吐火罗”这个概念，在古代的汉语文献中原本就是一个历史地理学概念，有时也作为古代民族概念使用，并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夏”具有密切联系。而晋南地区的大夏更涉及中国文明形成研究中的夏族起源、夏史研究等核心问题。然而，随着近代所谓的“吐火罗语”卷子的出土，吐火罗概念又转而被作为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概念而运用到了西域史研究中，从而为吐火罗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而造成这种混乱的一个关键原因，就与西方学者试图寻找“印欧语源头”、“欧罗巴人种源头”的因素不无关系。

所谓的吐火罗语卷子《弥勒会见记》

　　吐火罗（大夏）问题不仅是涉及到所谓印欧语起源的问题，更涉及到早期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面对这种学术现状，中国学人没有理由等待和回避。由于类似吐火罗的这一类研究，由于历代中国学者参与者相对较少，因此进入这些领域的中国研究者完全有必要对这些研究中涉及到的一些关键概念的逻辑起点、概念内涵进行重新审视，以防掉入隐藏在这些概念背后的文化陷阱中。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应当敢于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重新定义甚至重新命名。需要明确的是，对这些概念进行重新定义或命名，目的不应是为了独占学术话语权，而应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流和跨学科研究时进行更有效地沟通。

　　总之，在中华民族研究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太长的路需要走。我们应当深切地认识到，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不仅要重视传统文献的利用，也要重视从考古材料的角度去发现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各个民族的历史，而这些研究原本就应当成为中华民族探源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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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辉，金力编著：《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 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61-363页。

[3] 张银运，吴秀杰，刘武：《中国西北地区古代人群头骨的欧洲人种特征》，《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3期。

[4] 曾雯等：《2004年殷墟大司空遗址人骨线粒体DNA研究报告》，《华夏考古》2018年第2期。

[5] 科林·伦福儒：《中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6] 易建平：《扩大视野，科学探索“最早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29日第5版。

[7] 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中国》，《考古与文物》2016年2期。

[8] 陈致勇：《再论丝绸之路古代种族的起源与迁徙》，《现代人类学通讯》2007年第1卷。

[9] 李辉，金力编著：《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250页。陈致勇：《再论丝绸之路古代种族的起源与迁徙》，《现代人类学通讯》2007年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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