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到底是汉族人还是蒙古人（日本人的蒙古情结）

在日本料理中，寿喜锅堪称“人气担当”。据说在银座、六本木这样的商业区，吃一顿“靠谱”的寿喜锅，人均要1000多人民币。

因为这些高档餐厅寿喜锅选择的食材，是有着“国宝”之称的日本和牛。

寿喜锅

有趣的是，日本人的火锅中，有牛肉、猪肉，甚至马肉和鹿肉，却很少见到羊肉的身影。原因很简单，羊肉浓重的膻味，让明治时期才“自由吃肉”的普通日本人避而远之。

不过，北海道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全日本每年几万吨的羊肉消耗量（猪肉、牛肉都有数百万吨），一半以上都来自这里。

他们不仅喜欢吃羊肉，还“开发”出了一道“霸气侧漏”的“本地特色”——成吉思汗烤肉。

成吉思汗烤肉

除了“成吉思汗烤肉”，“成吉思汗盖浇饭”也是当地特色。

成吉思汗盖浇饭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北海道与蒙古“毫不相干”，但北海道人为何研发了一系列“成吉思汗料理”？我查了一些资料，跟大家简单聊聊。

“源义经”与“虾夷”

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要从源义经开始讲起。

他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悲情英雄”，与同父异母的兄长源赖朝一齐举兵讨伐平家，在源平合战中战功彪炳、威名显赫。

但因为源赖朝的猜忌，二人最终反目成仇，源义经战败，引刀自裁。

源义经

但和中国一样，人们对悲情英雄往往都有很深的执念，民间也经常诞生出各种“英雄不死”的传说——要么出家为僧，要么流落海外，要么归隐山林。

作为日本最具人气的英雄人物，源义经也不例外。室町时代的《御伽草子》中，便有“御曹子岛渡”的记载。

赖朝举兵前，“年青俊秀”的义经从四国的土佐港出发，在“满天神佛的庇护”下，经过虾夷岛，最终到达千岛的喜见城，并与“大王”的女儿结为夫妇。

而宽文十年（1670）出版的《本朝通鉴》（江户时代官方编修的编年体通史）中的“俗传”记载，“源义经在战乱中没有死，而是向北逃到了虾夷（北海道的古称）”。

本朝通鉴

结合 “御曹子岛渡说”与“义经北逃虾夷”的传说，“义经北行说”正式形成。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认为，源义经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北海道。

德川幕府时期，伴随着幕府对虾夷地区的征讨，民间迭代出了“（义经）虾夷讨伐说”。

譬如学者新井白石（1657—1725）所著的《虾夷志》中，不仅记述了源义经流亡虾夷的“史实”，还增加了源义经与虾夷大将女儿结亲，成为“阿伊努王者”的桥段。

新井白石，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诗人、儒学学者，

成书于明和七年（1770年）的《源氏大草纸》中，源义经的“流亡之旅”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不仅去了虾夷，还去了“鞑靼”，活动路线一下子延伸到了中国大陆。

“源义经”是“成吉思汗”？

进入19世纪，“源义经即成吉思汗”的观点，开始在民间流传开来，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深信不疑。这里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博物学家西波尔德、政治家末松谦澄和学者小谷部全一郎。

西博尔德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医学世家，以博闻强识著称。

1822年，他前往荷兰做了随军医生，驻扎在巴达维亚，很快引起了总督的注意。次年，被任命为荷兰驻日本商馆的驻馆医生，到达日本长崎的出岛。

西博尔德铜像

除了日常行医之外，他致力于日本植物、动物和地理学知识的研究，收集到了非常多的动植物标本和文物，并拥有了日本地图。

鉴于这些东西数量实在太多，甚至被幕府怀疑为“俄罗斯间谍”，1829年被驱逐出境，并被命令不得再次进入日本（黑船事件后，他以外交官的身份于1859年再次前往日本，直到1862年）。

不过，西博尔德并未对日本“心怀怨恨”。他不仅向欧洲人热心介绍日本的风土文化和艺术，还埋头著书，先后出版了《日本》、《日本动物志》等著作。

西博尔德收藏的紫阳花压制标本

但是，以严谨治学著称的他，在编纂《日本》一书时，采纳了“义经即成吉思汗”的观点。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即源义经”的观点，此时已深入人心。

他认为，成吉思汗与源义经的“生活年代”比较一致，很多习惯也有“相似之处”。

• 义经死于公元1189 年，倘若从虾夷进入（中国）大陆的话，应当在1190年左右到达蒙古高原，而成吉思汗“恰巧”在1190 年左右“突然”崛起于蒙古高原。
• 成吉思汗使用的白色军旗，蒙古和中国（中原王朝）都没有的长弓，与日本贵族“相似”的蒙古宫廷习惯，也极有可能都是源义经带入蒙古的。

总而言之，西波尔德试图通过列举种种事例来证明，“源义经即成吉思汗”。

如果说西波尔德是“成吉思汗即源义经”学说的“开山鼻祖”，那么末松谦澄是这一学说的“奠基人”。

末松谦澄

末松有过剑桥留学的经历，是当时日本的精英知识分子，深得伊藤博文的赏识（还做了他的女婿），还做过众议会议员。自明治十一年（1878年）始，他作为外交官被派往伦敦，前后历时11 年。

末松留学期间，周围的英国人普遍认为“日本是大清的属国”，这让他感到十分“郁闷”。

于是，他以“义经北行说”为基础，在参考了手塚律藏（福泽谕吉的同窗好友） 的《浦潮港日记》后，撰写了名为《The Identity of the Great Conqueror Genghis Khan with the Japanese HeroYoshitsune》（大征服者成吉思汗与日本的英雄源义经为同一人）的毕业论文。

坦诚说，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论证“成吉思汗即源义经”，倒不如说是在论证“大和民族也是诞生过世界英雄的民族”。

不过，考虑到“黑船事件”对日本的冲击，这种想法倒也可以理解。

黑船事件

明治十八年（1885年），该论文由内田弥八译成日文，并更名为《义经再兴记》，在日本国内引得了“空前的反响”。

至于小谷部全一郎，则是“成吉思汗即源义经”“学说”的“集大成者”。

• 他在北海道解决“阿伊努（北海道原住民）问题”的过程中，在得知阿依努人信仰的“オキクルミ”即源义经后，对“义经北行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之后，他以日军翻译的身份，远赴中国满蒙地区“考察取材”，着手调查“成吉思汗即源义经”可能存在的蛛丝马迹。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后，他认为“（源）义经渡过北海道与桦太岛，进入蒙古，成为成吉思汗”，并于大正十三年（1924年）出版了《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一书。

《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

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给出了大量“史料”意欲“证明”：

• 成吉思汗出身于ニロン（尼鲁温）（蒙古）族，即“日之族”。他认为ニロン应该念为ニホン，但蒙古人发音不清楚，遂变成了ニロン，“キャオン（乞颜）氏”即“ゲン（源氏）”；
• 成吉思汗的名为テムジン（铁木真），可转写为日语“テンジン”，即天神；
• 成吉思汗的父亲名为エゾカイ（也速该） ，与日语中的虾夷海( えぞかい) 相通，原因是源义经从虾夷海渡过来的事迹，被误传为成吉思汗父亲的名字；
• 成吉思汗身材“短小敏捷”，嗜好酒色与米食绿茶，长于军事战略，遇到非常之事常常绝食登山向天祈祷，而义经“也有类似习惯”

……

总而言之，以小谷部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一直想通过“重建历史”，让不知真相为何的日本民众深信，大和民族曾经产生过一位“举世无双”的世界英雄——成吉思汗。

主流学者的反驳与“民科”的“胜利”

不过，日本主流学术界，对“成吉思汗即源义经”的观点是持批判态度的。《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出版后，期刊《中央史壇》立即做出反应。

除了增加以《成吉思汗并非源义经》为题的临时增刊，还组织了日本国史学、东洋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国文学、国语学、语言学的一流学者来反击。

其中，以语言学家金田一京助与历史学家中岛利一郎的批判最为严厉。他们不仅全面否定了小谷部全一郎的“成吉思汗推论”，并将小谷部的“学说”斥作“滑稽与儿戏”。

左图为金田一京助，右图为中岛利一郎著《东洋言语学の建设》

日本历史学者江上波夫（1906—2002）指出，游牧民族国家的君主候选人，都是由“氏”与部族首领推举出的。

“君主候选人”除了要拥有勇猛、贤明等资质，更只局限在处于统治核心位置的氏族成员，这样的“规矩”，从匈奴时代开始至成吉思汗时期，“几乎没有变化”。

江上波夫

被兄长背弃的源义经即便真逃到了蒙古高原，但在重视血缘纽带的蒙古部落，一个语言不通的“外来军事天才”，根本不可能有“用武之地”，更别说担任“统治这片土地、征服天下且无任何部落成员提出异议”的“一国之君”了。

但是，《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一书即便受到了诸多学者的严厉炮轰，也丝毫没有影响“成吉思汗极源义经”的传播。该书自问世以来一直畅销，到了昭和初期被不断重印，甚至还出了增补版。

在我看来，这本畅销的“神书”，本质上是日本“过度膨胀”的畸形产物。

明治维新后，日本富国强兵，成功转型为“现代化国家”。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不仅民心大振，还获得了进一步对外扩张的可能。

像明治四十年（1907年）制定的所谓“帝国方针”，就充分体现了日本寻求对外扩张的狼子野心。

• 在满洲以及大韩帝国扶植傀儡政权，获取利益；
• 在东南亚与中国扩张的同时，拥护民力的发展及扩张。

电影《二二六》剧照

这本《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的问世，不仅让当时的日本人对满蒙的关注度达到空前的地步，还让民众深信，“满蒙乃日本之生命线”，甚至是“满蒙皆日本”。

直到二战结束后，伴随着日本向和平国家的转型过渡，“成吉思汗即源义经”这种带有一定军国主义色彩的观点，渐渐失去了市场，沦为茶余饭后的笑谈。

成吉思汗在今日日本

不过，在当代日本人的“蒙古想象”中，成吉思汗依旧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成吉思汗即源义经”的“江湖传说”，给了与源义经有着不解之缘的北海道人新的商业启发。于是， “成吉思汗烤肉”和“成吉思汗盖浇饭”们粉墨登场，成为了北海道的特色。

北海道作家井上靖的“蒙古文化启蒙”，是日本蒙古学创始人那珂通世博士的《成吉思汗实录》，即日语版的《蒙古秘史》，与“成吉思汗与源义经”的传说毫无关系。

井上靖

除了《苍狼》，他还创作了作了许多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如《敦煌》和《楼兰》，其中《敦煌》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大受好评。

所以，在今天还在尝试“论证”“成吉思汗即源义经”的所谓学者，与国内“民科”无异，多有哗众取宠之嫌，根本不足为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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