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的卑微与风流（魏晋名士漂亮）

魏晋时期，是一个属于中国古代名士的时代。他们潇洒恣意，磊落洒脱，意气风发，成群结队地走上时代的舞台，把生命活成了诗。

《魏晋名士志》细数28位魏晋风流人物，品评他们的智慧、文才、性情，赋予“漂亮”以新的定义，从美学角度和精神价值审视这些人物，讲述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并揭示其背后的时代复杂性。

以下摘自书中内容。有删节。

《魏晋名士志》肖能 著学林出版社

自序：生命美感

本书所谈的，是从汉末迄于东晋近300年间的28位知名人物，他们分别为狂士、哲人、才子、谈客、显宦、贵戚、枭雄、高僧、隐者；而在宽泛的意义上讲，似乎又可以统称为名士。

名士的集中出现，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一个突出现象。每个历史阶段，都会产生能够代表其特定精神风貌的人物类型，战国秦汉之际，便是游士的天下，他们雄辩滔滔，纵横捭阖，慷慨悲歌，意气风发。而魏晋时期，则是属于名士的时代。

何谓名士？

从字面上讲，即有声望的人、知名之士。不过在魏晋时代，名士的内涵要丰富且复杂得多，它当然包括声望，又绝不止于声望。大致来说，能被称为名士的人，在他身上，应该体现出一种精神的属性——“风流”。常言道，真名士自风流，“风流”乃名士之所以为名士的本质特征。“风流”，用直白的话来讲，就是美，就是漂亮。所以名士，也就是漂亮的人。

从“漂亮”来审视人物，乃魏晋时代精神开辟的一个新方向。因为它超越了对人物习以为常的实用评价和道德评价。也就是说，在魏晋，看人的眼光和以往乃至以后的时代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不把人的有用性或者德行作为衡量人物价值的主要标准。这个时代发掘出了评价人物的审美视角，视活生生的人为无与伦比的艺术品；一个人美不美、漂不漂亮，比有没有用、有没有德，似乎要有意义得多。

当然，这里的“漂亮”，不是说颜值高就行，尽管名士群体中的美男子比比皆是。事实上，在魏晋名士中，身材矮小、容貌丑陋、奇模怪样的并不少见。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王戎，西晋文士左思，东晋高僧支道林等，他们的外貌毫不起眼，然而均是公认的潇洒逸群的名士。

颜值，并不是魏晋人所理解的人格之美，活法才是。是的！漂亮其实是一种活法，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人因应变化无常的世界的根本态度。

漂亮是人因应变化无常的世界的根本态度

阮籍每每驾车至途穷的境地则恸哭不已，他体会到了无路可走的悲哀。但即使无路可走，名士们也坚持步履的从容、身姿的优雅和神色的恬然；哪怕最终颓然倒下，像嵇康，是“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仍要给世界留下一个美丽的、可供追怀的姿态。

漂亮，还来自生命诗意的洋溢。

对生命作道德的限定，或者作实用的加工，都会破坏生命应有的美感。名士们则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他们有玄心，以超功利、越是非的立场徜徉于山水之中；他们有深情，毫无拘谨地把内心的感动倾泻无余；他们有智慧，用清谈等辩论活动来展示他们理性思索的广度和深度。他们还很率性，从心所欲，想到做到，而不考虑逾不逾矩。他们一般皆有良好的文艺修养，能文善乐，但他们的人生姿态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最好的作品。

漂亮，也是源自人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体认、维护。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是东晋名士殷浩回答枭雄桓温的名言。这句话也可看成是名士们的普遍所求。他们坚持个体的独特性，从个体的立场出发，重新界定个体和世界的关系。虽然他们不一定皆能如愿，既会遇到外力的压迫和裹挟，也会受制于自身的个性和欲望，但他们从不失去对自己的钟爱。

名士们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有其历史的原因。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威胁人之生存的因素，如疾疫的流行、战争的频繁、权力的争夺等一起涌现，使他们普遍体会到生命的危浅、存在的短促和意义的消解。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心灵自然敏感而虑深，惶恐而累多。

如果还要坚持自我的价值，那么人所能把握的，就是令自己在任何情况下看起来都不能那么丑陋，不那么狼狈，不那么卑微，不那么肮脏，不那么难堪；就是要令整个人都能漂亮起来。这是人自己所能选择和坚守的。唯有漂亮，人身上才散发出无限的生气与活力，其存在方有光彩。

嵇康：龙性难驯

嵇康临刑前的情形，宛如一幅凄美的画卷：他神色不变，并没把生命的即将陨灭看成多大的事，回头望了望落日余晖，便要了把琴，弹奏一曲《广陵散》。曲终，后悔当初没把曲子教给袁准，如今曲子在他手上失传，竟成绝响。嵇康长得高大，风姿潇洒，用好友山涛的话来描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日影下弹琴的嵇康，其姿态一定格外优雅，令周围的人悲愤莫名。

嵇康抚琴，知音难寻

从某种意义上讲，嵇康的遇害，是他性格使然。嵇康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若说到嵇康的性格，这就要从嵇康的人生追求开始说起。

嵇康推崇的生活状态是“放”。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说：“近读老庄，重增其放。”“重增”两个字，说明嵇康本有的“放”的倾向被老庄思想所强化而自觉。不是老庄的流行使嵇康们意识到“放”的可贵，而是嵇康们“放”的本来倾向就在这里找到了思想的共鸣，从而促成了老庄的更加流行。所以，《道德经》和《庄子》能成为魏晋时代名士阶层的必读书，是因为这两本书从思想上支持了名士们好“放”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无疑，悬置了是非、利害和善恶的率性式理想生命状态，在艺术和审美领域内才有最完整的、无限和纯粹的呈现。

嵇康恰在文艺上造诣极为精深。

他有音乐修养，既善于弹琴，同时对琴艺也有精当的理解。

他的《琴赋》以丰富、细致的感触描摹了抽象的音声，琴于嵇康而言，不仅仅用于表达情志，还与他热衷养生有关，能够导养神气，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体验。

魏晋时代，书法大兴于世，善书的名士比比皆是，几成必备的技艺；嵇康自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书到唐代仍有流传，据藏有其作品的怀瓘在《书断》中说嵇康尤善于草书：“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还提到了嵇康的画作。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嵇康的诗歌。如他著名的送兄长嵇喜从军的组诗，把他所向往的随性、洒脱、清新、超然、自在而又富于生机和情味的生活方式写得极其动人。

如果从艺术和审美的领域中退出来，从诗所营造的想象空间中抽身，在俗世生活中，嵇康所能获得的他所想要的生活方式就是“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虽在人境，却与热闹的俗世尽量疏远；或者说退出公共空间，把生命的全部放在私人空间中。即使生活清贫，也趣味盎然。因为，有子孙可以教养，有亲友可以谈心，有浊酒可饮，有瑶琴可弹。这样的生活，虽简单，但充满人情；虽清寂，但足够自在。人情则有味，自在则无累；既有味又无累，就是嵇康的所欲、所求。

即使是像这样与世无争、甘于淡泊的区区志愿，嵇康也无法实现，原因就在他的性格。

嵇康自我评价是“促中小心之性”，又说自己“促狭”，总之是容易激动的性格。嵇康具体说：“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即性子刚直，厌恶一切丑陋的现象，说话轻率而直接，遇上看不过眼的事情就要发作。

如果嵇康平淡无奇也就罢了，可他的名望太高，使当政者不得不正视他的存在；他的人品太峻洁，使当政者不免忌惮；他对于种种不堪之事的言论太犀利，使当政者有所不安。嵇康既不愿妥协、接受好友山涛的举荐接替其职务，又学不了阮籍的口不论人过，所以，盘旋在他头上的灾难便择时降临。至于罪名，总是好罗织的，即使没有，也可凭空生造。嵇康被牵连到好友吕安的一桩家庭纠纷中，一直暗中注视着嵇康举动的政治鹰犬觉察到该事件的利用价值，如愿以偿地把火引到了嵇康身上，安上为嵇康度身定制的罪名。

南朝刘宋的文学家颜延之有诗写嵇康：“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这句写嵇康最好，他执拗地坚持自己高贵的天性，拒绝任何驯服。

阮籍：吟啸穷途

阮籍，是魏晋时代最大的名士，大到他的名字就成了一类人的象征，成了一种人生姿态、一种活法的符号。

如果要用一个情节来描绘阮籍的精神风貌，或许是这样的吧：一时兴起，拉起缰绳，驾着马车，一路狂奔，到了尽头，走不过去，仰天长啸，失声痛哭，掉头转回。这个情节极富于象征意义，阮籍对人生的认知是无路可走。

阮籍驾车，穷途之哭

为什么人生无路可走？

因为这个世界，在阮籍的眼中，早已被俗不可耐的庸人，狡诈奸险、工言善说、假模假样的虚伪之徒，还有成天板着面孔、规行矩步却一点趣味也没有的所谓正人君子给占满了。这些人把世界弄得乱糟糟、脏兮兮。在这样的世界中，哪里有干净、清新的出路可走呢？

那种端正不可方物、动辄以礼压制异己的名教中人，简直令阮籍望而生厌。

阮籍刻画过这类人的面貌：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唯恐遗失。颂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为礼是克。手执珪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

司马氏有个心腹，叫何曾，是个典型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洪生”。“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毕便出。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连对妻子都如此尽礼，何况是对他人！更何况是对违礼者！他曾经当着司马昭的面质问放荡不羁的阮籍：“你放纵情欲，违背礼制，是伤风败俗之人。”名教的锋刃，已然接近阮籍的脖子。司马昭赶紧打圆场，为阮籍缓颊。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还论阮籍“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

人假正经也就罢了，最多敬鬼神而远之，如果遭逢虚伪狡诈之徒，那就令人不寒而栗。阮籍作过《猕猴赋》，为此类人画像：

“体多似而匪类，形乘殊而不纯。外察慧而内无度兮，故人面而兽心，性褊浅而干进兮，似韩非之囚秦。扬眉额而骤眒兮，似巧言而伪真。”

如大名鼎鼎的钟会，正是如猕猴般聪明而褊浅的人。钟会曾多次拿时事来问阮籍，想探明阮籍的政治态度，好为阮籍度身定制罪名。阮籍是个明白人，以醉酒避开与钟会的交谈。

其实，就算没有上述各色人等来烦心，这个世界本身也足够令人烦的了，因为几乎一切现成的生存方式，一切现成的活法实际上都短暂而易变，都没有终极的意义。

阮籍有诗，“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荣衰的转变是必然的，有繁华，就有憔悴。谁能自免于无常？

所以，“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看似如金石一般坚硬的情谊，也有轻绝之时。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山木自寇，膏火自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多财则多害。

“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追求声名可以图不朽吗？但是遮山蔽冈的丘墓告诉人们，在无限延续的时间面前，荣名的光芒是微弱的。

“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荣名没有价值，声色犬马又岂能带来真正的欢娱！

“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不要以为行为高洁就足以保全性命，它反而会伤害自己。

像以上所说的情、财、名、声色、高行等世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在阮籍看来，都不值得去追求。即使不考虑生命的目的，单纯考虑生命的形式；不考虑生命的厚度，单纯考虑生命的长度，也没意义。阮籍说：“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人们都想延年益寿，都想活得更久一点，可是延年又如何呢！

阮籍是骄傲的，可是历史让他生活在一个庸人云集而天下又多故的时代，在可能的范围内，他以放达的姿态率意地超越庸俗，却有时不得不为保全自己和家族而低首下心，于是有了无路可走的苦闷和惶惑，只能在这乱世中放声吟啸。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来源：作者：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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