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旧书店排行榜（深圳外来之家二十年）

蛇口的南水村70号，五十平的小店面有一个角落属于福利站，不时有人来打单、查奖，或者只是坐下来聊聊天。站与书屋合租在一个店面，但运气并没有光临这里。

四个月前正常营业中的外来之家书屋，与站共享一室。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准备搬迁的书屋，站也已经清空

回过头来，店铺的另一边堆满了书，黑压压的摞着，几乎找不到分类的可能。二楼满目疮痍，脱落的电线和被打穿的地板更像一个深渊，打印出来的告示上标明了搬迁的日期和地点。

只剩下十天，这家在蛇口经营了二十年的二手书店即将离场。剩下的书怎么办，老板刘金龙只是说，“都搬不走的。”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蛇口成为梦想的应允之地。1978 年，袁庚主导建立了蛇口工业区，并在这里尝试了经济和政治改革。蛇口在当时拥有独立的决策权和土地使用权。他同时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打工者靠着拼搏与精明的精神为这个城市生产价值，也成为深圳精神的某种核心气质。

1997年，老刘还在八卦岭一纸品厂打工。先是于蛇口南水村49号与一亲戚理发师合伙开理发店失败，转而尝试开了一家租书店。租书店也并未成功，最后走向摆书摊卖书之路。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老刘在蛇口的地摊最初只有几百册书，直到2012年他开始在南水商业街盘下小门店做书店，2002年至2015年，以每年增开一家的速度在一公里内开了4家分店。那时一家人协力相助，还另请了两三个帮手，是外来之家的高光时刻。

书是当时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也是消遣娱乐的形式之一。书店一直以“外来之家文化书屋”命名，“大部分来深圳的都是外来者，这里面并没有特指什么群体。”老刘这样解释书屋名字。

但就在这七八年间，伴随着整个实体书业的衰退，书屋现只剩下蛇口的门店与坂田的书仓，有种前厅后院的感觉。但谁也没想到，就在今年五月，突如起来的消防改造，让蛇口店也面临着关门的结局。

老刘自己平时喜欢看书，开二手书店既能满足自己的阅读需求，也能让类似自己这样的低收入阶层更实惠读到好书。“环保节约，能挽救更多闲置文化资源不被浪费。”老刘认为务实惠民就是二手书店的本职。

单从门面看来，不少人会感到失望。如今书店空间已成为艺文体验的重要场所，水吧、文创商品、签售会与沙龙，已经是业内默认去真正承担盈利角色的主要方式。老刘的书屋只卖二手书，主要收入来源是网络途径的销售（孔夫子旧书网与淘宝网）与机构组织建立图书馆时的采购。

即便看起来招牌简陋，但书屋真正诠释了“掘宝”的感觉。除了一些绝版的杂志读本，外国的文献绘本，从德语、意大利语，到波兰语、土耳其语的书籍都能在这里找到。相较一目了然的畅销榜单式宣传，这里有“不足为外人道者”的惊喜。

虽然“外来之家”在深圳有“三最”：最早经营旧书，最先举办书友会，拥有最多外文书，2016年入选了深圳小书店常青藤奖。但近三年来，时亏时盈的局面持续，门店与书仓的租赁成本在1万元左右，老刘基本没有工资报酬与其他任何经济收益，也无力租居与请帮手。

招聘的启示在书屋的公众号、豆瓣、贴吧等渠道发布过，除了叙述了书屋的前世今生，字里行间也充满着对未来的厚望与激情。当中罗列了老刘的运营方针与计划，也时髦地提出“入股”的参与形式与众筹的方案，允诺书店助手除了薪酬可以获得更多。

但应聘者寥寥，他觉得合适的人也不多。早期家人有参与到书屋的运营，但后来都慢慢抽身。无法给予家庭经济支持之外，还经常需要向家里人借钱应急周转，老刘觉得开书店在这一点上愧对了家人。

书屋内的大部分二手书都无法搬走

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曾经也堆满了书

在书屋的公众号上，有老刘收集的一系列关于实体书店发展的国家政策：2016年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发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2017年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等12部门发布了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2018年3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开展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

但老刘的书屋并没有在这些关于书业的“大事件”中获得任何帮扶，他也参加了一些政府举办的创业比赛，皆无功而返。而最让其恼怒的，是五月份突如起来的“强拆“。在蛇口街道办事处发布的新闻里是这样报道的，“5月16日下午，蛇口街道消安办联合蛇口派出所及南水社区工作站开展“三小”场所木质阁楼、违规住人等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共拆除1家阁楼，2家自行整改。”

里面提及的“1家阁楼”就是指外来之家书屋中的阁楼。整顿“三小场所”（小档口、小作坊、小娱乐场所）安全隐患工作今年在深圳各个街道展开，几乎每个月都有执法行动。令老刘耿耿于怀的不仅是他认为存在了几十年的阁楼并没有违反规定的住人、用火等注意事项，重点是无预警无通知的拆除让书屋一下子陷入混乱与胶着。

“早前阁楼上的书是分门别类，排序编码的，以方便网店发货。现在一通胡堆乱放，有订单也找不出书了。所有恢复重建直接或间接损失至少数万元。”老刘最后决定，搬离蛇口老店。

我们聊起台湾的二手书店，书店成为串联街区的文化共同体。聚集在台湾大学附近的温罗汀区域，被称为目前华文世界书店密度最高的区块，拥有三四十家不同主题的书店。书店主人不仅组建了独立书店联盟，积极推动了独立书店的生存与发展，甚至参与讨论公众议题，支援社区运动，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化地标。这种自发式的场景，在中国现代都市里极其少见。

在老刘看来，被互联网时代碾压的书店实体空间就像一出“生死剧”，福州的晓风书屋多次传来关门的消息，同样运营了二十年的上海季风书园也终于在今年一月关闭，时任总经理的于淼在宣布书店合约期满将停止营业时说，“我们只是希望，以一种从容的心态、优雅的姿态，和上海，和这个世界说告别。”

大部分的独立书店假如无法抓住迅速转型的契机，大家在一声叹息之余，只能任凭其消失与淡忘。相较于一些书店已经日益精准的品牌升级与商业模式，“外来之家”仍然显得过于单纯与失控。台湾茉莉二手书店可能已经是业内运营良好的案例，采用程序化管理的方法，提高空间及服务要求，老板说要打造“二手书店中的诚品”。

其实老刘也庆幸自己抓住了互联网发展的浪潮，很早地加入到网络销售平台之中。他也了解到最近流行的多抓鱼和转转等二手书交易平台，多抓鱼已经拿到了新一轮来自腾讯的投资，高效方便是他们的特点。

老刘的想法很多，甚至写下了几千字的《外来之家，致深圳市政府决策部门关于实体书店扶持政策落实的参考意见与建议》，本认为今年是实操元年，提出增加收藏业务、推动书友会市场化、争取与政府阅读活动对接等计划，但在人力与资金异常紧缺的条件下，这些计划亦像那个被拆除的空中楼阁，成为了搁置的废墟。

书友会的活动以前都在阁楼进行，核心书友有二三十人，每月至少进行两次聚会进行各类文化交流。阁楼拆除后活动并没有停止，最近的一次活动，是在深圳传统文化学者郭方龙家举行的，十几位书友在郭老师的家听学与分享。这种松散的会员制度更像是读书人的一种精神取暖，火种虽小但也有着不易放弃的坚持。

被拆前二楼也曾作为书友会的活动地方

二层阁楼已被拆除，无法再继续使用

在北京，以打工者范雨素为代表的皮村文学小组，持续创作着不同的打工故事，记录他们的经历与精神生活，成为北京一个不大不小的“传说”。老刘说书友会中就有较知名的作家，但深圳人工作生活压力大，流动性与危机感都很强，人力时间经济成本巨大，“实操起来比北京可能更难。”

就在1.6公里外的地方，闭馆升级完成的“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更名为“中国改革开放博物馆”照常对公众开放。当中有500 件从大众征集的与蛇口改革开放相关的展品：产自蛇口ABC厂的自行车、80年代的收音机、电视，工作证…… 对于这个年轻城市而言，这段历史何其重要。

从农民、工人到书店主人，老刘本来也是见证蛇口的一份子，扎根在南水村的二十年里，“外来之家”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来淘书买书。遇到有趣的人和事，他也都一一记录下来发表在公众号上。现在的蛇口，同样吸引着众多“外来者”聚居，但他们更多是异国人士，看中的是这里的宜居和时尚。

2016年年底，面朝蛇口港占地二万六千平米的海上艺术中心正式开幕，成为了蛇口乃至深圳的艺术文化地标，由8000多平方米的南星玻璃厂经过改造也成为了创意园区，在周末经常举办文化生活节事。

无论选择了什么，深圳必然拥有最快的行动力，互联网、科技、创意园，模式化的力量强大，市场需要可复制与可拓张的经验。在这一点上，大部分人都认同，讨论深圳经济，其实就中国市场经济的经验。但文化是否可以完全依靠资本理论去套用，需要一套清晰高效的公式？文化的最大魅力，不就是其出人意料的多样性吗？

如今 “文化沙漠”这个词显得过时、老套，已经拥有“设计之都”、“创客之都”等头衔的深圳可以随时去反驳。花团锦簇的局面大部分要依靠资本去推动，你难以看到街头巷尾像野草一样生长的独立空间，没有了那些从缝隙中生长出来的异株。

老刘在店内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守在蛇口二十年的老板刘金龙

门口停着简陋的电动车是老刘的运输工具，他在朋友圈吆喝了几天书友帮忙运输旧书到坂田的仓库。蛇口店内的万斤旧书大部分都无法搬走，公告上标着4.5元1斤（外文书8元1斤）的处理价格。

四十年的改革历史，与之相随的人并不少。但现在，能留给未来记忆落脚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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