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到乾隆年间著名戏剧（关于明代的戏曲）

作者：徐凌霄

现在要写点“关于明代的戏剧”有几种原因：

（一）首都名流要人举行盛大之明陵祭典，纪念伟大民族英雄朱元璋氏。这与民国元年之大祭孝陵，以及革命元勋章太炎之以黎元洪比“大明太祖”互相参证，可见明代伟人与民国革命有密切之关系。

（二）因每到中秋节便想起旧戏里的“八月十五”太多，信口而出。乱弹剧中《岳家庄》有“八月十五吃月饼”、《武家坡》“八月十五月光明”、《捉放曹》“八月十五桂花香”（亦唱“秋风吹送桂花香”）《天门走雪》“八月十五杷寿拜”……昆腔剧中《连环记》送貂蝉是“八月十五”、《钗钏记》密约幽期，亦是“八月十五”、《九莲灯》救主出狱亦是“八月十五。”偶与朋友谈起。据说是明太祖起兵时有口号曰“八月十五赶鞑子”，军民人等齐声呐喊，后来果然在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八月十五。徐达、常遇春会师攻下“大都”，驱逐蒙古皇帝，光复汉族天下。因之留下，甚深而普遍的印象，口碑载道，就演成了戏里的通典。此话是否有文书确据，不得而详，惟以戏剧与小说等下层文学，明朝的色彩甚为浓厚，故亦不能断其必无。即如西游记是算唐代的事，其官职中有锦衣卫，金瓶梅是宋代的事亦有锦衣卫，不知“锦衣卫”创置于明洪武十五年，由仪鸾司所改，唐宋时固无此官。然著书者脑中只有锦衣卫的印象，便不暇问其属于何朝何代矣。由此可知戏中之情节，不问属何朝代，只要是明清人写的剧本，则其“八月十五”均可与明祖之行军标语，明代之流行口号，有多少之关系。

王和霖、赵金蓉之《武家坡》

（三）戏装多数与明代相似，虽明代衣冠，亦多自古代增减演变而来，并非完全创作。然明与清实为密接，清初入关时尚多沿明之旧，其后改革章制，亦不过改纱帽圆领而为翎顶朝珠补褂，其旗伞鈇钺一切仪仗，皆是汉官威仪，与戏台上大致相同，即与革命排满大有关系。

夫明太祖之驱蒙兴汉，在民族史上自是金光一页，因自汉唐以至宋，对外总不免软弱、屈伏，北宋既不曾实际统一，南宋更饱受金元之压迫，以迄于亡。明太祖以一光棍起家，“东荡西杀，南征北战”，整个地把他们轰出神州赤县以外，洗千余年之国耻，汉唐宋俱拜下风，自无疑义。惟民族的荣辱是一事，政治的善恶，又是一事。不能说，因有光复的功劳，就可以把同胞任意作践。试将明朝历史全部翻阅一过，其政治之恶劣，君主之昏庸，太监之胡闹，权臣之贪污。乃有史以来之奇观。人民在那样统治之下，比蒙元满清何如？都是有事实可据的。除却正史以外，让我们把戏剧检讨一次，看看明朝的口碑如何？

（一）关于大明一朝之驱除蒙元，扫除群雄的戏。曾见广德楼某班排演过《朱洪武出世》，是从他降生的祥瑞编起，皇觉寺为僧，匹配马氏，招军买马，结义插盟等，是参合正史野史、神话而编定的，倒亦热闹可观。此外各戏班常演的散出，如《广泰庄》，《战滁州》，《串龙珠》，《战太平》，《采石矶》，《取金陵》，《夺太仓》，《北湖州》，《状元印》，《挡亮》，《鄱阳湖》等，足可抵得一部分的明太祖打天下的写真帖子。其中出色描写的人物是徐达、常遇春。在明太祖个人，倒没有甚么表现。明家的对面，倒是陈友谅，虽然最后失败，颇有些声色，而元家一面，除脱脱、赤福寿较有描写外，余无何等可以参览之处。丞相脱脱在《战滁州》剧中实是杰出之一位老将（尚和玉尤能生色），赤福寿在《取金陵》是威风八面红脸大将，有关胜之遗风，按正史，只名“福寿”，官南台御史大夫是一位文职。朱元璋兵至江宁将破城。福寿坐凤凰台指挥，左右或劝之去，叱曰“吾国家重臣，城存则生，城破则死！”俄而遇害。这一段写得与《取金陵》之“驸马爷”赤福寿阵前被伍福所逼，慷慨捐生，拔剑自刎之英雄壮烈，各擅胜场。所以我们看了元明兴败的戏剧，在大明一边，只显出徐达、常遇春，在蒙元一边只显出脱脱、赤福寿（还有一个女性凤吉公主）。

李少春之《战太平》

（二）关于功臣结果的戏剧。明太祖第一大不满人处，就是任意杀戮功臣，即位以后，杀李善长，杀廖永忠，杀傅友德，杀冯胜，杀蓝玉。史称“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万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残忍纪录。从来杀戮功臣如汉高帝已够瞧的了。而明太祖则十倍过之。至于戏剧则斩韩信有《未央宫》把吕后萧何的阴谋实写一番，为韩信鸣不平有《喜封侯》把刘邦大骂一顿，亦颇足以快人心。他如宋太祖斩郑恩（《斩黄袍》），汉光武斩姚期（《上天台》），唐太宗斩薛家将（《闹花灯》）皆无史实，而于历历可数之明洪武之暴举，独付之缺如，诚为憾事。或云《上天台》之光武，即暗指洪武以云台二十八将影功臣庙之二十二人，然亦无确切之证据。且汉光武以保全功臣仁德之君，而诬以残暴，既大悖于理，而洪武所杀之功臣，皆不在功臣庙之数，亦与事迹不符。惟《游武庙》一剧，虽未明写杀戮，却已牢罩一切，尚有白描之胜耳。剧中情节朱元璋与刘伯温同诣武圣庙，观览从祀诸将，任意批评，升降存毁，全凭私意，伯温见而寒心，虑朝夕不能自保，遂乞身归隐。此事颇有来历。洪武游文庙而黜孟子，立武庙而进潘美，皆见于载籍。至刘伯温之乞退。似又暗用汉张良之从赤松子游。于是洪武之不可与共安乐，便写足了。按正史则刘伯温为胡惟庸所毒，故章太炎撰刘碑文有“如何明哲而不考终”即指此也。

（三）关于骨肉惨变之剧。洪武之杀戮功臣，明知其无罪，只恐跋扈难制为子孙之患耳。故将亲子分立藩封，以为从此无患。谁知祸起萧墙变生骨肉，燕王与建文帝之争杀篡夺，亦历史上之怪幕也。此事惟昆剧《千钟禄》写之最详。常演者有草诏，搜山，打车，惨睹诸折。草诏之戏词，完全依照正史，方孝孺词严义正，燕王棣理屈词穷，观者称快。然推溯祸源，还是洪武之始谋不臧，亦杀戮功臣之报也。

（四）关于帝王品行之剧，案明代诸帝只有孝宗，尚有可取，其余皆荒谬胡涂，“望之不似人君”，尤以武宗为甚。即《梅龙镇》中之“正德在位”是也。孝宗临终以其幼好逸乐，托孤于大臣，教之读书。奈此人一生，似是神经病者，又像一个“戏迷”，明明是一皇帝，却时而自对总兵官，时而加封威武大将军，时而加封镇国公，加封太师，时而自己降旨，时而自己谢恩。恰似《十八扯》中之丑脚做派。当时群臣极谏，以为名不正言不顺，为自古所未闻，不知他一心游戏，还管甚么名分，论甚么古人。至于《游龙戏凤》，在大同调戏民女亦有所本。史称其微行至宣府，因江彬言宣府乐工多美妇人，帝急装微服出德胜门幸宣府。彬从帝数夜入民家，索妇女，帝大乐，忘归，称“家里”，又幸阳和，鞑靼五万入寇大同，总兵官王勋等力御之，转战五日至应州。帝率太监张永等自阳和往援，寇引去，斩首十六级，官军死者数百人，乘舆几陷，而自称大捷。及次年秋又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绥德州幸总兵戴钦第纳其女，由西安历偏头关抵太原，大征女乐。晋府乐工杨腾妻刘氏善讴，帝悦之，载以俱归，大见宠幸。诸近侍皆母事之，称刘娘娘。由此可见，他所到之处，看见美貌妇女，就学“费德功”，被他“顺手牵羊”的大男小女，不计其数，而刘娘娘特别宠幸，极似《梅龙镇》之李凤姐，惟刘氏是妇人，李是少女，或传说之异耳。近经蜀友寄赠《绦霄楼》川剧，则言正德下江南取民女事，与李凤姐故事相联接，此亦于史有征者。十四年冬至扬州遍刷寡妇处女，饱载而归，这其间，又不定有多少《梅龙镇》的节目。但《梅龙镇》之正德潇洒之至。像个风流天子多情人物，于戏，岂其然乎？

马连良之《梅龙镇》

永乐在《草诏》里是花脸（像《大回朝》的纣王），在《胭脂褶》里是须生，旧戏往往如此，剧中人的扮相并无确定模型。《草诏》是残酷凶暴的篡位奸人，彷佛隋朝杨广一类。他在历朝暴君里，亦有个特别纪录，就是“夷十族”，案暴秦炎汉之间，动不动灭人三族，那比“灭门”已惨两倍，至于九族。本是从“三”而再分为“三”，无非宗族亲戚由近而远，偏偏这位永乐独出心裁，把方存儒的门生朋友亦大杀一阵，说是九族之外，再加一族，可谓想入非非。案史书所载共有三说：（一）但云夷其族及坐党死者若干人，未云几族；（二）孝孺投笔于地曰死则死，诏不可草，帝大怒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三）永乐大声曰汝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乃收其门生廖镛等为一族并坐。戏中对白完全依照第三说编成，虽通监以为不可靠，然而奇文妙想，用作戏词，实为动听。因为方老先生所谓“便是十族奈我何”本是一句负气的话，因燕王说“九族”他就加上一族，至于这“外加的一族”是些甚么东西，方老先生说话的时候，未有成算，而燕王却特地为他特编预算，可谓滑稽之极。假使方先生再负些气，说百族！千族！不知又将何物拼凑，此乃甚可笑者，惟其可笑，所以于戏文最宜，而不必去服从史家正论，不以其不可靠而弃之。

《胭脂褶》注重白槐父子，为描写一老谋之衙役，与《四进士》之写书吏格局相同。前本虽有裕隆酒店，写永乐微行，而除赏，识白简外，无何等事迹。其出对考文之对联“灯明月明，大明江山一统”“君乐民乐，永乐天子万年”却甚为工整。按《尧山堂外记》“太祖尝微行入酒坊遇一监生，时坐客满案，乃移土地神几与生对席。问其里居则四川重庆人也。帝因属句曰：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生应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国大明君。帝又举茶几小木，命生赋诗，应曰：寸木元从斧削成，每于低处立功名。他时若得台端用，要向人间治不平。帝喜，翌日召生命为按察司。”此事与裕隆酒店之遇龙封官极相类似，是否父子各有一韵事，或一事衍为二事，则不可知矣。

《二进宫》昔为最通行之戏，二黄梆子皆有之。合《大保国》《二进宫》《马芳困城》等出以演出“外戚之祸。”此等事乃汉代所常有，明史则无征。而忽然幻出李良父女及徐杨二家。其李艳妃怀中幼主，据说是万历皇帝（今护国寺中住持曾云，寺乃元朝所建，明万历间所修，李艳妃被困寒宫时，曾私遣内侍到寺中许愿保佑太子登位，后果有灵验，于是“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焉。“齐东野语”偏能言之凿凿，可云大妙无疆。而徐彦昭为中山王之后，不知何时改封定国王，杨波据说即是杨溥，皆迷离惝怳之谈耳）。

清末老照片《二进宫》

崇祯为亡国之君，其在位时总算奋发有为，而末路乃逢帝王罕有之惨运，故后人多表同情。其实崇祯虽较胜于天启等昏劣之君，而识闇性躁。轻于用人，轻于杀人，激众怨而重民困，自促乱亡，亦不得谓“非亡国之君”，而昆腔之《铁冠图》，乱弹之《煤山恨》，都把他写得悲哀惨苦，观者咸为下泪。觉得“庄烈帝”之“庄烈”二字，思陵之“思”字都无愧纪实了。

（五）关于权阉之剧。明朝政治之恶劣，一大半是“太监干政”之造成。固然宦官之祸，汉唐已大可观，但明朝之太监，则政治、司法、军事，无往而不大权在手，实在又有特别纪录。几个着名的权阉王振、刘瑾、魏忠贤，戏里都有了。魏忠贤的劣迹，见于《精忠谱》骂祠以至打差（皮黄班里《五人义》仍是昆剧）令人发指，而魏忠贤却未露面。其乱弹剧中之《天门走雪》亦是为魏忠贤之恶劣，背面敷粉，虽未实写个人，而巨奸无所遁形矣。王振专干预军事，乃太监中之好大喜功者。“土木”之役，竟将英宗送入虎口，几为宋代徽钦二帝之续。为明代未有之国耻。而英宗回銮后，犹悼惜追念之。即《忠孝全》剧中，亦写得老趣横厉，不怎样恶劣。殆因振虽罪大，总算死于阵前乎。然明代之败政，于此见一斑矣。太监在内有司礼监专政事，在外有镇监，有营监典兵，而大刑狱，大军役尤喜以太监总其成。王振原为司礼监，后乃屡次兴兵讨北，为英宗之灵魂，为空前之权宦。至《忠孝全》上场白中“文官都是白面书生，武将们又懦弱无能”骂得却也不错。明代之文武，饭桶居多。史载王振面斥邝埜等曰“腐儒安知兵事”似戏词亦有所本。有英宗则有王振，有武宗则有刘瑾，武宗之昏谬荒唐，过于英宗，而能悟刘瑾之奸，予以诛戮则比之英宗之胡涂到底，似稍胜一筹焉。《法门寺》为写刘瑾之正戏，就戏文而言，亦不算可恶，殊未足尽罪迹于万一，惟其骄蹇之状，亦足为明代权阉写照耳。

（六）关于权相奸佞之剧。明太祖以胡惟庸之变废止宰相，撤消中书省，政归六部自以为立法甚周，防患甚密。故初明数帝无权臣，惟太监最盛。至世宗，嘉靖乃有所谓严嵩“分宜相公”，然亦“弄权”而非“专权”，且其人固才士，至今旧都尚有“六必居”“西鹤年堂”等匾额为邦人士所珍视，遗风余韵，犹未绝焉。其子东楼尤有惊才绝艳之名，有才而不用之于正；适以济其恶，是乃严氏父子之特色。昆剧中《鸣凤记》于严氏倾害夏言、杨继盛之事，皆有所写状，而乱弹中见于剧场者则为《打严嵩》，此是滑稽而非写实，把老奸作践一番，聊以快意耳。至《一捧雪》则昆乱皆有之。昆腔本子长于词藻，而穿插科白远不如二黄本之峭劲敏活。严世蕃本是其父之灵魂，写世蕃胜于写严嵩矣。莫怀古之得罪，由于古玩，立意尤新颖而警切。

至《一捧雪》本事，一说为“清明上河图”事，据沈德符《野获编》云“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获取古玩，不遗余力。传闻“清明上河图”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家，难以阿堵动。乃托苏州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以善价购之，既不可得。遂属苏人黄彪摹一本应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之。有妬中丞者，直发其为赝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给之，祸本自此成。”

梅兰芳、萧长华之《刺汤》

此中汤臣、汤勤音既相近，而“善装潢”与“汤裱背”尤可证为一人。惟王中丞与穆怀古事尚不甚相类，而“一捧雪”是杯，上河图是画，亦不无参差。后阅明人野记朱文石事，似可多一参考。记云“朱文石名大韶，嘉靖丁未进士官司业饶于财，好藏古董，家建一楼，颇壮丽，颜曰朝珍。商彝周鼎，充牣其中。有玉杯一，尤所宝贵。晚年苦无子，以弟大英子为嗣。公配平湖陆氏庄简公族女也，文石殁。陆之子姓来唁，谓夫人曰：吾辈外姓，不敢冀田园，闻有玉杯愿以见赠，夫人怫然不与，恨恨而去。后乃假逋欠册粮颂嗣子于官。且置逻卒于道曰，杯朝至，人夕释矣。夫人不得已始以杯献，然讼事久居负局，两家之怨，遂不可解。后嗣子生本洽，中万历癸丑进士，是时陆势已衰，洽乃具疏鸣父寃，而事隔远年，惟以空文了事，开释原拟罪名。及岁壬戌，有妖人马道戚泰水等谋不轨，陆之子钟奇与焉。迨二孽被获骈首南郊。钟奇兔脱出狱，朱仆闻亦擒于途，一如前陆之所以挟朱者。不三日而杯至，洽乃悬父遗像，以杯奠酒，三献三酬，随于阶前碎之。此杯即名“教子升天”，上镌母龙一，子龙九，碎后有人拾得一片熟玩之，质坚泽润，古色淋漓，真为希有，许令则尝作玉杯记传其事云。”

案此情节，与《一捧雪》全本均有关合，且亦嘉靖时之人物，虽无严汤二氏，而比“上河图”情事，有切要处。愚意写剧于两者皆有所采撷以成之。

《野获编》中又及于鄢懋卿，即《五彩舆》剧之主角也。其人固进士出身，亦是有才无行。然尝刊行《文文山全集》，自为之序称后学。其文曰：“古之君子，必于天理民彝，大伦大法，见之明，守之固，行之决。然后大节不亏。而其文章勋业愈远而弥章，虽死而不朽也。宋元之际，乾纲绝纽，禽兽制人，奸者遁荒，懦者俛降，胥天下以与夷狄而以免死为幸奉君后以臣妾于禽兽而不以为耻。臯亭之使，先生挺然独往而无忌，京口之脱，崎岖万状，思以一木支大厦之倾，虽濒万死而无悔。死之日，宋亡已七年，崖山亡亦四年，报宋一心愈挫愈厉，而竟无渝于其初。故其发诸文词，昭若日星，轰若雷霆，而慷慨激烈，无非忠义所形，至今诵其言，想其风旨，真足以寒奸邪之胆，而起吾人凌厉之气。先生盖后伯夷武侯而作者，而精忠峻节，贯日凌霜，天纲顿以立，民彝赖以整，万世之大防赖以植，其身虽死，其文固未丧也。”

这段高文，不但词严义正，风节凛然，即以文学而言，亦是气盛言宜，为古文中之佳品。谁能辨其为造五彩舆，命美女抬轿穷奢极欲，贪财慕势之小人哉。所以把严家父子、汤臣、鄢懋卿等综合看起来，这一时代的权臣奸佞都是美术家，才士。“有才无行”而居政地，当然政治不可问矣。

神宗时代的张居正，也是权相，也是才士。惟对于政治上有些作为，更于负责，虽非粹然君子，却非擅权自私之流。所以后人推崇他是政治家堪与宋王安石媲美。无非就是骄横，这是负责人物的通病。惟其家人子弟，居乡不法，恃势妄为，所以有假金牌一剧，而通监上亦说他死后籍没“录人口，锢其门，子女饿死者十余辈，司礼监张诚尽括其亲族所有，得黄金一万，白金十余万，长子礼部主事敬修，不胜拷掠自缢死”结果很惨。但以如此权臣而家产不过黄金一万，白金十余万还是连亲族都括在里头，可见居正实在没有甚多的私财。《假金牌》里写他的儿子预备做皇帝也未免言之太甚。平心而论。当国而有牺牲的精神，像张居正那样真是凤毛麟角了。

以上所举各戏，分类说明，虽非十分详备，作为明代政治的参考，或亦不为无补乎。

（《剧学月刊》1936年5卷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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