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作家现状（科幻作家郝景芳的现实生活）

作为科幻作家

郝景芳的现实生活一点也不科幻

反而琐碎又实际

郝景芳 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郝景芳：科幻作家的现实生活

本刊记者/周甜

本文首发于总第837期《中国新闻周刊》

朝九晚五，穿梭在北京早晚高峰的地铁站，打卡上班。这是作家、雨果奖得主郝景芳的生活日常。

她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做政策研究。2017年8月份，由她牵头的新课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启动，过去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从专家研讨会、课题框架构建、寻找合作企业、确定调研城市，到之后的企业实地调研，郝景芳全程参与。

2017年11月30日，北京，郝景芳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教育问题。

“我是不是没有写作上的天赋”

马尔克斯是郝景芳喜欢的作家，她读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以外的那些作品，“你要说现实吧，有很多出于幻想的东西，你要说是纯幻想小说吧，它又写了很多现实的东西。”郝景芳所描述的这种介于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有些模糊的文学形式也是她自己的作品风格。

“关心现实空间，却表达虚拟空间。以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讲述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事情，不关心虚拟世界中的强弱胜败，以某种不同于现实的形式探索现实的某种可能。”郝景芳曾在短篇小说集《去远方》的前言中对此做了解释。在她看来，虚拟现实可以让现实以更纯净的方式凸显出来。

郝景芳倒不觉得这是一个小众的写作模式，不过她也承认，作品难以归类导致难以发表，难以发表意味着读者难寻。获得雨果奖之前，一年仅有零星的几个陌生读者通过微博或者豆瓣等平台表达对她作品的认可。“是不是自己没有写作上的天赋？” 从2006年开始写作到2014年，近十年的时间里，自我怀疑和挫败感一直是郝景芳写作生涯中挥之不去的感受。

《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之前，曾在《科幻世界》压了8个月之后被拒稿。后来郝景芳找到一些对类型要求相对模糊，可能会接受她作品风格的杂志，作品才慢慢得以发表，挫败感才一点点消散，自信也开始一点点建立。“我只写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其实到最后，总会有一两个人是有共鸣的。我就是为这一两个人写的。”郝景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解释。

她在小说中关注现实世界的不平等，回到本职工作，她试图缩小现实世界里的不平等。

发现社会问题，针对问题提交政策建议，是郝景芳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2017年年初，郝景芳曾参与了一个关于教育医疗改革的课题，提交给政府部门，在那份报道里，她向同事明确提出，建议增加大城市公共医疗教育服务的供给，按照流动人口匹配相应数量的公立医院和学校。报告提交了，郝景芳心里其实并没抱有什么期待，她明白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落实的提案。“有很多事情是，即使你觉得没有结果，但也得去做的。”郝景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工作中，郝景芳时常被强烈的无力感裹挟。

2015年10月21日，郝景芳应邀为《北京折叠》匆忙写了一篇写作感言，与此同时，她正在计算来年的财政收入预测，这是给全国人大的项目报告，她在单位加班，忙得没有时间喝水。窗外天色已晚，一股强烈的感伤突然袭来，“无论我怎么书写这个世界的荒诞，我还是在这个世界中貌似严肃地活着，并为此忙碌。”她用文字记录下了那一刻的强烈感受。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不平等，而且如此难以消除？”这是长期困扰郝景芳的问题。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时候，郝景芳曾盯着美国的收入分配曲线，她好奇的是：这样一条曲线来源于什么，它是不是意味着某种普适性，某种自然得令人绝望的普适性。郝景芳在北京参加高考，200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清华大学，她完成了本硕博连读。高二的时候，郝景芳和同学们曾在一起探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高考的特权是如何产生的？”

未来，她计划写一本《不平等的历史》，写人类数千年来是如何面对不平等，与之作战并败下阵来的历史。

而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与其将这解释为她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郝景芳更愿意用理性的视角去看待。“想让他们在城市里工作，就必须给到他们必须的社会福利，这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对郝景芳而言，小说是她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想法之一，是最鲜明的，但不是最主要的。她最想做的是相关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话，我更在意它的严谨性，这个数据哪里来的？这个数据能说明什么？观点和例证是否完全匹配？这些是很必要的。”她也清楚，逻辑严谨的学术研究通常只能拥有小范围的读者群。而大部分读者是通过阅读小说来认识并理解这个世界的。

“帮一个算一个，

试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变。”

郝景芳的小说作品几乎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母题展开：人的意识是从何而来的？

“人一生的写作只有一个母题，许多花样都只是母题的变幻形式。因为母题太难讲，无论用什么样的言说方式总感觉不能把握真正的核心，于是不断围绕它写啊写啊写，就像围绕黑洞一直旋转，始终看不到它。只因为多年前遇到让自己灵魂激动的观念，因而一辈子就确定了。”郝景芳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而她提到的“灵魂激动”的观念，源于阅读。

高三那年，郝景芳读到了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的著作，偶然的相遇，影响了郝景芳之后的人生走向。受到薛定谔的影响，她选择了物理专业，确定了自己日后写作的母题，明确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且找到了后来人生中的兴趣所在。薛定谔对人脑思维运作的描述，激发了郝景芳对人的意识的兴趣。

人工智能是郝景芳写作母题的分支。“因为对人有兴趣，所以对AI有兴趣。通过对AI的理解，更好地理解人类。我们很多时候都需要有对照，才能理解我们自己。”2017年底，郝景芳的新书《人之彼岸》推出，在新书的前言中，她这样写道。

全书6篇小说，两篇科普讨论，都围绕人工智能的话题展开。其中，在《永生医院》中，郝景芳探讨人的身体和身份的关系；在《爱的问题》中，她讨论的话题是：用外界的指标衡量，能否理解一个人的内在情感；在《人之岛》中，她追问自己有关完美与自由之间的冲突。郝景芳坦言，每个故事都是她自我的疑问。“这一次的表现方式是把人的意识和机器意识做了比较，以后可能会有其他的表现方式。”郝景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郝景芳而言，阅读对她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超过了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至于未来的人生选择，她说百分之七八十还是会受到阅读影响，百分之二三十源于自己对自己的性格感知。而他人的影响不足百分之十，这包括她的父母、丈夫、孩子和好友。

进入清华大学读书之前，郝景芳一直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到了大学后，周遭的人和事，他人的观点，开始对她产生影响。她以往所坚持的一些观点开始摇摆，不过这种摇摆只停留在思想上，并未影响到她最终的行为选择。 “我是不是选错了？我是不是应该像他们那样？”选择之后依然是自我怀疑。那个时候，她对自我的评价也不稳定，忽而信心满满，忽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这种自我斗争的状态持续多年，2014年，30岁那年，她最终和自己和解。“真实的自己和他人心中的自己，其实是不同的。我真的就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别人说什么我真的听不进去，也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过去这一年里，工作之余，郝景芳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事情就是她发起的儿童通识教育项目“童行计划”。

2017年7月18日，北京，凭借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获得过雨果奖的作家郝景芳在西红门镇的蒲公英中学开设的夏令营上为农民工子弟上课。

得知郝景芳要做童行计划时，几乎周围所有人都觉得这件事不靠谱，等着她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停下来。“可是我自己真的觉得这个事挺靠谱的。”

大三的时候，郝景芳曾去甘肃武威黄羊川支教，在那里待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些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我再也没有联系的孩子们，他们怎么样了呢？我们昙花一现的支教献爱心能有什么用？贫困地方的孩子要怎样才能改变？”回到北京后，郝景芳开始了思考。那个时候，她没有看到改变的可能性，能做的就是给那些孩子言语上的鼓励。

获得雨果奖之后，郝景芳得到了一笔来自企业的资助，童行计划才得以落实。她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帖，寻找合作者，后台有170个人报名，18个人进入面试环节，后来留下的8个人组建了最初的核心团队。

这个一开始被命名为“童行书院”的计划，希望做一个社会企业，在风景优美的贫困地区设立书院驻点，通过旅游项目获得收入，用全部收入支持在当地开展教育和心理公益项目。在随后的探索过程中，童行书院的项目得以扩展，变成了一个教育探索计划“童行计划”。

做童行计划这一年来，郝景芳也在思考，什么是好的公益。“好的公益必须给人赋能，不能只是送钱和物资。山村的孩子，给他们再多的铅笔盒，如果成绩提高不了，未来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如果一个人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没有得到提高，不是长久之计。”郝景芳说。在她看来，捐钱捐物本身意味着不平等，意味着从优越者向馈乏者的倾斜，会时刻提醒馈乏者的可怜。多数时候，关爱也隐含着不平等，意味着从幸福者向不幸者的倾斜，会时刻提醒不幸者的不幸。郝景芳对童行计划的期待是：没有施舍与被施舍，只有思想相互交流，互相尊重。“帮一个算一个，试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变。”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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