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音乐排行榜（字字珠玑歌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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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优秀文化之发展，宏耀当世。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是五十六个特色各异的民族，正是汲取了这五十六个民族的风格特点，才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体。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个因素都含有民族风格。书画是如此、刺绣是如此、声乐亦是如此，故有民族声乐一说。

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积日累月的过程，它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产生，直至汉朝时迎来第一个繁荣时期。民族声乐拥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与思想内涵，作为民族思想的表达载体，它也是一定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

一、追根溯源，民族声乐的发展历史

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集说唱、民歌、曲艺、戏曲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反映内容具有广泛性既能被上层社会所用，又能贴切民众生活。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同理，民族声乐艺术之所以能在汉朝达到第一个发展繁荣时期是因为前代的不断铺垫与积累，民族声乐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

远古时期的中华文化尚处于发展阶段，人类的大脑、四肢等器官也尚未进化成熟，语言能力更是大不如今。在这种文化发展状况下，民族声乐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其歌词也较为简略，一首歌可能只有一句话甚至是几个字。因为社会发展形态尚处于初级阶段，其歌曲内容也简明扼要，主要是表达劳动者在日常劳动与生活中的心情变化。

如《淮南子》中所写：“今夫举大夫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唐劝力之歌也”。再如《弹歌》之词：“断笔、断竹、飞去逐突”，皆可见早期民族声乐之特性。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国家形态不断发展演变国家机构日渐复杂，文化发展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化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民族声乐也随之有了一定的突破。

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周朝，礼乐制度是规范社会等级、巩固统治的重要制度，贵族子弟几乎人人都要学习礼乐，于是当时的统治者设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大司乐，对一些有音乐天赋的人进行培养。随着社会对礼乐的重视程度提升，人们对音乐的演唱内容也十分注重，不同于远古时期随意的演唱方式，此时乐曲的创作与演唱由专门的乐工负责。

乐工通常根据民风、民情对歌曲进行创作，使其含有一定的民间生活气息。到了春秋战国时，经济进一步发展，民族声乐也逐渐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但事物的发展常受多方面影响，民族声乐的发展也是如此。

从远古时期到春秋战国，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民族声乐的发展进入新篇章。但不久后的国家兼并和征伐战争又加剧了社会动荡，制约了民族声乐的发展。直到汉朝，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政治稳定、经济的繁荣给民族声乐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在环境，使得民族声乐达到第一个繁荣发展时期。

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汉朝的外在环境使得民族声乐得到较大的进步与发展，并结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在我国的艺术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文化价值。这种繁荣发展的表现之一便是艺术形式的增多。

二、各有千秋，汉代民族声乐多样的艺术形式

所谓民族声乐即是结合各民族特点之乐，因中华民族数量较多，民族特色也不尽相同，故民族声乐自然形式多样。又因汉朝时客观的外在环境和皇帝的个人政策都有益于民歌的发展，故汉代民族声乐的艺术形式更为多样。

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民歌创作者，据史记《高祖本纪》所写，刘邦在称帝十二年平定一场叛乱后曾路过沛县，在沛县设宴时醉酒写下《三侯之章》后被称为《大风歌》。为了助兴，刘邦亲自挑选学童进行演唱。

《三侯之章》作为民族声乐传达了刘邦平定内乱建功立业的愉悦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守护疆土与百姓的伟大志向，将君主的宏大理想与当地民风相结合，韵味无穷通俗易懂受世人所推崇。

汉代民族声乐艺术形式多样，“郊庙歌”为其一。《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起兵时，“祀黄帝，祭蚩尤于沛庭”，汉代帝王郊祀活动较为频繁。郊庙歌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神仙和祖先时所奏唱的歌曲，其内容包括对天、地、神的赞美还对其他神灵的歌颂。

“燕射歌”是乐府歌曲名之一，是宫廷举行宴会时所用的歌曲，总共为三类：一是用于天子的日常礼仪活动，二是用于射礼中的“大射”，三是于天子招待群臣宾客时的宴席上。

“歌谣”、“杂曲”，也属于汉代的民族声乐形式之一，它们是一种反映社会生活发展的声乐形式，具有较强的概括性。这种传统并非是在汉朝出现的，自周朝开始统治者为了能更好的了解民情，施行政策也会派官吏到各地收集反映百姓生活的民谣，借此了解各地百姓生活情况以达到“闻乐知政”的目的，这种民谣后来就演变为“歌谣”、“杂曲”。

在汉朝时，纸张尚未研发所用的书写载体仍然是木简和竹简，而歌谣、杂曲较为简略能够较快的传播思想感情符合当时的时代需要，故被统治者所采用。但汉朝宫廷采集歌谣、杂曲还有一层文化欣赏和娱乐的因素。汉朝宫廷采集歌谣、杂曲不仅用来察看政治得失，还对它进行加工将它们演绎成鲜活的戏剧，用于活跃民间文化活动。

汉哀帝罢黜乐府后，原本由乐府承担的观察民风的责任转移至民间歌谣上，官吏通过“举谣言”来了解民风。如东汉时，汉光武帝采取“听风察政”的用人政策，据《后汉书·循吏传序》载，光武帝“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意，观纳风谣”，促使“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

汉武帝时期出现新式雅乐，乐府的职能也有较大提升，贴切民众生活的新式雅乐的盛行促进了声乐和声乐艺术的发展。乐府的文人、诗客常对流传的声乐作品进行整理加工，赋予其更多的艺术感染力，“相和歌”就是这样产生的。

“相和歌”是在汉代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歌唱形式，兼有周代“国风”和战国“楚声”的传统音乐特点，歌唱者击奏一个叫“节”或“节鼓”的乐器，与其他伴奏的管弦乐器相互应和，是为“相和歌”。

相和歌的主要形式还是以乐器与歌唱相呼应，它更多追求的是听觉和音色的丰富变化，比较注重音乐的创新之意。相和歌也逐渐从单调的一人清唱模式，发展为由笛、琴、瑟、鼓等管弦打击乐器为歌唱伴奏的形式。

在创作上，“相和歌”吸收和综合了汉代歌诗的写作特点，突破了雅乐古词的三言、四言体诗句的体裁和过于浮夸、华丽的诗风，以五言诗体为基本形式，以通俗活泼的现实主义风格为主。

相和歌是在民歌的基础上，通过文人的加工形成的，在内容上不如歌谣、杂曲那样贴近百姓生活，表现的大多是统治阶层的思想具有叙事性，因此它对于演奏技巧的要求较高，最好能够完整的表达人物情感和剧情情节。

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不仅给东西方带来了物质、经济上的交流，也为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铙歌”这种音乐形式就是张骞从西域引进过来的，它由声乐和器乐两部分组成，歌唱部分与器乐部分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铙歌”多应用于军队的出征、凯旋等仪式中，除此之外在宫廷酒席、宴请群臣、接待异国王侯等活动中也有所应用。“铙歌”的歌队通常是由24位歌唱演员组成，乐队中的每种乐器均有两名乐手演奏，他们的演奏形式较为独特，通常骑在马上进行表演。

“铙歌”这种艺术形式具有象征国威的作用，所以在演唱方法上也有一定的技巧要求，既要雅，还要表现出军威、国威之感。每一位演唱者都要经过专门的声乐训练，否则很难表现出铙歌所有的艺术感染力。

“琴歌”这种艺术形式产生与汉朝，因汉武帝独尊儒术汉儒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而这些儒士常喜欢独自写词作曲以自弹自唱的方式将自己所要表达之感融入音乐中，“琴歌”由此产生。司马相如、刘向、桓谭等就是当时著名的儒士“琴歌”歌唱家。

汉朝时的民族声乐艺术可谓是百花齐放，形式丰富多样展现了汉朝繁荣稳定的社会生活对文化艺术发展带来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此多样之艺术形式各有千秋，而观其里可品民族声乐之独有特性。

三、贴切现实，汉代民族声乐艺术的特点

汉代声乐艺术受历史、政治、经济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它独有的特点。因为推翻秦朝统治的力量多来自于楚地，汉朝的创建者刘邦也是楚人，故汉文化多受楚地文化的影响。汉初的诗歌就是建立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的，受楚文化影响明显。因此，汉代的民族声乐也含有楚地文化特色。

《礼乐志》记：“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公元前139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萧管，更名安世乐”。汉朝时因统治的现实需要，汉武帝创建新式雅乐并将其隶属于乐府管理，受新式雅乐的影响，乐府所奏声乐也具有通俗性的特点。古籍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乐府的声乐艺术受《诗经》、《楚辞》的比兴写作手法影响较大。善于情感描写尤其是对于主人公的矛盾冲突描写，常运用铺陈、排比的手法进行叙述。如《东门行》中的夫妻对话：“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语言表达简明朴素，能够较活泼的表达作品的思想情感。

两汉乐府的诗歌多以五言为主，兼有七言和杂言。句式表现灵活自由，语言简朴通俗易懂，比较贴近大众生活。与前代的诗歌四言形式相比，两汉乐府的五言体裁可谓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也离不开文人的加工与润色。

新式雅乐的创立使民族声乐的风格也有所变化，正式性相对减弱而通俗性增强，以往古籍中的描写手法也被汉代声乐创作者所借鉴人物刻画更加生动形象。总之，汉代民族的声乐受现实影响而变化，既借鉴了前代发展也有所创新。

结语

汉代民族声乐历史悠久在远古时期就已经产生，直到汉代时迎来第一次繁荣发展。因各个地域特色不同文化又常在交流碰撞，汉代民族声乐的艺术形式较为多样，各有千秋，大多都由乐府进行创作与演奏，而乐府中文人对声乐艺术的加工于润色又进一步推动了其繁荣发展。汉代的民族声乐受历史因素影响含有楚地特色，但也有一定的创新性，创造出了不同于前代的五言体裁。

汉代良好的社会发展状况，使人们能够在生活之余提升对文化与娱乐活动的重视性，为时代发展增添了一股市民气息，此时民族声乐的发展也反映了汉朝社会的发展状况。汉代民族声乐的发展既有守正借鉴前代的发展思想，也有创新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结晶。

参考文献

《乐府诗选前言》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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