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日记记录我们的爱情（那一代人的爱情写在日记里）

他是《龙须沟》里的程疯子、《茶馆》里的掌柜王利发、《骆驼祥子》里的车夫老马、《太平湖》里的老舍、《洋麻将》里的魏勒……艺术名家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舞台角色的光环过于耀眼，导致很多人忽略了他的另一些身份和生活。

2013年1月，于是之去世，6年多后，《我和于是之这一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94岁的李曼宜记录下和于是之从1949年开始的相识相知相爱。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1944年。李曼宜住在一个很大很深的院落，五六户人家都是知识分子。那年暑假，孩子们排演话剧《雷雨》，人手不够，一个孩子请来了于是之（当时名叫于淼）做“外援”演周萍，正好李曼宜演繁漪。

若干年后，提起这段往事，于是之说：“你那时只顾低着头念词，从不抬头看看，凡是繁漪台词里有‘我爱你’或者‘你爱我’的话时，你只念‘我-你’‘你-我’，把那个‘爱’字去掉了。”李曼宜抗议：“繁漪有这样的词儿吗？我怎么不记得？”于是之说：“有，有，有啊！”说罢，哈哈大笑。

这是李曼宜留给于是之的第一印象，但可能真的因为“从不抬头看”，李曼宜“认识”于是之还要到几年后。1949年春天，她被“华北人民文工团”录取，于是之比她早一个月入团，是大家的生活干事。几十年后，李曼宜还记得当时于是之为新团员跑上跑下的模样，可能主要因为他穿了一件紫红色毛衣。

李曼宜和于是之

当两人的友谊逐渐升华为爱情，于是之犹豫了，“李曼宜群众关系容易搞不好，基本上还是小姐脾气……可她这毛病，是非改不可的”，“现在第一个步骤是应当采取恋爱，然后再批评帮助她呢？还是先在逐步接近中把这毛病削弱一些再恋爱呢”……这哪里是谈恋爱，简直像在处理公务。

不过，于是之的犹豫没坚持多久，他在下一篇日记中写道：“昨天，与曼宜明确了恋爱关系。谈得很严肃……‘我们算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她坐在炉边椅子上这样问。‘就从现在开始吧！’我这样答。我们吻在一起了……我觉得她更美了，我们将很快结婚，我估计在……今年春天。”

这里需要特别点明时间：犹豫的日记写于1949年12月30日，而1950年元旦，他就确定了和李曼宜的恋爱关系。为此，李曼宜在书中总结：“矛盾吗？不，这正是不可抗拒的爱情的力量。”

当大部分人只记得于是之是一位杰出的话剧表演艺术家，李曼宜永远记得那个恋爱中的年轻人。于是之的日记详细记录了和李曼宜的恋爱过程。

不过，恋爱并不总是那么甜蜜：女朋友觉得彼此了解不够，哭了；两个人都非常骄傲，互不妥协；女朋友小心思太多，猜不透；女朋友觉得工作没前途……如果抹去姓名和事件，这些恋爱中的烦恼和现在的年轻人也没什么分别。

那个年代，恋爱和婚姻之间的距离很短，而且那时候的青年还有更进步的考虑：怕恋爱影响工作，不如干脆结婚，解决终身大事后一心一意忙事业。于是之向往的爱情是既谈恋爱，又不耽误工作学习，“我在看《苏联演剧方法论》，陪着她，她看报，不时交谈一语”。

1950年3月22日，于是之和李曼宜结婚了。当时还没有结婚证书，更没有婚纱照，收到的唯一一件礼物是一本不大的相册，所有来参加婚礼的朋友在一块粉色缎子上签了名，就是一对新人全部的见证。搬到单位分配的小房子，屋里只有一双人床、一书桌、一凳、一椅，一个装有烟筒的小炉子，没有书架，没有衣柜，两个帆布蓝包装着换洗衣服，就是全部家当。

就这样，李曼宜开始了和于是之60多年的生活。婚后的于是之并不“完美”：比如，他喜欢生闷气，用拳头捶桌子，还捶自己的胸口，甚至曾夜里跑到院子里，用头顶着木柱子使劲蹭，发脾气时摔过茶杯，最严重时摔暖壶；再比如，不太懂得讨妻子欢心，去莫斯科访问，路过商店，其他人都进去看，他很不情愿，最后还是同行的同事挑了一个精致的双层针线盒，让他带回来送给李曼宜。事后，李曼宜感叹：“这样的礼物，要等于是之送给我，大概是没有希望的。”这个针线盒，她一直到用到今天。

1992年，很多人知道于是之病了，因为他在《茶馆》的告别演出中出了很多错，甚至演了几百场的这出戏，居然忘词儿了。舞台上的于是之已经不是当年的于是之，只有李曼宜身边的于是之，永远是初遇的模样。

在《我和于是之这一生》书中，李曼宜讲述两人情感生活的篇幅并不多，更多还是像于是之希望的那样，讲工作、讲学习。那一代人的爱情不可说，最多写在日记里。于是之去世后，在最后送别时，很多人送来花篮，挽词极尽哀荣。李曼宜的花篮上只写了五个字：“是之，我爱你。”那是她一辈子也没当面说出口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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