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贰叁肆伍陆捌玖拾拾（壹贰参肆伍陆柒捌玖拾）

现如今，“壹贰参肆伍陆柒捌玖拾”作为大写的记账方式已经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为普遍和最受认同的记账等级方式了。可你知道这个记账方式从何而来吗？

元朝末年的官僚机构极为腐朽，官吏贪腐成性，以至于明太祖在建国后就十分注意政风。他一方面提倡廉洁，要求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廉政爱民。另一方面对于官吏犯法特下重典，以吓阻官吏贪污腐败 。然而在这个时候，仍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顶风作案，他就是明朝巨贪，郭桓。

郭桓，原明初户部侍郎，明朝洪武十七年（公元１３８５年）五月郭桓升任为户部尚书，掌管着全国各地的租税征收，掌握着国家的钱财宝库，是国家的财政大臣。由此可见这个户部尚书无疑是个肥差，同年十月，郭桓来到浙西道，很快便与浙西道地方官吏黄文通、边源等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大肆鲸吞、贪污国家税收和钱财。郭桓贪污受贿案发后，经审核，浙西道当年秋季应上缴国家的税粮为450万石，而郭桓等人实际仅上缴60万石粮食和80万锭银子。按当时的时价折算，80万锭银子最多只能抵200万担粮食。也就是说，郭桓等人上缴国库的钱粮加在一起总共只有260万石粮食，其余190万石粮食全部被郭桓等人鲸吞了，超过了浙西道当年秋季应上缴国家的税粮的40％。在浙西道期间，郭桓还与黄文通、边源等合伙私分了浙西道各州银钞50多万贯，这还不包括他们在各地巧立名目、私自增加的税收以及多吃多占的那一部分。

时至年底，仅仅当了7个多月户部尚书的郭桓，就因有人告发他品行不端而被朱元璋降为户部侍郎。然而，此后3个月，郭桓的官职虽然小了，但他的贪心和贼胆却越来越大，黑手也越伸越长。在任户部侍郎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国家军用粮仓里积蓄3年的粮食被他盗卖一空。他还与全国除京师应天（今江苏南京）以外的其余12个布政司的官吏相互勾结，通过巧立名目、涂改票据等非法手段，共窃取银钞600万张。如果把郭桓贪污盗窃的金银钱钞全部折成粮食，再加上他与人合伙贪污的税粮700万石，总计高达2400多万石粮食。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全国征收的秋粮总和。

公元1385年，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八年，国家监察部余敏、丁廷举两位部长（御史）起诉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郭桓勾结北平省政府（当时称为布政司）官员赵全德贪污国税盗卖官粮。起诉书上列出了郭桓的五条大罪：

第一条，郭桓等人勾结地方官员私分了应天、镇江等五府（州）的税收和秋粮。

第二条，郭桓等人收受地方官员五十万贯贿赂，任其私分浙西地区秋粮一百九十万担。

第三条，以郭桓为首的贪官污吏在征收皇粮国税时，巧立名目，扰民害民，收取的费用五花八门，多如牛毛，比如：车脚钱、水脚钱、口食钱、库子（即仓库保管员）钱、蒲篓钱、竹篓钱、沿江神佛钱。

第四条，郭桓等人收受应天、镇江等五府（州）富户徐添庆等人的贿赂，私自免除他们的马草（战马所需的草料），将负担转嫁给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百姓。

第五条，以郭桓为首的贪官污吏往粮食豆类里掺水增加斤两，导致大量官粮腐烂变质，事情败露之后，他们将成千上万担被毁官粮埋入地下以销赃灭证。

太祖朱元璋闻言感到极为震惊，他甚至因此接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更让朱元璋感到吃惊的是，经御史台和刑部共同审理，户部侍郎胡益、王道亨，礼部尚书赵瑁，兵部侍郎王忠，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志德以及整个六部上上下下的官吏几乎都与郭桓贪污受贿案有牵连。最后证实郭桓等人几年之内连贪污带盗卖再加上掺水毁掉的官粮，总共给大明朝造成了两千四百万粮食的损失，而这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

在审理郭桓贪污受贿案的过程中，朱元璋发现郭桓等人多次舞弊大都是通过涂改账目、票据上的数字而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为了堵住这个漏洞，朱元璋下诏规定，今后有关人员在记载钱粮数目时，一律不得再使用原来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等数字的写法，而统一改写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这种记账、开立票据采用“大写”的办法一直沿用至今，所不同的是朱元璋规定的“陌、阡”如今演变成了“佰、仟”。

朱元璋大怒之下要求以赃款贿银为线一路严查下去，一直追查到最初的行贿者。最终的结果令人震惊，大明帝国所有十二个省政府竟然都有官员涉入郭桓案，朱元璋的愤怒可想而之，一声令下，把涉案的省（布政司）、市（府）、县（州县，当时的州大体相当于县级市）各级官员以及行贿的富户都锁上镣铐，打入死牢，等待他们的是那刑场上刽子手高高举起的血淋淋的鬼头刀。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在郭桓一案中，“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也就是说，从中央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直隶和各省的好几万人都牵连在这个案子当中，被关进监狱处死，全国的豪民富户大多数因此破产。

朱元璋在郭桓一案中采取的“铁血政策”在士大夫阶层和富民阶层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和不满，当初弹劾郭桓的余敏、丁廷举又上奏章说郭桓居心叵测地胡乱攀扯好人，而审判机关严刑逼供，结果无辜者屈打成招，造成冤案。为了安定人心，平息众怒，朱元璋需要找一只“羊儿”来替他承担罪责，找来找去，这个痛苦而致命的帽子最终戴在了负责此案的国家检察院检察长吴庸头上，于是，吴庸成了最后一个因郭桓案被杀的官员，而且死得极惨，被凌迟（就是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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