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与作品（历史上真实的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记述鬼神怪异和人物轶文轶事的小说发展起来。
这和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以及门阀世族的盛兴是有关系的。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鲁迅对魏晋南北朝鬼神志怪一类小说兴起的时代原因的说明是正确的。
三国两晋时期是神鬼志怪小说的兴起时期，现存所谓汉人小说，大概皆为晋以来文人方士之伪作。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现存之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第四章《今所见汉人小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鬼神志怪小说，保存下来或部分保存下来的，还不少。
其中晋人于宝的《搜神记》，成就是最高的。
《搜神记》二十卷，原书已侠，今本为后人所辑录。
《搜神记》一书，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借助神怪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
如《韩凭夫妇》条：宋康王（战国宋君僵）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怒，王囚之，沦为城旦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乎而死。遗书于带曰，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己，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两冢之端，旬日而大，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为相思树。
这一故事，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并通过幻想，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
鬼神志怪小说之外，记述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也颇为盛行。
鲁迅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这类小说，最早的是托名汉刘歆著的《西京杂记》。
《旧唐书•经籍志上》称：“《西京杂记》一卷，葛洪撰。”
《新唐书•艺文志》也作“葛洪《西京杂记》二卷”。
但此书内容庞杂，人物轶闻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专门记载人物轶事的小说故事最早的，大约是东晋裴启的《语林》。
此书收集了汉魏以来一直到东晋穆帝时的门阀世族，名士显宦的言行轶事。
所记故事新颖，文笔清新，当时曾风行一时。东晋末年，又有郭澄之仿裴启《语林》的风格体例，著《郭子》三卷。
这类书中，最负盛名而至今尚存的是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义庆的《世说新语》。
《宋书•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义庆传》对他编纂《世说新语》没有记载，只载他在徐州时“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之”，“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上，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
大约《世说新语》就是陆展、何长瑜、鲍照这些人集体为他编纂的。
梁武帝时，刘孝标又为《世说新语》作注，征引广博，用书四百余种。
原作有误，则加以纠正；事有不详，则详加引释。其考证之详确，征引之繁富，可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媲美。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是简明而有风致。它保存了当时一些口语。
文字简练，往往通过三言两句就能把一个人物性格面貌勾划出来。
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的专著也在这时期出现了。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艺术为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而已集》）。文学的自觉包含着对文学的反思，也包含着文学批评。
先秦典籍和两汉著作中，多有一些片段文字评论文学作品，但没有文学批评的专门著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的《诗品》等专门批评文学作品的著作。
建安时期人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及自觉精神，是文学批评的社会基础。
汉末评论人物的清议，由人到物，对文学评论的出现也有影响。
曹丕《论文》对文学作品所以出现体裁的不同和作品优劣差异，都提出了看法。
《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宜丽。此四科不同。”又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他已看到各体作品，有不同的要求，奏议要求雅，论说要求说理透，铭诔要求实，诗赋要求华丽。气，是各人所具的聪明才智，各人聪明才智有高低，作品自然有高低。
这是不可强求的。曹丕对文学作品的这些认识，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主了积极的影响。
《论文》提高了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地位。
汉朝统治者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作“博奕”，而《论文》却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文学作品的价值，比寿命、荣乐还高，这就高度评价文学作品的功能和价值，抬高了文学家和作品的社会地位。
西晋陆机作《文赋》。《文赋》探讨文体的风格特征，提出了十种文体，比曹丕的文体分四科要细密。
《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论精微而朗畅”，于作品的形式之外提出对作品内容的要求，比《论文》只讲形式的提法更进了一步。
陆机《文赋》还对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
但从总的方面看，《文赋》仍是重视文字技巧，对作品内容要求不够。
刘勰《文心雕龙》批评陆机的《文赋》是：“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就指出了《文赋》的缺点。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朝齐梁时期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
家贫，一生未婚娶。晚年出家当了和尚。
《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
刘勰针对当时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对仗、用典、辞藻、声律、只重文字形式、不重内容的风气，中肯地提出了批判。对于声律，他主张“音律所始，本于人声”，反对勉强。关于对偶，他主张“自然成对”，“不穷经营”。
对于重形式轻内容，他批评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他系统地论证了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讨论了文学创作艺术技巧各方面的问题。
刘勰已接触到文学发展规律问题，认识了文学要反映现实。
他认识到现实是夜不断交易中，文学也在跟着现实的变易而不断发展变化。
锺嵘的《诗品》是专门评论诗的。他把汉魏以来的五言诗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自汉至梁122位诗人中，列入上品的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他认为诗是“吟咏情性”的。他反对写诗用典。他批评颜延之的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他说刘宋中叶以后的诗作像“书钞”一样，没有创造性。
他说好的诗句，都是“直寻”（创造）出来的，多不用什么典故。
他反对玄言诗，说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经”。他最推崇建安文学，说建安风格有创造精神。
他也反对过于讲究声律，认为过于讲究声律会损伤诗的自然美，所谓“使人多拘忌，伤其真美。”
锺嵘《诗品》把诗人分为三品的作法，大约是受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影响。
它和《古今人表》一样，流于主观。而且见解也不高明，如它把曹操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却把潘岳、陆机列为上品了。
这反映锺嵘仍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
这里还要提到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这是自周秦以来文章的总集。
全书三十卷，李善加注时折为六十卷，以类（文体）分卷，共分为赋、诗、表、启、赞、论、碑文、墓志、行状、祭文等三十九类。
萧统选录作品是比较严格的，略古详今，对晋宋以来的作品选收的比较多，选的也比较精。
《文选》的出世，本身就是对古今作品的评价，它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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