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基层电影工作者（难忘家乡电影人）

最近,偶尔在网上看到一条发问性的“趣闻”：《小兵张嘎》有“原型”吗？是的，这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的主人公，是有“原型”的，他就是燕秀峰！一位10多岁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的传奇英雄。读完这篇报道后，我随即连锁性地问自己：小时候第一次看到这部让人喜爱的影片是什么时间？是在哪里看到的？特别是，当时放映的人是谁呢？

“现在开始放映电影”

“社员同志们，请不要说话了！现在咱们马上开始放映电影：今天晚上要放的，首先是关于科学种田的幻灯片，然后是儿童战斗影片——小兵张嘎……”

青年曹立升（舒荣先摄于1978年）

当年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内容、熟悉的场景，至今依然铭刻在记忆中！虽然已不记得第一次观看这部精彩影片的具体时间了，但1976年夏天的这一次，地点是在我的家乡——位于鲁北平原的博兴县曹王公社曹二大队，南湾西侧的空洼场地。用“曹普”（即人们戏称的“曹王普通话”）讲话的，则是负责电影露天放映的曹二人曹立升！

刚才还处在一片噪杂喧闹中的人们，听到立升的“权威性”告知后，霎时出现了几秒钟的欢呼雀跃，随即又安静下来，众目由北向南一起投向用两根木头杆子撑起来的银幕上，有人还抓紧伸出自己的手“晃动”以在银幕上显示出来，共同期待激荡人心的时刻的开始……

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比电影更适合成为通往记忆之路的通道了。只要打开它的阀门，那个湮灭的岁月的所有气息就会扑面而来……四五十年前，在缺少电视、没有网络、交通信息闭塞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是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非常的单调与枯燥，电影就成为了调剂人们生活的快乐剂与良药。为解决农村电影放映的落后局面，加快农村电影的普及与提高农村文化生活，许多地方的人民公社成立了放映队，从农村选拔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优秀青年担任放映员。能够看上一场电影，成为每个人既幸运又舒畅的惬意之事，甚至被认为是近乎奢侈的享受。尤其是观看一些战斗片，如记录抗战的《地雷战》《地道战》，描绘解放战争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还有展示抗美援朝的《上甘岭》《英雄儿女》等经典电影，更会让人群情高涨、兴奋不已，几乎是百看不厌，乃至有的观众有时看不上正面银幕，就搬着凳子去看反面。

那个时候，公社的电影放映队，一般是以大队（村）为单位，在全社范围内巡回放映。书生意气、伟岸稳健的曹立升，与同事负责在30多个大队的电影播放，自然成了被人们推崇的“公众人物”。男女老少看电影的人，都非常敬重他。他到村里放电影，如果一边忙，一边还能够客气地和周围的人打个招呼说句话，那答话的人会感到是件挺有面子的事。

而在平时，老少爷们遇见立升的第一句话，恐怕就是“什么时候来咱村里放电影啊”，特别是小孩子们，见到让他们无比崇拜的立升后，往往会像跟屁虫一样缠在他身后跑，一句一句不停地追问来村里放电影的确切消息，如获得了播放的具体时间，那肯定会跳着脚走路，必然会在第一时间内奔走相告，爆炸式地扩散喜讯，乃至播放电影的下午一放学，就会像子弹一样冲出教室，急急忙忙跑回家，连饭也顾不上吃或者匆匆带上块凉窝头，搬着座位火速到达电影播放的场地占位置。

放映机前的立升（摄于1978年）

电影场上，一只昏暗的小灯泡悬挂在放映机的上方，远远望去，觉得有些刺眼，立升的脸庞在漆黑的夜晚则显得格外的光鲜。中间换片时，人们的目光又立刻转向了他，一起耐心地等待他把片子换完。一个晚上的电影，除了影片中的人物（尤其是反面人物）的所谓“经典片语”与故事的“精彩情节”等刻在了人们的脑海里，立升有条不紊的工作情景也留在了大伙的心里。

当时，在许多人的眼里，电影放映员是个非常吃香的“肥差”。除了每天晚上能够坐在最好的位置欣赏电影外，到了各大队放映，都得好饭好菜地热情招待（实际上不是白吃的，按规定每人每天交一斤粮票、四角钱作为生活费），还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敬重。记得在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回，语文老师给我们出的命题作文是“我的理想”。班里30多名学生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理想”五花八门，而又有相对的“一致性”:有的期盼长大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有的希望去“九二三厂”（即胜利油田）工作，为祖国多产石油；还有的打算当一名生产队饲养员，喂好牲口，让膘肥体壮的牲口助力多打粮食；……;而有六七个同学的美好愿望“不谋而合”，都是渴望未来像曹立升那样，成为一名气派体面而又光荣神圣的电影放映员！

放播一体游刃余

虽然有些少年儿童那个年代的梦想，是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像立升那样让人羡慕的电影放映员，但殊不知，放映电影是份责任重大的工作，不仅要求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劳累辛苦又得掌握电器、机械与光学知识，还要在美术、音乐、语言文字等方面拥有较强的能力与素质。

1978年（中）与同事在一起

公社放映队，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党和政府在农村最基层的宣传文化职能，成为党和政府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传播者。放映员常年都是在路上，夜以继日，从一个村庄到下一个村庄，有时甚至一晚上得转两个村庄。不论刮风阴天、酷暑严寒，电影都是要放的。晚上放映，下午就要套好毛驴，把放映机、银幕、扩音器、喇叭、胶片、留声机和发电机等统统搬到车上，然后运到电影场地。到了场地，得抓紧做好架放映设备、接通电源、测试放映机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尤其是在冬天，要忍着寒气操作各种冰冷的设备。而在放映过程中，遇到故障是常有的事。立升在追忆当年的“麻烦事”时说到，有时会遇到胶片在通过镜头时被卡住，有时会遇到胶片因温度太高被烧成焦洞中，特别是赶上烧片时，需要他马上静下心来，在人们焦急甚至烦躁的等待中，用小剪刀将烧坏的胶片轻轻剪掉，然后再用橡皮膏细心地重新粘上。诸如此类的事，他已记不清遇到了多少次、处理了多少次，每次既不能不着急，又不能太着急乱了方寸。

当年曾经有社员对一块在生产队干活的人说，电影放映员的工作都是在晚上，他们白天肯定不是玩就是睡觉，真舒服啊！实际上，放映员白天一般也是不能休息的。前不久，在与立升电话沟通时，他谈起了那时白天的工作：不仅不会闲着，甚至有时比晚上还忙，如集中试机放映（即观众常说的“倒片”）、发电试机，制作有关科学种田、计划生育及宣传好人好事的幻灯片以备晚上播放，还要举办展览、编写板报、教唱电影歌曲、培训文艺骨干、修理相关设备......工作的范围涉及方方面面，乃至远远囊括了后来出现的文化员、计生员、农科员、水利员、卫生防疫员的工作职责。

“…老人因病于*年*月*日几时几分在家中不幸逝世，永远离开了日夜陪伴他的至亲，永远离开了与他朝夕相处的邻里街坊……”

记得是在80年代初期，村里有位德高望、年逾九旬的老人故去。逝者的葬礼与众不同的是，专门录制了一份老人的简要生平，在连续三天的悼念活动中反复播放，使得追悼的氛围更加深沉浓重。村里的人，虽然大部分是第一次听到主播人的这类哀乐相伴的低沉播音，但会异口同声地说出“这是立升（录播的）啊”！

全镇元宵佳节活动的播音员

按理说，“播”和“放”是两个概念，两种工作。但是，立升在“放”（电影）的工作实践中，也学会、掌握了“播”，而且越播越好。他回忆说，当年自己每放一次电影，自然也就看一次。平时注重学习的他，时间久了就对不少影片进入了“研究”的状态，特别是对某些演员如何发声、如何表达喜怒哀乐等，他慢慢从中悟出了“窍门”并逐步进行消化与吸收。有一年，我回老家过元宵节。村里举办闹花灯、猜谜语、舞狮子等民间艺术活动。当彩车队开始绕村行进时，远远地就传来立升直播的“祝全体村民佳节愉快、阖家幸福、万事如意”等热情奔放、温馨和谐的亲切祝福。

当然，播音是一种有声语言的创造艺术，集专业性、知识性、政策性、应变性等于一体，并非某些人理解的见字出声的机械动作，也非普通声音的炫耀与卖弄。立升的播音，在曹王人的心目中，被视为一种传情达意的美：刚健浑厚，具有感染力，让人愿意听下去；朴实明朗，给人以亲切感，让人相信内容的真实性。80年代后期，立升还兼任了镇电视台与广播站的播音员，其举止优雅、魅力十足的形象气质博得了人们的广泛好评与赞许。虽说他们每次编辑制作的关于发展经济、计划生育、征兵宣传等节目的时间不长，但受到了地（市）县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有的报道还获了奖。家乡人从他播报的内容中，了解了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也获得了不少助力经商致富的信息知识。

荣获的先进工作者证书

终未“立升”亦无悔

电影是集文学、音乐、演艺及自然风光等为一体的视觉产品，通过移动图像表达情感、传递思想、启迪心灵，具有开阔视野、催人奋进的重要作用。我国自1905年诞生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特别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1949）与观众见面以来，在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过程中，礼赞党和人民、颂扬先进，成为始终昂扬的主旋律。

（三排左一）参加全县电影管理站培训留影

1975年，立升从公社中学高中毕业后，先是在本大队第九生产小队担任会计，次年春节前，经过推荐、面试与培训后，他就上岗成了公社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成员。从放映首场故事片《艳阳天》开始，他一直“把控”放映机至今，长达47年，累计放映18000多场。其中2015年以农民合同制身份退休后，他依然继续坚持从事公益电影的放映。回顾漫漫历程，他见证了诸多因对电影知识缺乏和对电影的痴迷导致的“趣事”。有一次，电影放完了，有两个社员跑到银幕后面转了几圈“找人”，结果不一会跑过来，满脸疑惑地问立升：这又不是戏台子，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布，咋还有那么多人在上面动呢？还有一次，放映电影《朝阳沟》，观众“爆满”，散场时有个人的鞋子居然被挤丢了，不料第二天，一家人一块去找立升，问捡到一支鞋没有？

作为20岁刚出头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立升，在近半个世纪努力为父老乡亲们放好电影、送去精神大餐的同时，自己从影片中塑造的诸多战斗英雄、先锋模范的先进事迹中不断汲取积极上进的思想、智慧与精神的力量，则成为他最大的收获。如开篇提到的“嘎子”燕秀峰老人，这位曾经消灭了近百名鬼子和汉奸、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的革命功臣，建国后居然隐姓埋名，成为天津一名普普通通的锅炉工人，着实让人敬重与钦佩。著名战地作家魏巍根据其事迹特意写了中篇纪实散文——

“嘎子”原型燕秀峰老人生前留影

《燕嘎子》，文学大咖徐光耀写了小说《小兵张嘎》后改编成电影。其它如前面提到的描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影片，还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五朵金花》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生动场面的影片，以及《焦裕禄》《咱们的牛百岁》《建党伟业》等一批聚焦人物、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与党的历史的电影，这些有道德、有筋骨、有温度的作品，无不激励着立升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激励着他在这同一岗位上一直默默无闻的付出、奉献与坚守。当淋着雨在回家的路上时，他唱起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就为自己增添了干劲。

61岁上岗公益电影放映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媒体的发展与后来网络的迅速兴起，“生活好了、电影跑了”，农村电影事业逐渐萧条，于是，放映人员改行的改行，退出的退出。这段时间，立升思想上也有过难免的波动与烦恼，但早已将个人身心完全融入到挚爱的放映事业中的他始终坚信，无论时代怎么变化，电影作为一种利用声画讲故事的艺术，一定会有它持久的生命力与存在的价值的，老百姓始终会需要它的。用他的话说，坚持就有出路。后来，取材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的公益电影，作为维护公众利益、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信息传播方式，较好地满足了广大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由此进一步增强了立升继续投身电影放映的坚定信念与意志。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作为农村电影普及的推广者，在长期为父老乡亲服务的工作生活实践中，曹立升形成了朴实无华、踏实奉献的作风，而且一直保持了下来。90年代初期，因就医，他与家人曾去滨州找过我，让人感觉他是那样的本分与坦诚。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听老家的人讲，立升良好的思想风范与行为属于久经考验的，一生都不会改变的。2009年，镇邮局急需一名邮政投递员，有的人不屑这个“跑腿”的苦差事，立升就在做好公益电影放映的同时，兼任了该项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八年。

含饴弄孙

带着情怀的故事、带着温度的情节，常常会隐没在岁月的不为人知之处。客观地讲，立升在岗时抛头露面的场合比较多，和领导打交道的机会也不少。但据说，他从来没有就个人的发展与前途等相关问题，向组织和单位提过什么要求，不像当年有的与其身份差不多但“脑子活”的人后来通过各种办法与路子转成了公职人员甚至成为了领导干部。他虽名为“立升”，却没能“立即升迁”，甚至根本就没有升迁过，一直就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农村电影放映员，因此，有人说他“憨”、“傻”，有人说他“白干了”，但风风雨雨从事、钟情该项工作近50载，如今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他，自豪地认为自己这辈子干得有价值、有意义，活得知足，从来没有后悔过只有他和同事才有的永远值得回味的“电影经历”。他说，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的贡献，给予了他们很好的待遇。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一直干下去，做一名彻底的“终身电影人”。

历史可以走进时光深处，但不可以被遗忘。谈到电影，人们会有兴致；谈到电影明星，人们会更有乐趣。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更不能遗忘当年让我们欣赏电影、认识影星的人！在高清数字替代胶片放映、农村公益电影事业获得长足发展的今天，家乡人不会忘怀一直坚守为村民服务的“电影人”——曹立升，不会忘怀他为农村文化事业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2023年1月于烟台

【作者简介】曹高芳，山东博兴人，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来发表论文50多篇，主编全国高校规划教材1部，出版专著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省部级课题10余项，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山东省教育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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