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神秘的中英街（中英街虽小见证百年沧桑）

有一条小街，只有250米长，三四米宽，但却是一个承载历史意涵丰富、见证百年沧桑的地方。这条小街就是沙头角的中英街。

沙头角中英街来过多次了，每次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印象不深。不过，每次到这里来必做的一件事是看看这里的界碑。残缺不全的光秃秃的界碑在有些人的眼里，只是埋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但对于我来说，却像维纳斯一样，有着不必为外人道的残缺之美。它的分界意义早已不复存在，但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寄托着民族的情感，蕴藏着历史的记忆。

　　中英街入口处的“桥头街”牌坊。牌坊上的对联是“日出沙头万年不弃游子梦，日悬海角千载长怀故园情”

　　2018年这一次来沙头角，本来有别的任务，但因为还有一点时间，就向主人提出再去看一看这个200多米的小街道，再去看一看那些光秃秃的镶在路边的石块。这次与往日不同，除了看一看小小的街道，抚摸一下光亮的石头，还参观了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这使我对沙头角和中英街的了解更丰满了一些。

　　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门前的小广场上，矗立着一座警示钟。警示钟铸造于2001年。围绕着警示钟的几个数字蕴含着中英街的几个重要的信息。警示钟高1.842米，象征的是《南京条约》签订的时间；重1.55吨，象征的是英国殖民主义侵占香港155年；钟裙的八个梯形象征着中英街的八块界碑；钟肩上的21朵莲花表明此钟铸造于21世纪。钟亭的石壁和石阶上铭刻着《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条约的主要条款。钟体上的铭文记载了中英街形成、变迁和香港回归的历史。

警世钟及位于警世钟附近的1号界碑



　　沙头角原名桐芜墟，曾经有50多个村落，8000余人口。为什么叫沙头角呢？原来取自“日出沙头，月悬海角”之意，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作为沿海的一个村落群，这里与其他地方的渔村没有太大的区别。村民们们出海打渔，下地干活，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但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新界的被强租而告结束。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但英国贪欲不足，竟然以香港防卫为由强租新界。1898年6月9日，中英两国在北京正式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第一句话就是“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以九十九年为限期。”1899年3月18日，中英双方勘定新界北部陆界，划沙头角内干枯河底的中线为界，被分成“华界”和“英界”（或“港界”）两部分，从此，沙头角被一分为二。沙头角50多个村落中，约2/3的村落被划在了新界。中英地界就此形成。中英两国分治中英街长达百年，直到香港回归。2002年，当地政府将3月18日这一天确定为“中英街警示日”。

　　当年勘定边界时，树立的是木质界桩。1905年，港英政府将分布在边境沿线的地界木桩改为石质界碑，当时树立了20块界碑，其中1至8号在沙头角，8号界碑在桥下。界碑面向深圳一侧刻有“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第X号”，面向香港一侧篆刻有“ANJLO CHINESE 1898 N oX”。日军占领期间，一些界碑（3-7号）被日军丢弃，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粤港重新树立了3-7号界碑。

　　由于中英街的特殊地理位置，这里很快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形成“一条小街，两个世界”之地。首先进入这里英界的西方文化是教会、教堂，后来又开通了火车，拉上了电报线、电话线，有了电灯、洋行。1900年港英政府在沙头角设立警署，后来又设立民府和基层乡事管理机构，对英界沙头角及整个新界地区进行管理。同样是1900年，华界沙头角设立关厂（海关机构）。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这里也被日军占领，界碑的分界功能反而淡化，原来跑到新界避难的乡民得以返回沙头角，共产党抗日游击队和情报组织也在这里开展抗日活动。

　　日本投降以后，港英政府机构重新进驻新界。从1949年6月起，港英政府在新界边界地区实行宵禁。1951年6月15日，又颁布《1951年边境封锁区命令》，宣布在新界边界地区实行封锁，进入或逗留在封锁区内者，必须持有港府颁发的通行证。

　　1949年的内地，正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的10月，解放军进抵深圳河，沙头角解放，中方开始设岗执勤。当时中国政府针对香港问题制定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决定暂不收回香港，边境治安交由地方部队负责。1951年2月，广东省政府开始实行边境管理制度，所有人员均须凭公安机关签发的《出入境通行证》从正式口岸进出境，而中英街作为边防禁区是非正式口岸，人流往来因而得到限制，除海关、边防、边检和检疫部门外，这里还设有公安、工商等管理部门。

1949年10月10日，美国《生活》杂志记者伯恩斯在3号界碑前所摄。中国的军人虽然瘦小，但从他的神态中我们可以看到蔑视和凛然的气势。

1985年，深圳摄影家何煌友也在同一地点，拍摄了一张照片。街道一侧，两名香港巡警背手巡逻；另一侧，中队哨位上的两名战士肃穆而立。在他们中间，横亘着3号界碑。

　　新中国成立后，中英街成为“姓社”和“姓资”的分界线。一条小街几乎成为贫困与富裕的分界线。从1950年代起到改革开放初期，深港边境多次发生内地居民逃港风潮。逃港风波造成多少骨肉分离，恐怕难以数计。

　　那个荒唐的年代还曾留下界河会的故事。沙头角逃港乡民中一部分滞留香港，一部分遣送回乡。滞留香港的乡民思乡心切，又不敢回乡，就与家人相约在沙头角界河两侧遥相呼喊，边泣边诉，想一想牛郎织女还能一年一度鹊桥会，而至亲骨肉却只能隔桥呼喊，此情此景怎不让人肝肠寸断。

　　界河会。70年代，偷渡香港的深圳人回不来，家人出不去，双方只好约定日子，在沙头角桥两头相会。相隔仅30米，彼此见得着，听得着，但无法接触，这就是当年著名的“界河会”。

　当时，为阻止逃港风潮，军队也部署到前沿。但是，面对如潮的逃港者，军队又能有何作为呢！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负责人关于边境地区偷渡问题时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能管得了的。”“还是要靠发展经济”。

　　人们在慨叹深圳这个小渔村变成世界性大都市的伟业时，一定会追溯到深圳设立特区的决策。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后，沙头角借着这股东风，很快成为国人瞩目的商贸集散地和购物天堂。



小小的界碑曾经隔断两侧人民的往来，现在则成为历史的见证。

　　中英街真正兴旺繁华起来，是在1983年内地与香港签订开放中英街协议之后。由于双方对中英街投入大量资金，大兴土木，整饬街道，修建店铺，使得这条小街迅速繁荣，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主要是那个时候去香港很不容易，而这里不但能看到买到香港的一些东西，还能看到很多英国人。所以，改革开放初期直到1990年代中期，凡来深圳特区的人，基本都要到中英街。那几年节假日繁忙时，每天的人流量达10多万人次。

　　据说那个时候，很多人到这里是为买黄金。因为在当时，内地购买黄金有限制，而这里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属于免税区，中英街因而成了远近闻名的“黄金街”。我第一次来中英街，应该就是1980年代末。但我对此倒是没太多印象，可能是因为兜里瘪吧。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所关注的是电子手表之类的小件东西。这还是因为有朋友要求给他带一块电子手表。结果来这里一看，不是按块卖的，而是按斤卖的，——当然，你硬要按块买也可，无非比按斤买贵一些，按斤卖相当于批发的意思吧。这里还能买到邓丽君歌曲带之类有些“违禁品”意思的东西。大概跟这些原因有关，那个时候这里非常热闹。

　　香港回归后，中英街失去了香港窗口的功能。2003年，香港全面开放自由行，游客可以直接过港购物。中英街对购物者的吸引力自然降低。据统计，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中英街的游客人数跌至800万人次，2002年仅有128万人次，最冷清时，一天的游客不足百人。

现在的中英街正在恢复过去的熙攘。不过，来中英街的人主要不再是想在这里发财的人，有的到这里观光游览，有的到这里追忆过去，有的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来看一看，购物变成了一个顺手的而不是刻意的举动，——在我看来，这其实正是我们应该看到和希望看到的。

进入中英街后街边的这口古井，为清代康熙年间迁来沙头角拓荒的客家人所建，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是当地人们饮用的水源，直到现在中英街两边的人们中还流传着“同走一条街，共饮一井水”的民谣。

仍然繁茂的榕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榕树的树根长在深圳一方，叶枝覆盖香港一方，成为许多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景象。这棵古榕树旁边是第四号界碑。碑树相依，共同见证了中英街百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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