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尴尬的几个省会（一个低调存在的省会）

提及福建省，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城市可能是厦门，那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城市。相较之下，福建的省会福州反而不那么有名，是个相对低调存在的城市。

福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而福州之名则始于唐朝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设福州都督府，唐末王审知的闽国政权亦建都于此。王审知的闽国都城形成了日后福州城市的基础，他在西晋太守严高筑造的子城之外新筑罗城和南北夹城，北面横跨越王山，并将南面九仙山、 乌石山围入城中，开凿了绕护罗城南、东、西三面的大壕沟，奠定“三山鼎峙，一水环流”的独特城市格局，从此之后“三山”亦成为福州的别称。

王审知

福州地处福建东部、闽江下游，又是沿海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对福州做了这样的描述：

西阻重山，东带沧溟，南望交广，北睨淮浙，亦东南一都会也。然而延、建诸郡，控我咽喉；福宁一州，扼我项背；兴、泉诸郡，伺我肘腋。扬帆突至，则有海道之虞；逾险飙驰，实切上游之惧。封疆不可凭，山溪不足恃，国门以外，皆战场也。三山之险，诚不在近郊，而在四境矣。

“国门之外，皆战场也”，既然军事地位如此重要，故而福州“历代皆为藩镇重地”。南宋末年，临安为蒙元军队攻陷之后，福州曾经短暂作过南宋政权的行都。明末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和黄道周拥戴下，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政权，以福州为福京，称天兴府。

隆武帝

清廷扫荡东南，一统天下之后，废除福京的京府级别，行政建制恢复到明朝旧制，也考虑到“福州以兵事开国，故军制特详。郡会之地，将军特镇，节使交驻，执秩拱稽，体势严重，而且环山滨海，制在防险”。

清代福州的行政地位较为特殊，它不仅是福建省的政治中心，又与闽浙总督驻节息息相关。顺治二年(1645)，清廷将福建、浙江两省合并为统一行政管理区，设置闽浙总督，初称“总督闽浙等地方提督军务粮兼巡抚事”，驻福州府，兼辖浙江。次年，闽浙总督改驻浙江衢州。至顺治十五年，闽浙两省复行分治，各自设立总督，闽督驻于漳州府，浙督驻于温州府。康熙十一年(1672)，闽督再移福州府，二十六年复改福建总督为闽浙总督。

此后雍正五年(1727)，闽浙再度分设总督。至乾隆三年(1768)，闽浙两省又行合并，闽督仍驻福州府，闽浙总督节制福建、浙江两省的行政管理机制最终确立。尽管这一时期闽浙总督的设置几经分合迁移，但是福州一直保持了其作为福建省政治中心的地位，这一地位对其之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闽浙总督府

福州与云南的昆明一样，有督抚同城的问题，除此之外，福州不仅是福建巡抚衙门和闽浙总督的驻节之地，还是福州将军的驻守之地，以及闽县和候官县两个县衙的所在之地。城市规模并不大的福州城，麇集了那么多的衙门，不仅有“省布政使、按察使、盐道、粮道、学政”等职责官员，还容纳了“数量众多的等候具体任命的候补官员”和“从全国各地的官府衙门退休还乡的前官员”，福州也理所应当地成为闽浙台地区的权力核心。

清初，由于明郑政权在台湾的事实存在，清王朝执行了非常严厉的海禁政策，尤以福建为甚。在清廷看来，郑成功政权“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物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自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施行了长达24年的迁界禁海政策，以杜绝“滨海各处奸民商贩，暗与交通，互相贸易，将内地各项物料供送逆贼”。

明郑政权的影响范围

沿海人民数千年来，都赖海洋为生，即便再严厉的海禁政策也阻挡不了民间的走私冒险，康熙帝自己也说“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所以在台湾郑氏政权投降清廷之后，朝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下令重开海外贸易，其理由无外乎是“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事实上，多年海禁对闽粤沿海经济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闽粤军政开支都长期依赖“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甚至成为内地省份经济发展的累赘。

在海禁取消的背景下，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地区成立了四大榷关，即闽海关、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据乾隆朝《福州府志》记载，“督理闽海关署，在府城外南台中洲，国朝（康熙）二十三年设。雍正二年归并巡抚管理。雍正七年复设。今并归镇闽将军兼理，衙署仍在旧地”，“每年额银六万六千六百两”。

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在厦门设立闽海关分支衙门抽税。由于厦门经济和外贸发展迅速，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时，“闽海关钱粮，厦口居其过半，年征税银十万五千余两”，隐然有超越福州的可能。

清末闽海关税务司公馆

闽海关的设立并没有像粤海关那样刺激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直到晚清开埠之前，福州地区，乃至整个福建一省，经济发展都很一般，尤其是粮食问题，长期依赖台湾调剂。福州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五口通商时代来临之后的事情。

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在与英国进行开埠谈判之时，未遭兵燹的福州却成为开埠通商的焦点。清廷对于福州开埠非常在意，在道光君臣看来，“闽省为滨海岩疆重地，武备甚关紧要”，如果英国商人占据福州，“则既据我腹心，一举动而彼即知，一画谋而彼先觉，诚恐整顿无地，设备无时，而善后亦终难有妙策矣”。

清代福州

道光帝在给谈判代表耆英的谕令中说：“除福州地方万不可予，或另以他处相易”。但是，英国方面同样看重福州的地理优势，表示“若能如其所请，即当永订和约，不敢再启兵端，不如所请，即行开仗”。万般无奈，清廷最终还是答应了英方要求，“藉作一劳永逸之计”。

根据《五口通商章程》，福州直至1844年7月才正式开放，是五个 口岸中最迟对外开放的。英国商人重视福州，是因为此地靠近武夷山，盛产红茶，而红茶已经成为英国等欧洲国家日常生活的必备品。

近代福州港

大概在1853年，英国商人才迎来了第一批武夷山红茶的输出，此后其势头便一发而不可收，出口量迅速飙升。从1854年起直到19世纪80年代，福州对外的茶叶贸易量一直很大。据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854年，福州口岸出口茶叶为13万担计650万公斤，而到了1856年，这个数字就达到1860万公斤。在1863-1864年度，截至5月31日，福州出口的茶叶量分别是：英国约2000万公斤，澳大利亚约375万公斤，美国约318万公斤，三者相加数量达约2700万公斤。

据统计1871-1873年，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000万元，其中茶叶出口值为5797万元，占52.7%。而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价值又占全国茶叶的35%至44%。也就是说，福州仅茶叶出口一项，就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0%左右。到1880年，福州的茶叶出口贸易达到辉煌巅峰，出口量约为4000万公斤，价值265万英镑，约为4000万元（规元）。至此，福州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茶叶港口”，福州港在全国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

武夷红茶

由于福州成为福建茶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和茶叶的重要产地，就促进了福州城市的繁荣，在福州从事茶叶贸易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当时茶行里的分工已经非常细致，计有“看更，理茶工人，打藤人，裱箱人，买办，帮买办，管帐先生，报税人，茶楼人等，秤手，装茶人，筛茶人，焙茶人，铲茶箱人，打铅箱人，做茶箱人······”等林林总总达五六十种之多，可见茶市的繁荣景象。

但是，福州茶叶出口贸易的繁荣没有带来福州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第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中，福州的近代化发展算是最慢的，很多现代市政工程设施都是到了清末民初才出现。茶叶出口贸易成就了福州大港的地位，但是同样也是因为茶叶贸易的衰落，导致了福州城市的没落，单一产品的依赖型经济注定是难以持久的。

近代福州地图

其他品种红茶，如安徽祁门红茶、锡兰红茶的崛起，冲击了福建红茶的优势地位，清政府对于茶叶的重税政策、英国资本对于茶叶市场的垄断，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了福州茶叶出口业在19世纪末出现颓势，至1890年以后每年出口仅几十万担。此后的福州茶市尽管依然继续惨淡经营，但再也没能回到昔日的辉煌。福州城也随着茶叶贸易的萧条，也渐渐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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