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期间博古（重庆谈判期间博古）

75年前，在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空难事件，遇难人员中包括多位中共重要领导人物。随后的“四八”烈士追悼纪念活动，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方针的广泛宣传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义正词严的声讨。然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围绕这场空难的原因众说纷纭，时至今日，对其真相的追述仍未停歇。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行“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同年12月，又派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等同志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来增派秦邦宪参加宪草审议工作。

1946年4月7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延安发来电报，说：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同志，于4月8日上午，由重庆乘机飞返延安。

令人震撼的噩耗

8日上午8时45分，一架美国C-47式运输机从重庆冒雨起飞。同机人员除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还有著名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叶阿九，鲁迅艺术学院教员黄晓庄（黄齐生之孙），第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王若飞同志副官魏万吉，秦邦宪同志副官赵登俊，叶挺同志幼子阿九的保姆高琼，另有机组人员：佩戴飞虎队标识的美军飞行员兰奇上尉、瓦伊斯上士和迈欧、马尔丁，共17人。飞机起飞后，机组即用电台同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联系，报告一切正常。飞机降落中转站西安，经短暂休整，于11时55分起飞前往延安。半小时后，机组再次与美军观察组联系，报告飞行正常。

当日延安的天气不佳，乌云低暗，下着小雨。下午1时许，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以及各机关团体代表、群众数百人，陆续赶到延安东关机场，准备欢迎归来的战友。

空中传来隐隐约约的轰鸣声，在场有人推断飞机已到甘泉上空。然而轰鸣声却越来越远，直到完全消失。随后，美军观察组收到机组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飞机迷失方向了。中共中央得此消息后高度关注，当即组织数以万计的军民多方寻觅。美军观察组也协调派出两架飞机，连续三天在延安附近搜索，但均无结果。

下午2时许，山西省兴县东南附近村民听到隆隆的飞机声，紧接着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庄上村村长李文堂立即带人寻声前往以探究竟，在黑茶山山顶南坡的一块巨石旁，发现飞机残骸主体斜躺着，头部朝上，尾部朝下，螺旋桨已折断。残骸下是一片焦土，四周散落着机体碎片和遇难者遗体、遗物。由于搞不清失事飞机是敌是友，当晚召开村党支部会议，最终决定次日组织人员上山，先将遇难者遗体抬下山掩埋。会议开到临近深夜时分，区大队长刘富匆匆赶到，说有架载有党的重要领导和高级将领的飞机失踪，正在寻找。大家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决定天一亮就上山，展开搜寻工作，同时派人赶赴中共晋绥分局报告。分局即令保卫部部长谭政文及其机要秘书兼机要股股长顾逸之，率人前往事发地点调查。

10日晨，谭政文、顾逸之等赶到飞机失事现场。经仔细辨认，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的遗体找到。因天色已晚，先将四位烈士遗体运下山存放在民房中。次日继续搜寻，相继找到其他遇难者的遗体，并拾得乘机者名单和秦邦宪、黄齐生的私人图章，以及两枚蓝底白字、写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证章，进一步证实了遇难者的身份。

11日晚10时，中共中央接到晋绥边区关于飞机失事的电讯后，通过新华社发布了一则十分简短的消息：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志“在本月八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

4月11日，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组成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习仲勋、李鼎铭等26人参加的治丧委员会，并决定边区降半旗三日，停止娱乐活动一个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痛悼死者》，称这场空难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极沉重的损失”，并刊登毛泽东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18日，烈士遗体由两架飞机运达延安。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亲率各界代表与群众万余人赴机场接灵。19日，延安各界三万余人隆重追悼并公葬烈士，朱德、刘少奇等亲随执绋，送灵下葬。

追查空难真相

中共中央在隆重举行哀悼活动的同时，对“四八”空难发生原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当时正处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之际，自然会使人们对空难原因产生怀疑并引发诸多猜测，一时谣传纷起，因为死难的有这么多中共领导人，谣传自然集中到一点：这是否有人蓄意制造的破坏事件？负责“四八”烈士治丧工作的杨尚昆回忆：“当时，我们确实怀疑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在搞鬼。”但为慎重起见，中共中央根据晋绥边区政府的报告，在4月11日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将空难原因归结于“飞机迷失道路，遇雾导致撞山焚毁”。

12日，新华社发布《王若飞同志等遇难经过》一文，披露王若飞、秦邦宪是因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和政协协议的实现遭严重阻挠，为及时向中央请示和商讨对策，才冒着恶劣天气飞返延安的。13日，《解放日报》发表《痛悼死者》评论，更是明确表示“他们是为和平民主事业而死的！他们是为坚持政治协商会议全部协定——特别是宪草原则协定，坚持停战协定，坚持整军协定而死的”。19日，《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撰写的《“四八”烈士永垂不朽》，指出“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

“四八”空难追悼会

“四八”空难现场调查人谭政文、顾逸之于4月18日乘专机护送烈士遗体回延安，并向中共中央专门汇报空难调查情况。根据对飞机失事现场的调查和询问当地群众，他们在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作出如下分析：

第一，飞机确系撞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因为山侧峰巨石上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撞山后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可能是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到巨石上。第三，从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没有发现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C-47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研制的一种双发动机活塞式军用运输机，但那时飞机并没有“黑匣子”设备，加之缺乏有效技术手段对失事飞机主要部件进行分析和鉴定，只能根据判断将失事原因归结为恶劣天气所致。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也为了不给国民党留下借口，激化两党矛盾，认可了飞机是因雨雾意外撞山失事的结论。杨尚昆曾回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和观察组一致的看法是：因为气候恶劣，天空云层厚，能见度差，飞行员在机场上空盘旋，找不到跑道，只好改变航向，朝北平方向飞行，不幸撞毁在2000米高的黑茶山上。”

难解之谜

长期以来，围绕“四八”空难原因莫衷一是，存在着“天灾论”和“阴谋论”之说。

1998年初，顾逸之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一文。文中道：“这架飞机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

2003年7月，叶挺长子叶正大撰文回忆：1951年6月，他和二弟叶正明到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拜访。周恩来谈到“四八”空难，明确否定了飞机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结论，“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因为“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叶正大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曾参与五种型号飞机的设计、研制工作。他在将周恩来关于“四八”空难的谈话内容公布于众的同时，从航空技术角度对飞机迷航原因进行破解：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将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当飞机飞到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使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不过，在缺乏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这种观点仍属主观分析和推断。

2006年，适逢“四八”空难发生60周年，国内多家报刊和网站都转载了一篇回忆文章，称隐居台湾半个多世纪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杜吉堂临终前主动爆料，承认自己当年奉命制造了“四八”空难：是他派特务伪装成机修人员，利用C-47在西安机场停留之机，在高度表和磁罗表背面安放了磁铁。结果，飞机起飞后受磁铁的强烈干扰，导航系统和高度表相继失灵，最终在浓雾中撞山焚毁。但秦邦宪之子秦铁认为该文漏洞百出，可信度不高，就去查找消息的原始出处和“杜吉堂”这个关键证人，结果都没有找到。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多部权威党史著作或当事人回忆，对“四八”空难也存在不同表述。如《中国共产党历史》是这样记载的：“由于国民党决意破坏政协协议，4月8日，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从重庆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毛泽东年谱》表述为“因遇恶劣天气，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周恩来年谱》表述为“飞机途中失事”；《朱德年谱》则明确指出：“因飞机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又遇恶劣天气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

“四八”空难究竟是天灾还是阴谋，是意外事故还是暗杀行为，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但因各方都缺少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使这场机毁人亡的惨剧真相至今仍未解。

——摘编自《炎黄春秋》2021年第四期

作者：徐艳

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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