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文学是我的硬伤（只有思想愚昧者）

近年来，一些反映“文革”时期题材的文学作品、影视剧不断推出，伤痕文学又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如近期热映的《人世间》，又让伤痕文学成了热点。可一些人却把伤痕文学当成洪水猛兽，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伤痕文学，是因为它太真实，善于反思，敢揭伤痕，敢于擦去血迹。

伤痕文学主要是知识分子对那段时代的反思。

为什么知识分子要反思呢？因为知识分子在那段年代吃的苦头最多、遭受的磨难最多，而这些苦痛和磨难原本并不应该发生。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领域是反“右”扩大化、“文革”的重灾区，广大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和医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文革”的冲击，特别是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无辜地遭受各种残酷的迫害。

知识分子并不是“卖惨”，当时的境遇对他们来说确实是真“惨”。

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地方就是应该在科研院所、在大学校园、在生产一线，而在国家最需要他们贡献知识的时候，很多人却把自己的青春青年消耗在了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消耗在牛棚里，知识断层足足有一代人，这难道是民族之幸吗？

这样的教训和惨痛，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有人说，知识分子拿着高工资，受几天罪就受不了？我想说，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分工，知识分子不是说不能吃苦受罪，而是相比吃苦受罪这件事，他们更应该以知识报国，尽快把知识转化为实现国家富强的生产力。

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群体之一，是国家的“宝贝疙瘩”，让他们拿着比农民、工人相对要高的收入又有什么不应该吗？将军和士兵同样是打仗，甚至士兵更危险、更辛苦，但谁也不怀疑将军应该比士兵拿的军饷要高。

农民苦，工人苦，但是抹去工农群众的苦是应该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解决，难道要“均患难”才心理平衡吗？更何况，那时的知识分子其实并不在乎拿多少钱，而是看是否能充分发挥所长。如果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方面他们的确有资格“发牢骚”。

优秀的知识分子，始终都心系国家、民族和普罗大众，他们有着很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回馈祖国，他们也会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发出肺腑之言，以此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进程。

就如同钱学森、于敏、袁隆平、钟南山那样，如同疫情当初的李文亮医生和他的同事们一样，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和百姓最大的幸福。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国家的栋梁，更是民族和百姓的福音。

无论哪个国家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杰出贡献，无论哪个民族都应该敬畏知识，尊重有学识有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所以1977年，邓小平一复出工作，就自告奋勇地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他说：不抓科教，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肯定地说：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他旗帜鲜明地强调：一定要把“臭老九”这个称号去掉。

这才是国之兴旺，民之幸福也。

钱学森

伤痕文学和历史虚无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伤痕文学是对疯狂的年代扭曲的人性的抨击和批判，是一段永远不可忘却的记忆的记录。而历史虚伪主义则是篡改、伪造、歪曲历史，数典忘祖。

伤痕文学本来与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两回事，决不能混为一谈。只有落后者和愚昧者、试图靠掩盖歪曲历史才能讨生活、赚流量的人，才会给伤痕文学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

我们歌颂那段红色激情的年代，但不意味着要肯定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

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是党在历史决议里早已彻底否决的，可是有些人就是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故弄玄虚，大谈所谓的“政治正确”。而某些开历史“倒车”的舆论，还在借此大唱高调，试图用貌似“越左越革命”的腔调，为荒唐年代的荒唐事儿招魂扬幡、蛊惑人心。

伤痕文学展现苦与难，并非是为了单纯的展示而展示，而是为了让我们铭记历史教训，从此不再苦难。

伤痕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它反映的是社会的伤痕，也是人们心灵的伤痕。伤痕文学的产生，说白了也是人们的觉醒。

季羡林在回忆自己为什么要写《牛棚杂忆》时曾说：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

《牛棚杂忆》虽然是季羡林先生的回忆散文，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伤痕文学范畴，但伤痕文学的宗旨要义却同《牛棚杂忆》一样，就是要让人们记住伤痛，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

季羡林先生

有些人说，伤痕文学反映的不是事实，伤痕文学里的故事跟他们所经历的不同。

对此我想说，每个人的境遇是不同的，苦乐在每个人的心里感受有很大差异，怎么能一概而论呢？你没见到过、听说过或者经历过的东西，难道就是不存在的吗？况且文学创作又不是写自传，别人身上发生的事，作者就不能拿来当素材用或者加以艺术加工吗？

季羡林说过：

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

否认苦难、粉饰苦难，就是为了掩盖产生苦难背后的错位思想。对苦难视而不见，那就是准备时刻再犯。非要否定伤痕文学的人，一定有严重的极左偏见。

这些人对过往历史任何形式的自省和反思，都会让他们气急败坏，他们只喜欢一味地称赞和歌颂，听不得对过去的半点批评，他们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干着以偏概全的事，这不但是“盲人摸象”，其实这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而且是一种更隐蔽、更坏的历史虚无主义。

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钱学森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国家，经济落后了，可以用十几年赶上去，风气坏了，就是几代人也难恢复。”

生活中有伤痕，为什么不能用文学作品加以表现呢？把那个年代的痛苦经历写出来，把那个时代的弊病呈现给世人，就是为了让大家警醒！

有人说得好，伤痕文学就是路上的警示牌，告诫路人：左路危险，走正前方大路！

探索中的曲折、迷茫、失误可以容忍，但是绝不能成为个别人的追求和价值观来捍卫。只有从正确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为后来的发展之路寻找有益的镜鉴。不溢美、不讳言，这才是实事求是。

多数批评伤痕文学的人，一口一个公知、一口一个卖国贼的扣帽子、打棍子，不过是望文生义，凭想象谩骂，或者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罢了。扣在伤痕文学头上那顶“历史虚无主义”的大帽子，应该彻底摘掉了。

抨击伤痕文学是揭伤疤，纯属典型的无理取闹。不揭疮疤怎能刮骨疗毒？怕疼你就没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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