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天下生意天下做（汇通天下乔致庸）

01

1937年8月下旬，一架飞机在祁县乔家堡上空盘旋三圈后，向北飞去。驾驶员乔惆要去晋北的宁武、雁门关一带，协助陆军对日作战。两个月后，乔映庚收到儿子的来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儿于月前奉命调直某空军基地（军秘，谅儿之衷），闻阎督近电总裁告急求援，总司已派卫立煌部驰晋增援，儿所部亦为配合此次行动作特级准备，不日将有一次鏖战也。数月军训虽备受艰苦，然体质倍健，勿劳大人挂念。两月前曾将全副戎装之照片一帧奉寄，观儿壮实体态，想必可使悬思冰释矣！国之将倾，家何以为，大人对儿幼时之教诲，至今犹历历在耳，未敢一日忘。儿虽不才，不敢与岳武穆、文天祥等先圣比，但以堂堂热血男儿，值此国难当头，岂敢以儿女之私废大公乎……战事日迫，民无宁时，儿不能亲侍左右，望大人善自珍重，亦须明哲保身，设处境日危应速作南旋计，以度此风云之秋，唯霜风渐属务希珍摄，祖母大人处亦望婉转慰藉，勿以实情相告。”

刚收到信没几天，乔映庚就收到了儿子战死沙场的消息，不禁老泪纵横，又感欣慰：“不辱门风。”

80年后，历史拨开迷雾，人们不禁感慨：“重利轻离别的商人之家，也有忠勇烈士。”而乔映庚口中不辱的“门风”，也来自一手将家族带向辉煌的爷爷——乔致庸。

今天，我们不读乔致庸，就不知何为晚清商人，更不会知道，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一介书生用资本撬动的仁义本色。

02

1855年，38岁的乔致庸满怀信心地准备乡试，打算一举夺魁，进而中进士、点翰林，实现耕读传家的夙愿。可一个噩耗传来，彻底打乱了他的阵脚：“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导致乔家的茶路断绝、资金链断裂，家族生意危在旦夕，哥哥一口气上不来，撒手西去。”这时哥哥的儿子还小，作为弟弟的乔致庸必须盘活生意，才对得起祖父兄三代人的心血。

仕途梦断，乔致庸只能放下书本，操起算盘，承担起自己作为男人的责任。

祖父由走西口起家，所以家族的店面大部分都在包头。乔致庸知道：恢复茶路是其次，首先得稳住包头的生意。来到包头后，他发现情形远比想象中更为严重：员工挤兑薪水、人心浮动、资金短缺，每一项都要抽掉乔家的根基。

面对这种情况，乔致庸提出了“顶身股”的概念。一个小伙计进入店里当学徒，三年后如果成绩合格，就成为正式员工。再勤勉工作三个账期（十年）后，如果成绩优良、没有任何失误，就可以由掌柜推荐、股东认可，拿到一、二厘的身股，也叫“干股”。这种股份不能买卖，只能参与分红，人不在了，股份也要收回。但是只要员工表现良好，拿到的身股也会随着工龄增长，乔家可以养他一辈子。

乔致庸的“顶身股”制度一经施行，马上稳定住了浮动的人心。老伙计们都拿到了合适的股份，新伙计的心也安定了下来，真正把乔家的生意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

当别的商号伙计还在眼巴巴地盼着涨薪时，乔家的伙计已经成为商号的一分子。当时山西有这样一句话：“做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了客。”可见“顶身股”的诱惑力有多大。

稳定了自家员工，乔致庸又吸引其他商号的人才，并且靠家族长年积累的声誉借到了贷款，因此，乔家在包头的生意迅速起死回生。

随后，乔致庸在“复盛公”“复盛全”的基础上，又投资六万两白银开设了“复盛西”当铺、“复盛兴”“复盛和”粮店、“复盛协”“复盛锦”钱铺等复字号产业。后来，他又把生意扩张到呼和浩特、祁县、太谷，经营日用百货、皮毛、粮食、钱庄、酒店，一张遍布西北的商业网络，在乔致庸的手中铺开。

太平天国被平定以后，南北茶路重新疏通，乔致庸再一次前往南方贩茶，经过包头，远销恰克图、蒙古、俄罗斯，从地方豪绅，变成了北方雄商。包头至今都流传着乔家的谚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如果说普通员工参与分红，能够有一份安身立命的收入，那么对商号的管理人才，乔致庸只要认定，就能立马破格任用。

1881年，平遥“蔚长厚”的掌柜阎维藩被排挤，他决定返回山西老家另谋高就。乔致庸听说此人才能了得，于是派了两路人马，带着八抬大轿，分别在阎维藩可能出现的路口等候。一连等了八天，阎维藩的身影终于出现。

看着风尘仆仆的乔家人，阎维藩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他坚持不上轿，他要与乔家人并肩而行。最后实在相持不下，他才在轿子里放了一顶帽子，算是代替他坐轿了。

回到祁县后，年仅36岁的阎维藩当即出任大德恒票号的掌柜。他凭借出色的才能，在后来的26年里，让大德恒票号每股分红都在8000到10000两白银，真正是“一言兴家，一言振业”。

还有“文盲掌柜”马荀，这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伙计，因为出色的业务经营能力，被乔致庸一举提拔为大掌柜，将包头的“复盛西”商号经营得日进斗金。

乔致庸散了钱财，却聚集了人才；他的生意，富了自己，也富了众人。

03

在晚清时期，票号最初由平遥的“雷履泰”发起。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国的票号也不过五家，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七家分号，而且他们还不和中小商人做生意，只选择大商人合作。这样一来，大部分商人仍然得带着沉甸甸的银子走南闯北，一不小心就会被土匪、恶霸谋财害命。

乔致庸接掌家业后，看到了票号业的前景，决定挪动多余的资金开设票号。众人纷纷劝阻：“现在入局，很难赚到钱了。”但在乔致庸的构想里，票号的功能不仅是赚取利息，而是要“汇通天下”。

为打造“清朝银联”，乔致庸投资26万两白银成立“大德恒”票号，并在三年后将“大德兴”也改组成票号。两大票号火力全开，让所有商家都能实现“异地汇取”的梦想，只用带着一张收据，就可以走南闯北。即便收据在路上被土匪抢劫，如果没有密码，在票号中也换不到银子。所以，在乔家的票号史上，没有一例误兑错兑，他们将票号生意做到了极致。

大格局下的大梦想让乔家票号业务迅速开遍全国二十多个城市，乔家的资本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排名，也像坐火箭一般往上蹿。当初的行业前辈，早已被乔致庸抛到身后，无法望其项背。

04

祁县深宅大院里的乔家，再也不是祖上娶不起老婆的落魄样了。乔致庸走在街上，人人都笑脸相迎，叫一声“亮财主”，但他知道：“有国才有家，资本要用来爱国。”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负责筹措军费的有两人：胡雪岩和乔致庸。当胡雪岩在江浙筹措到军费后，就由乔致庸的票号运送到前线，保障军队的用度；当军费紧张时，还要向乔家票号贷款。可以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功章上，也有乔致庸的一份功劳。

正因为这份功劳，左宗棠在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还特意经过祁县，拜访了乔致庸。一见面，左宗棠就拉着乔致庸的手说：“亮大哥，久仰了。我在西北有所作为，全赖亮大哥支持。”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临走时，左宗棠还给乔家留下一副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时，听闻晋商富甲天下，便派人到山西商人中去募捐。

40年前，英国人就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从此国运沦丧。大清国要组建水师，在乔致庸看来是再正义不过的事，他带头认捐10万两白银。

这个出手大方的山西商人乔致庸，马上就被李鸿章记住了。为了表示感谢，李中堂亲手写了副对联派人送到祁县：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

商人苦心经营积累的财富，到底是用在花天酒地的个人享受，还是花在资助国家回馈社会上，乔致庸在一百年前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05

乔致庸拟定的《乔氏家训》中，开篇就告诫子孙要谦和谨慎。

能知足者天不能贫，能忍辱者天不能祸。

求医药不如养性情，多言说不如慎细微。

当时山西很多豪商的大院子里，都有供族人享乐的戏台，但乔家没有。现在“乔家大院”里的戏台，是民国年间生意败落、子孙腐化时修建的。在乔致庸掌家期间，最怕的就是子孙玩物丧志，以至于家里的丫鬟都不敢招年轻漂亮的，而是专门找粗枝大叶的中年妇女，就怕家里男子惹出难堪的事情。

乔致庸亲自拟定了六条家规：不准吸毒，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酗酒。如果家人违背其中任何一条，必须跪在大院中，在大家的目睹下背诵《朱子格言》，直到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后，才能磕头谢罪，起身离开。

在严格的家规下，乔家的子孙都兢兢业业、勤勉朴素，随便拉出一个来，都能被其他晋商家族视作优秀接班人。

在银子大量流通的商号中，乔致庸也将“规矩”贯彻到底。每开一家店、每设一个分号，乔致庸都会跟经理一起拟定适合本地的号规，包括严厉的奖惩制度、人事制度，甚至还要跟新招募的伙计磕头发誓，用道德的力量来约束新人。

在乔家的商号里，从掌柜到伙计一律不准抽鸦片，更不能嫖娼，一旦被发现，就会没收身股，情节严重的甚至会被开除出号。其实乔致庸想让他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

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也只有在这样的家族氛围中，才能培养出优秀商人乔景俨、革命先驱乔映霞、抗日英雄乔惆、户部银行行长贾继英。因为人才从来都不在学区房中，而在长辈的一言一行、商号的一规一矩中。

06

1877年，横扫北中国的“丁戊奇荒”进入高潮。在这种百年难遇的大灾荒中，农田干旱，蝗虫肆虐，瘟疫流行，华北大地在短短四年间就减少1000万人口。山西祁县更是重灾区，“光绪三年，人死一半”。作为祁县有名的大商家，乔致庸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救助灾民的责任。

乔致庸让家里各房都减少用度，以至于一月到头都吃不上几顿肉。对于搭粥棚救灾，他却只有一个要求：“筷子插上不倒。”那些常年吃不饱饭的灾民，大灾之年却在乔家粥棚吃上了饱饭。

对外人尚且如此，对同村的乡亲他更是有求必应。只要有人去乔家大院的“在中堂”，乔致庸总不会让他们空着手出门。谁家有人病了买不起药，乔致庸就会派人送去几两银子，让他治病；有人父母去世却买不起棺材，他又派人送来几十两银子，让他料理后事；甚至有用人偷家里的东西被抓现形，乔致庸也是一副菩萨心肠：“家里东西多，不差这一件，再说有困难才偷呢，随他去吧。”

在人下时把自己当人，在人上时把别人当人；手握富可敌国的财富而不骄，始终俭以修身、平以待人，商人做到乔致庸这个份儿上，古往今来，难得一人。

07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狩”。在进入山西太原后，他们才放下心来，终于不用再为“身死国灭”而忧虑了。由“大德兴”改组而来的“大德通”票号总部，被朝廷征用为临时行宫。

看到逃难的朝廷日子过得凄凉，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当场保证，要借10万两银子给朝廷。回到办公室后，他跟大掌柜阎维藩一说，阎大掌柜直夸他做得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贾继英。”

就凭这10万两银子，乔家换来了慈禧御赐的匾额“福种琅环”，还为商号换来了两笔生意：一是由各省输送朝廷的税款，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乔家当然占大头；二是庚子赔款连本带利共10亿两白银，也由山西票号经营，乔家又占大头。

随后的10年里，乔家票号业务一直往上蹿。每股的账期分红能达到17000两白银，真是撑破了天。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晚清，乔致庸用一生心血赚来的钱又有什么用？国势危亡，行将就木的大清帝国即将走到尽头。乔致庸坐拥2000万两白银的家产，却活得异常艰难。他的努力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的挣扎，他的仁义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温柔。

08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原本放出的贷款，一夜之间全部化为乌有；票号遭遇挤兑，这让乔家的资金链雪上加霜。从此以后，包括乔家在内的晋商元气大伤，只剩苟延残喘。

军阀混战38年，各家晋商票号纷纷关门歇业。论家大业大，乔家并不算晋商中顶级的，而恰恰是乔家的生意，能挺过阎锡山洗劫、冯玉祥摊派、日军抢占。1949年，“大德通”票号关门歇业；1955年，包头的几家店铺被改造为公私合营制，直到这时，乔家的生意才算正式结束。

（摘自《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 温伯陵/著 台海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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