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电影制片厂拍大决战是哪一年（拍摄电影大决战花了多少钱）

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战争中，最辉煌的篇章莫过于发生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了。

这场由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千万人民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进行的伟大战略决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为了汲取历史经验，发扬革命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史界、军史界一直想把这一重大史实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不少亲身经历过三大战役的将军们特别期盼把它拍成电影，在银幕上再现这场规模恢宏、气势磅礴的人民战争。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曾酝酿将三大战役搬上银幕，但由于条件限制，最终没能如愿。

1977年，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曾表演过展现三大战役的话剧，但影响不大。

进入80年代之后，拍摄三大战役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中央领导明确要求拍摄几部反映解放战争的革命战争题材电影。

1985年底，总政文化部根据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制定了关于拍摄解放战争题材影片的计划，上报中央讨论。

计划中，总政文化部拟先拍摄反映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巍巍昆仑》，积累经验、遴选演员、试看效果，之后再以大决战为片名，分别拍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部电影。

计划还对拍摄大概时间、剧情大纲、所需人物力等进行了详细说明。

1985年12月22日，中央领导批准同意了拍摄计划，并将批示件转给军委。

1986年1月12日，军委又批交给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并嘱转给八一厂负责。

这样，具体组织拍摄这几部革命军事题材影片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主管电影工作的总政文化部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肩上。

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

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拍摄《大决战》这几部影片既是广大人民群众、广大指战员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央及军委领导同志的谆谆嘱托。

1986年1月26日，八一厂就根据总政首长的指示，组建了《三大战役》剧本创作组。

之后，《三大战役》剧本创作开始的同时，《巍巍昆仑》剧本在反复斟酌细改之后，也于5月调整了这部影片的摄制班子，成立了以郝光任总导演、景慕逵为导演的摄制组，开始筹备工作。

《巍巍昆仑》这部影片于1988年12月完成，被遴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献礼影片，于1989年公映，受到广泛的好评，并获得当年广电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和第十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

在《巍巍昆仑》拍摄过程中，1987年5月4日，军委杨副主席专门接见总政文化部、八一厂和《巍巍昆仑》摄制组及《三大战役》剧本创作组的同志，就这两部影片的创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座谈，发表了许多指导性意见。

他说：“想同你们通点气儿：中央领导同志在讨论庆祝建军60周年的时候，研究过拍电影的问题。要求，通过拍摄一些电影片子来概括地反映解放战争的真实历史，突出敌我两个统帅部的斗智，是很好的。”

“但只拍一两部，可能不容易成功。可以写成三四部或者更多几部，连起来就有了规模。”

“除了三大战役，还一定要写一部二野挺进大别山。这方面，过去没有好片子。整个战略转变，这是一个转折点，要单独拍一部。”

他还谈到了三大战役之后的战局发展，如解放大西北，解放西藏，一直到抗美援朝。

杨副主席最后指出：“所以，并不是只拍三大战役这一部，你们肩上的担子还是非常重的。”

这就是在完成了《大决战》的拍摄任务之后，八一厂又继续拍摄了《大转折》《大进军》和《北纬三十八度》等一系列重大军事题材影片的由来。

杨副主席还要求把片子拍得具有观赏性，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他说：“另外还有一个故事性的问题。影片完全没有虚构也不行，没有故事就是纪录片了。我是赞成这个意见的。书记处也是议论过的。”

关于影片的摄制经费，杨副主席说：“拍三大战役，要舍得花钱，可能要一个亿。就是一个亿，也该花。”这样，摄制《大决战》的巨额经费，就明确地解决了。

在这里，笔者顺便说一下，根据八一厂时任厂长萧穆的回忆，后来中央军委批准的《大决战》摄制经费预算接近7000万元，实际支出6000余万元。

其中有1000余万元，用于购置摄影、录音器材、低噪音发电机和运输车辆，这些本应列为更新设备的固定资产投资，应该计算一些折旧费用。所以实际摄制成本仅为5000余万元。

《大决战》为三部六集，而每集影片的长度均近两个小时。六集影片共约12个小时，大体相当于8部常规影片。

这样折算下来，它的摄制费用约比一般影片高出两三倍，而绝非一些传言所称的两三个亿；

如果和90年代及21世纪的不少大制作电影、电视剧比较，还要低得多，即使在当时花费也不算特别大。

剧本，一剧之本。在明确了拍摄影片的任务之后，首先就是要完成电影剧本的创作。

萧穆

《大决战》的剧本创作组由八一厂的老编剧史超、王军和中年编剧李平分三位同志组成，此外，八一厂还派了两位文笔特别优秀的编辑协助。

当时，剧本创作组由担任总政文化部部长的著名文学家徐怀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创作组成立后，徐怀中做的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的专家来为参与创作、摄制的所有人员上课。

编剧同志们认真地学习党史、军史，查阅了五六千万字的文献资料。

同时，他们还不辞辛苦，亲赴武汉、广州、沈阳、锦州、徐州、昆明、成都、济南，转战数万里，到许多亲历过三大战役的老同志、老战士家里登门请教。

他们还深入当年的战场和有关的旧址采访和考察，充分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然后才提笔字斟句酌地进行写作。

徐怀中

徐怀中不但在总体的把握上指导了剧本的创作，后来也直接参与了写作。

影片中有许多重要的章节和许多生动感人的情节、细节和语言，都是他在编剧同志写作的基础上，亲自执笔写成的。

实际上，徐怀中正是《大决战》剧本和影片创作的总成者。但是，他始终坚持不署名，而在领导同志的坚持下才列为影片的艺术指导。

1988年1月19日，在全国政协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剧本创作组的同志还专门邀请当年担任国民党方面的高级军事将领的几位政协委员，同他们就当时已经完成的第5稿剧本进行了座谈。

来参加座谈的有郑洞国、黄维、侯镜如、刘春方、杜建时、文强六位老先生。

他们一致认为剧本所反映的大部分史实是真实的，同时也对一些细节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之后，剧本就他们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郑洞国

1988年2月25日至3月2日，当时负责具体领导《大决战》创作摄制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在京西宾馆主持《大决战》剧本审议小组全体会议，讨论评审剧本第5稿。

到会的有张震、苏静、叶子龙、杨国宇、崔月犁、陈斐琴、何静修、王道平、金子谷、周宏雁、胡可、刘佳和总政文化部、八一厂的有关同志。

邀请来参加评审剧本的老同志是当年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各野战军工作并亲身参加过三大战役的指挥员或艺术家，以及原在西柏坡总部工作和在北平地下党工作的老同志。

像国防大学校长张震就是原华东野战军的副参谋长，其他几位则为党史、军史专家。

他们对剧本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认为这一稿可以基本肯定，同时也提出了许多进一步修改的中肯意见。

会议认为，剧本必须精益求精，做进一步加工修改后再报领导审批。

张震

在此之后，徐怀中领导剧本创作组进行了近一年的琢磨修改，直到1988年末，剧本又改了三稿。

从1986年1月组建创作组算起，在3年的时间里，总共八易其稿。

开拍之后，直到全片摄制完成，剧本仍然在一直不断地修改。其中，许多精彩的章节就是在边拍边改的过程中写出来的。

影片中有一些人物的对话，当然不可能是历史的现场记录，而需要剧本创作者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进行模拟的。

如，邓小平到西柏坡时的一些对白，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影片完成以后，邓办的同志还给八一厂打来电话，询问小平同志对白的原话出自哪里？

当他们知道是剧作者的作品，他们欣然予以肯定，认为写得太像小平同志的语言，已经达到乱真的程度。

在剧本创作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林彪这个角色。

作为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主要指挥员之一，林彪这个人物在戏中的分量可想而知。

当时有人担心片中反映林彪这个人会有麻烦，主张剧中不写林彪。还有人主张，如果写林彪的话就把他写成反面人物。

杨副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别就林彪角色问题作了重要表态。

他说：“剧中要有林彪，如果不写林彪，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而且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后来不好，就把这个人写成从头至尾都坏。”

杨副主席的这一表态对于剧本真实地反映林彪，反映三大战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作为当年的战友，杨副主席对林彪的感情可谓一言难尽。

据扮演林彪的马绍信回忆：《大决战》完成后，杨尚昆在接见剧组主要演员的时侯，急切地问“林彪呢？林彪呢？”

当有人指着站在后排的马绍信说：“在那儿呢！”杨副主席便急速上前，紧紧握住了马绍信的手，抖了又抖，眼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那份深情、那份无奈、那份理解溢于言表。

1989年1月5日，军委杨副主席、总政治部杨主任接见《大决战》主要创作人员和总政文化部及八一厂领导同志，表示原则同意按《大决战》电影剧本第8稿组织拍摄。

但首长们还提了一个要求：剧本还要作进一步加工润色，精益求精，把影片尽可能拍得比较完美。

杨副主席语重心长地对剧本、影片的主要创作人员和八一厂领导同志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拜托，拜托，再拜托了！”

在后来的拍摄过程中，为了力求反映历史的真实，剧组也根据杨副主席的指示，对剧本进行了大量修改。

《平津战役》原剧本有一个细节，写的是林彪到达指挥部后，在地图上到处找山海关。

负责这场战役拍摄的导演韦廉和剧组就此采访了当年林彪身边许多工作人员，获知林彪对地图的熟悉是惊人的，他指挥打仗不上前沿，就是对着地图研究。

韦廉据此对该情节进行了重新设计：林彪到达指挥部后，参谋人员正在往墙上拼接地图，右上角还空一块。

林彪到地图前用棍子指着空白处说，部队从这里进关。参谋人员拼好地图，小棍指的地方果然就是山海关。

从1989年2月起，《大决战》进入到影片拍摄的筹备阶段。

一部戏的成功与否，演员的选择也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影片《大决战》涉及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238位，其中主要角色就达50人之多，要选出这么多合适的演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导演韦廉

摄制组为此决定通过“自愿报名，试戏选拔”的方式在全国进行“海选”，李俊还为演员的选拔作了特别的要求：

“选知名人物的演员时要形神兼备，选一般演员时要注意朴实。选我方人员时一定要有农民的土香味。”

《大决战》全国选演员消息一出，一大批特型演员便纷至沓来，他们都希望在这部史无前例的战争巨片中一展头角。

经过一番紧张的选拔，片中几位关键人物都有了着落。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扮演者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地落到了古月和卢奇的名下，林彪一角则由马绍信扮演。

对于扮演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人选，摄制组却是颇费了一番思量。

在当时扮演蒋介石的特型演员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在《西安事变》等众多影片中扮演蒋介石的孙飞虎，其次便是在影片《血战台儿庄》中有出色表现的赵恒多了。

摄制组经过反复研究，最终选择了赵恒多出演蒋介石这一角色。

孙飞虎之所以落选，主要是因为大家觉得他对蒋介石认识不够客观，总想将蒋介石塑造成反派人物，因而对蒋介石丑化痕迹较为明显。

而相比之下，赵恒多对蒋介石的认识就客观得多，而且他的年龄与气质也与蒋介石比较吻合。

事实证明，摄制组这一选择是很到位的，后来台湾有关人士看了赵恒多演的蒋介石后也称赞他演得很到位。

关于扮演周恩来的人选，当时很多人猜测这个角色非王铁成莫属，因为他演的《周恩来》实在是太出彩了。

但摄制组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曾在《七七事变》、《四渡赤水》等影片中扮演周恩来的苏林。

事实上，王铁成落选主要是年龄的缘故。指挥三大战役时，周恩来只有50岁，由王铁成来饰演周恩来就年龄来说显然相差太大，他演老年周恩来更合适。

《大决战》所反映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虽然总共只进行了142天，但是涉及的地域十分辽阔：北起黑龙江，南及苏皖平原，西至陇海铁路西段，东为黄海、东海。

季节从秋至冬，敌我双方动用兵力500余万人以及大量的民工，除陆军以外，国民党方面还动用了大量的空军、海军。

其战争规模之巨大，战斗程度之激烈，在中国的战争史上十分罕见。

而这部预定为三部六集的系列影片，从确定投入拍摄的1989年1月算起，到预期上映的1991年7月，完成规模这样庞大、内容如此纷繁的拍摄和后期制作（还要包括影片的审查和修改）工作，总共不到两年半的时间。

如果不采取特殊的手段，是很难如期完成任务的。

八一电影制片厂经过反复论证，并报请上级批准，在组织工作方面采用了以下两种特殊办法：

一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关怀和支持下，充分依靠各级政府和军队各级组织，广泛发动群众，用打人民战争的办法来重现历史上的人民战争。

1989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发文，宣布成立《大决战》影片摄制领导小组和顾问委员会。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的负责人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

成员有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吉林省、江苏省、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中央军委办公厅、广电部电影局、总政治部文化部以及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同志。

电影大决战片尾有一行行单位名单

顾问委员会则由张震、杨国宇、苏静、叶子龙、崔月犁、陈荒煤、丁峤组成。

以上有关省市、军区又逐级向有关部队和地区布置组建各级摄制领导小组，调集力量，协助摄制组开展拍摄工作，使摄制工作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在实际拍摄中，全国有14个省市自治区的50几个市区县为大决战的拍摄提供了大量必要的拍摄条件；

5个大军区所属的陆海空军及武警部队，有25个军级单位、33个独立师团单位出动了13万余名干部、战士参加了拍摄工作。参加拍摄的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累计共达345万余人；

至于所用各项物资也堪称军事片之最，从下列统计即可一目了然：

梯恩梯炸药160吨，解放军棉衣5823套，国民党棉衣4331套，血浆100公斤。可炸汽车100辆，真坦克50辆，空炮弹170多万发，真炮弹1万多发，药品仓库20间，药品120吨，老式电话100部。

其中，有许多重要场景是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和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拍摄的。

应该说，《大决战》的拍摄，是在全国、全军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完成的。

二是在摄制组的组建方面，八一厂也打破常规，实施一种特别的集体创作方式。

即专门组建摄制指挥组，由总导演李俊组长，徐怀中任艺术顾问，指挥组下设五个摄制组，由杨光远、蔡继渭、韦廉三位首席导演，领导三个摄制组分别负责三个战役的有关拍摄；

另由景慕逵、翟俊杰两位执行导演领导另外两个摄制组，负责我军及敌军总部的有关拍摄。

此外，还有5位导演率领临时组建的十几个拍摄分队参与了拍摄；

而由3位战役摄制组的首席导演负责最后完成各部战役影片的后期工作。

李俊

这种组织格局，在常规的拍摄中被认为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在八一厂的这次的创作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既争取了时间，又保证了质量。

如果说党中央、国务院、军委的提供的硬件保障，是做菜的原料，剧本是菜谱，那么要做好一道菜，还得考验“厨师”即导演的水平。

作为总导演的李俊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经过反复认真思考，他为影片定下“削斧砍不失其细，精雕细刻不失其雄”的艺术原则。

他说：“影片应该是大笔挥洒出来的一幅巨大的画卷，有分量，有气势，有力度，有视觉冲击力。就像看到万里长城、金字塔，能够引起人民的崇敬与惊叹。”

“同时还要注意挖掘动人肺腑的细节，细节是血，细节是肉，没有细节就不会有感情上的冲击波。”

“尤其是电影放映时间长达9个多小时，如果不不满足观众的要求，就会力气花得很大，看的人很少，这将是一个不幸的结果。”

为了使摄制组充分把握影片拍摄要点，1989年底，李俊还率杨光远、蔡继渭、韦廉三个分导演走访了作为平津战役总前委之一的聂荣臻元帅。

聂帅向李俊一行详细介绍了三大战役的一些情况，尤其对平津战役讲得更为详细，包括如何争取傅作义，如何保护古都等。

聂帅详细的讲解对《大决战》的拍摄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在李俊的统筹指导下，电影《大决战》所包含的三大战役在全局上自然天成，但涉及每场战役却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是以打为主，一仗一仗地打，一地一地地夺。而平津战役则是有打有谈，军事较量和政治交锋交错，互为制约。

尤其在情节推动上，特别注意对战略方针的全局把握，并巧妙地避开了前两部已经充分表现的尸横遍野、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独辟蹊径地将重点放在战略部署及和平谈判方面。

从而使观众能够相当直观地领略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

即使表现战争场面也很特别，如平津战役攻打天津的战斗用29个小时就攻下来了，打得很漂亮。

为了显示这一特点，导演特地在银幕上用字幕精确地显示战斗时间表，效果很不错。

看过《淮海战役》的人对片中这样一个悲壮情节一定记忆尤深：在战役停顿的瞬间，一个女大学生不堪国民党士兵的侮辱逃出帐蓬，身披白色睡衣在冬天的旷野里奔跑。

一位解放军战士见状挺身相救，并用自己的棉大衣裹住女学生。两人不幸中弹，女大学生把棉衣盖在战士身上与之相拥而死……

类似这样的情节在《辽沈战役》中也有体现：敌人的通讯班被我军包围后，一个敌军排长高喊着“缴枪不缴女人”，然后开枪把通讯班里的女电报员都打死了。

战争性质及国共双方的决战命运通过女性这一特定的视角在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表现形式上，摄制组还插入了不少气势磅礴、意境深远的写意的场景。

如：影片开篇的黄河开冻，融冰崩裂；《淮海战役》片首的万马奔腾，遮云蔽日；《平津战役》中的故宫暴雨，石龙吐水；以及影片结尾，毛主席在朝阳中缓步登上长城，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

这些比兴手法的运用，情景交融，为营造史诗氛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摄制组多次运用的空中航拍的大场面，展示了极其壮观的战争场景，又是另一种很好的烘托。

影片的旁白，则别具一格，富有很高的思想性、文学性。

影片一开始的那段写道：棋局早已终了，胜负也已成为历史。但假如我们有暇在棋盘上还原当年的黑白对弈，仍然可以感受到那布局的奇妙莫测，感受到那每一颗落子的雷霆万钧之力！

这段精彩的旁白，可谓《大决战》史诗品格的画龙点睛之笔。

《大决战》在演员用普通话还是方言演出时，也很注意。

总导演李俊认为：“听领袖人物讲方言，有种真实感和亲切感，而且大家已经听习惯了，还是用方言好。”

最后摄制组在征询总政领导、专家顾问及一些老同志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一部分领袖和将帅讲方言，其余人物讲普通话。

《大决战》之所以拍得既有气势，又能令人回味不已，场景营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之前笔者提到一个场景：在茫茫的陕北高原上，毛泽东爬上山坡，举目四眺祖国的大好河山。

随后镜头一转，黄河冰凌开始颤动，一幅大地回春、冰河开冻的恢宏壮观场景便呈现在观众面前。

此情此景，将我军走出低谷、开始反攻的背景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出来。

这个镜头在片中虽是短短的一瞬，但摄制组为获取它竟然在黄河边苦苦等了两年！

林彪是辽沈战役中一个关键的人物，平时沉默寡言，话语不多。对于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人物，通过造景来反映他的性格特征便更显重要了。

《大决战》中林彪的出场可以说是编导们煞费苦心导演出的一个精彩片断：

在东北野战军指挥部内，当几位领导人正在根据军委指示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时，林彪背对镜头，沉默不语，长时间凝视着墙上的东北敌我态势图，然后起身走到桌边，边看电报边吃黄豆，仍是一言不发。

这场戏既交代了林彪与中央军委在具体行动方案上的分歧（中央军委主张南下北宁线，林彪主张先打长春），同时又点画出林彪的性格轮廓（爱在地图前沉思，喜欢嚼黄豆，平时少言寡语）。

《大决战》对领袖人物或高级将领造景很到位，对于一般战士、老百姓造景也是可圈可点。

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塔山保卫战中那个稚气犹存的小战士，在子弹打光后，面对敌人的集团冲锋毫无惧色，戴着农家大嫂送给他的那条红围巾，挥舞着铁铲，扑向蜂拥而来的敌人。

小战士接连砍倒了好几个敌人后，敌人的冲锋枪响了，他的身躯缓缓地倒下，红色的围巾在空中飘荡，静静地落下，被爆炸的气浪掀向高空中，又缓缓地落下，挂在一个被烧焦的木架上。

当观众的目光追逐着那块红围巾时，同时也体验到了先烈们的壮烈情怀。

《大决战》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三场战役整体风格及细节场景的营造到位，同时还得益于编导们精致的设计和演员的精彩表演。

《大决战》涉及人物众多，如何突破脸谱化公式化的俗套确有难度。但编导们采取了“精神上平民化，细节上生活化”的手法。

在表现开国元勋叱咤风云时，将笔墨更多地伸向他们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

如冬天冲澡、示范剃头的邓小平；满面春风、用兵如神的刘伯承，张口就开玩笑；诗人味十足的陈毅；一身硬气、打仗灵活机动的粟裕等，无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演员们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吃了不少苦。由于艰苦岁月的磨难，大决战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主要领导都显得比较清瘦，这下可苦了特型演员们。

为了使自己形象与剧中人物相符合，大家纷纷减起肥来，其中较为普遍的方法就是饿肚子，有的还特地蒸桑拿减脂肪。扮演毛泽东的古月和扮演邓小平的卢奇为减肥常常饿着肚皮通宵下棋。

有一次卢奇实在忍不住了，就劝古月休息一下。古月说：“没关系，剧情里条件艰苦，主席要憔悴些，不睡觉正好。”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瘦身运动”，大家的身材都变得“苗条”多了。体形问题解决了，演员们又在内功上下起了功夫。

为了演好毛泽东这个角色，古月在生活中从说话走路、起坐吃饭，甚至神情都会下意识地用毛泽东的动作。冬穿单、夏穿棉是特型演员经常碰到的情形。

拍《大决战》时已是深秋时节，为了拍好“毛泽东游泳”的镜头，古月在清冷的水中一遍遍游来游去，直至拍到满意镜头为止。

为了演好周恩来，苏林除了刻苦学习周恩来的语音、语调，查看相关影片、书籍外，还走访了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力图让自己塑造的影视形象与周恩来的原型更接近。

对于邓小平这个角色，卢奇也是费了不少心思。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心塑造”，力求反映出邓小平极有个性的内在气质和心理活动。

他在《淮海战役》中的出色表演，将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反应敏锐、随机应变、敢作敢为、意志坚强、行为果断的作风表现得淋漓尽致，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看了影片后托人转告卢奇：“卢奇演得很好，很成功，我代表家里人谢谢他。”

在《大决战》首映式上，邓朴方也称赞“卢奇这个戏演得好”。

邓小平夫人卓琳对卢奇的造型也是赞誉有加，她对卢奇说：“我和邓小平生活多年，都觉得（卢奇）很像，没见过邓小平的人自然会觉得更像。”

作为三大战役的重要指挥者，林彪在剧中的表现自然也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其实，当初马绍信在接下扮演林彪这个特殊任务时，也感到莫大的压力。

为了真实地再现辽沈战役中的林彪形象，他查阅了很多关于林彪的历史档案资料，也走访了不少与林彪有过接触或有关联的人士。

经过一番深入细致调查，马绍信对林彪这个人物有了较深的了解。他对人说：“真是不演林彪不知道，不查资料不知道啊！”

正因如此，马绍信在片中对林彪的把握还是比较有分寸的，银幕中的林彪被他刻画得入木三分，展示了他在表演上的巨大潜力与可塑性。

后来《大决战》在香港上映时，剧组搞了一个观众见面会。香港观众对马绍信的欢迎程度居然超过了毛泽东的扮演者古月，很多观众都争抢着与马绍信合影。

古月见状风趣地说：“林彪同志啊，现在你比我吃香喽……”

《大决战》中的蒋介石是人们关注的又一个焦点人物。为了演好蒋介石，赵恒多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及有关书籍，反复琢磨蒋介石的性格特征以及神态举止。

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他还走访了在世的国民党各方人士，以期从他们那里了解更多的鲜活史实。

经过一番努力，赵恒多以其朴实贴切、自然生动的表演将蒋介石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获得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后来第十二届金鸡奖评选时，赵恒多因为没有参加影片配音工作而痛失“最佳男配角”桂冠，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评审委员会给了他一个“表演特别提名奖”。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由杨光远、蔡继渭、韦廉各自执导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部影片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

由于三个分导演在拍摄风格等方面各有其特点，常常出些不符合影片主题的新意。因此，分导演完成三部影片拍摄后，作为总导演的李俊还必须从总体上把“最后一关”。

李俊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过朝鲜战场，对于战争片的拍摄可以说既有生活体验，又有拍摄经验，对于《大决战》最后把关可谓是个关键性人物。

实际上，一些所谓“精彩片断”就是到李俊这儿被拿下的。如片中有一场蒋介石下台后回奉化老家的戏。

原来拍摄样片里有蒋介石的孙子们在竹筏上嬉闹的镜头。李俊认为这个镜头不合适，因为在当时情形下，蒋介石孙子们不会那么嬉闹。

1991年8月1日，为庆祝建军64周年，《大决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时任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杨同志也参加了首映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影片在全国上映后，同样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大决战》从第一部《辽沈战役》上映起，每部影片的观众都十分踊跃。

与以往由中央有关部门发文件要求各单位组织所属人员去影院看片子不同的是，群众纷纷自己购票。

北京的影院还出现了票贩子倒票的现象。当时两元钱一张的票，票贩子竟卖到了五六元甚至十元一张。

天津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一位经理事后说：一部《平津战役》票房收入的利润弥补了他们一年经营的亏损。

《大决战》在香港上映时，当地电影界曾两次邀请八一厂负责人率导演和部分主要演员出席首映式。

影院的上座率很高，观众反映十分热烈，舆论媒体交口赞誉影片真实感人。

《大决战》对于台湾也有很大影响，有人专门跑到香港看片子，还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走私《大决战》的录像带到岛内倒卖，大发横财。

可惜的是，由于播放《大决战》这部电影的院线数量太大，加上当时没有比较先进的票房统计手段，今天的我们无法得到《大决战》的全部发行放映的资料数据。

广大人民群众和有关组织，不但给予了影片《大决战》高度的评价，而且也给予了《大决战》的摄制工作者许多荣誉。

1992年1月，《大决战》荣获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最佳美术、最佳剪辑、最佳道具和最佳烟火等6项大奖。

同年，该片还获得第1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同年2月，《大决战》又荣获解放军文艺大奖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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