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抗疫精神争做优秀青年演讲稿（我到生产队工作）

刘智浚《与祖国同行》连载4

1960年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昆明市官渡区先锋公社所在地的昆明第九中学。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因为过去初中升高中，都是在家附近的学校录取。九中地处城市郊区，交通不便，回家一次步行要一个半小时。虽然心里不痛快，但从小养成的组织纪律观念，使我没有丝毫犹豫就按时报到了。

九中的校舍建在古庙之中，现在人们游览官渡古镇，所看到的土主庙，就是我们当年的食堂兼会场。学校四周被万亩农田和农舍包围着，学生主要是官渡区农村的子女。过去，九中只有初中，高中是近年来才开办的，我们是第三届高中生。在我入学的时候，九中是昆明市仅有的两所红旗中学之一，在昆明开始有名气了。

学校的兴起主要得力于校长华志宏。华校长在南京解放前夕，是地下党发展的进步青年，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来到昆明，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党员。他的家乡南京是一个文化底蕴厚重的文化历史名城，他从小受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影响，崇尚教育兴国事业。西南服务团是为即将解放的大西南准备干部而组建的。他到九中之前，是昆明团委办公室主任。任命他当九中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随了他教育兴国的心愿，为他提供了可以施展才能的岗位。他在九中任职期间，不断充实教师队伍，其他学校不重用的老师，只要有真才实学，他都以礼相待，调到九中承担重点教学任务。

教员中李根源的女婿，有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的翻译，有西南联大毕业的资深老师，以及年轻有学识的右派分子。每年分配到昆明的大学生，他都要亲自到教育局挑选。百分之九十的老师家在城里，只身一个人到九中工作。为老师提供较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就是创造拴心留人的环境。老师们有专门的食堂，伙食比学生食堂好。

20年后我和张家立同学在北京与老校长华志宏相聚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招收城市学生到九中，是华校长提高生源质量的重要一环。他当时就清醒地认识到，生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把城市学生脑子灵活，见多识广的长处和农村学生执着朴实，艰苦勤劳的特点交融在一起，就可以起到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效果。在我的心中，农村同学能干、忠厚、勤劳，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九中的校园中，设置了许多专栏，专栏内容全都与学习有关，内容定期更换，让学生常学常新。

学校的学习氛围很浓厚，经常看得到老师在校园中给学生解答问题。在食堂的柱子和墙壁上，张贴着许多名人警句，隔几个月换一次。学校的学习秩序非常有规律，早操以后，洗漱完毕，稍微休息，便上早自习。早点是固定的，一人一个包谷馒头，由值日生从厨房领来，在早自习课堂上发。同学们边吃边看书，老师跟班辅导，有不懂的可以随时问老师。晩自习也很严格，老师都到课堂，几乎没人缺席。这种师生融洽，勤教勤学的浓浓情景，是其他学校少有的。所以，九中在全市的数学比赛和作文比赛中，每次都有多人获奖。九中的高考升学率在全市也是比较高的。校领导对我印象很好，让我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我经常参与组织出黑板报，进行专刊评比，举办文艺晚会。我自己带头演出话剧，带头参加各种球类比赛，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我的组织能力。

在九中学习期间，恰逢困难时期。特别是1960年到1961年的这段日子，大米不能正常供应，本来就少的定量肉，也不能保证买到。我们的主食大多是苞谷、蚕豆、红薯。为了增加营养，学校自制了小球藻，每人每天一小碗。制作小球藻的方法很简单，在空地上修建几个平底浅池，放入淘米水让太阳暴晒，不几日池中的淘米水变成绿色，产生出小球藻，舀出来加热后便可以饮用。

对付食品极度短缺，营养不够的困难，还是农村出身的同学有办法。他们到田边地角转一圈，便可以拾到几粒蚕豆，拿回来用几根干树枝烧一烧，便可以解馋。有时他们也会到学校附近的小水沟和小池塘中捞鱼，运气好时能收获一两条小鱼。一天晚上，已经就寝，我邻床的农村同学杨聪，轻轻地把我叫醒，带我到宿舍外面避人之处，拿出两条比巴掌小一点的鱼进行烧烤，又取出预先准备好的盐，我们俩将烧好的鱼沾着盐吃，感到像打牙祭一样过瘾。在九中学习的三年，虽然清苦却很充实，学习上有了长进，同学间相处融洽，经历了挨饿的磨难，结下了师生的情谊，成为我一生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班主任刘万全老师与全班团员在一起留影

1963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等待，我接到了云南大学政治系的录取通知书，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能够上大学，意味着将来能谋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这辈子可以衣食无忧了。我踌躇满志地盼望着报到日子到来。

云南大学的前身是东陆大学，1922年由唐继尧创办。据说唐继尧雄心勃勃，要做亚洲东方大陆的主人，取名东陆大学与此有关。学校地处昆明的风水宝地翠湖之畔，是原清朝贡院所在地。

踏进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一百多级的石阶，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我不由突发奇想：即将在这里开始的五年，是爬知识阶梯的五年。进入校园深处，更感慨大学的氛围与中小学的氛围有天壤之别。不仅房屋气派，环境优美，住宿条件良好，而且在校园中行走的学生也都抬头挺胸，自信满满，似乎他们已铁定拥有美好的明天。难怪大学生们自命不凡，当时的大学生实在太少了。我们这一届政治系只招收了30人。历史系没有招生，整个云大的新生不到1000人。就云南全省来说，有的县一个学生都没有被录取。

云南大学现景

入学当年的寒假期间，我们系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到楚雄南华县斗阁公社进行四清运动，对于我们学社会科学的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社会实践课。

大学第三年开始没多久，我们班就被安排到昆明市官渡区搞运动了。我们全班30个同学都分在官渡区龙泉人民公社。我被分配在松花坝水库里面的水箸大队，与空军来的两个军官和呈贡县大渔公社副社长张庭照等人编成一个组。水警大队有一半生产队是修建松华坝水库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在全公社是最差的。我当时是全组年龄最小的队员，自然是分到最边远的老白龙生产队。

这个生产队在松华坝水库里面最远的山头上，与嵩明县的哨甸相连。从大队到老白龙要经过倒座，然后渡船到新村，翻过两个山头，穿过一片松树林才能到达，全程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老白龙生产队只有6户人家，全都姓刘，同为一个宗族。生产条件不好，仅有的10多亩梯田，是产量不高的田，山地较多，属高寒山区。我居住在退伍军人刘兴志家。户主刘兴志在一次扑灭山火的过程中，身体被烧伤，面部还留有被烧伤的疤痕，干不了太重的活计。他家的房子是用枝条编成糊上泥巴作墙壁的茅草屋。屋内一楼有两间，一间住人，一间是厨房和食堂。二楼的地板是竹子编成的，主要是用来堆放杂物，我就住在这里。在二楼走路要弯着腰，不然头就会碰到茅屋顶，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吱吱叽叽地响声，地板会一颤一颤的抖动。下面生火做饭，浓烟就往上冒，呛得眼泪水不断往外流。

他家有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这孩子有个不好的习惯，吃饭的时候往往在小饭桌旁边拉大便。这时女主人总是顺手抓一把稻草把大便掳走，手也不洗，回到凳子上拿起碗筷又继续吃饭。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我不能有任何不当的举止，不能有任何厌恶的感觉，否则就是有问题。

我们搞的社教是否走了过场，有没有达标，其中一条标准是生产有没有搞上去。老白龙的生产在全大队是最差的，除了自然条件不好之外，就是大家不安心搞生产。原因是村里有一个出嫁以后，得了麻风病被夫家赶回来的妇女。虽然她基本上不出门，但大家都怕她。全队人共用一股水，每家房屋都挨在一起，怕什么时候被她的病传染。由于是沾亲带故，所以不好明讲，影响了大家安心搞生产。

我把这个情况向上级进行汇报后，引起了上级的重视。经多方努力，终于批准她到安宁八街麻风病院进行隔离治疗。麻风病人是深受歧视的弱势人群，人人见了都避而远之。从老白龙到八街，有70多公里的距离，如何让她顺利到达麻风病院成了棘手的问题，只有我自己亲自送她。我高价租用菜国村生产队的马车，和她一起坐马车前往安宁八街。原来准备用马车把我们送到南太桥，而后换坐直达八街的公共汽车到麻风病院。尽管她用毛巾把头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上车时还是被有经验的售票员发现了，她被赶下了车。我只有好说歹说，做马车驭手的工作，给马车加钱，改用马车直接送她到八街。

我大学时代的留影

从昆明到八街，有四五十公里远。马车缓慢地行进在荒凉的乡间山路上。行走一段路后，我看赶马车的农民大哥已经很累了，就让他休息一会儿。我从他手上接过缰绳，自己充当驭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赶马车。这马可能通人性，知道我是做好事，顺从地接受我的驾驭。我一口气赶了10多公里，沿途没见一个人。夜幕已经降临，四周一片漆黑，我们在黑暗中艰难地赶着马车行走。大约深夜11点钟，才到达远离村落的八街麻风病院。

我向院方交接完手续，病人被送往治疗区，我们被带到了该院的招待所住宿。这时，我身上好像卸下了千斤重担，洗完脸脚上床美美地睡了一觉。能为乡亲们做点事，我内心感到特别高兴。

回到老白龙生产队不久，运动就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久别的校园。这次运动，让我独立地负责一个生产队，培养了我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我能够独立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与这段经历分不开。纯情的农民，落后的农村，艰辛的付出，在我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都没有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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