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一次巧合是意外两次是证据（阿加莎用15年写了本自传）
“写一部自传的冲动，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冒出来。”这个冲动在英国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60岁时猝不及防地出现了。她花了15年时间，在创作小说的间隙回望人生、搜寻记忆，完成了40余万字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75岁时，她说自己“是时候搁笔了，因为就生活本身而言，再无须赘言什么了”。
这本自传的可爱之处，在于作者从未被年代所束缚，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在于阿加莎写作时的兴之所至。我们如果跟随她一起仔细回望这六十多年的人生，便不难解答一系列关于她的小说的疑惑了：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了《东方快车谋杀案》？一战中的药房经历如何帮助了她的创作？波洛、马普尔小姐和许多其他人物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
书评人止庵说，阿加莎写这本自传，仿佛一位侦探在回头检视自己的生活。从她细致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阿加莎非常仔细地活了一辈子。“一个人怎样看自己的生活，就相当于一个侦探怎样去看一个案件的蛛丝马迹。”
普通的阿加莎与普通的大侦探
《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中的种种细节为我们还原了作为普通人的阿加莎，却诞生在了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阿加莎“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还不到五岁就早早步入了书籍的世界，她观赏了大量的戏剧和喜剧，学习钢琴和声乐，最终因为“缺乏在公众面前表演的气质”放弃了自己成为钢琴演奏家的梦想。成年的她享受过相夫教子、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也经历过母亲去世和丈夫出轨的双重伤痛，并曾因此患失忆症而失踪12天；之后与小自己14岁的考古学者马克斯结为伉俪，第二次步入婚姻。
她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一战中加入了支援救护分队，起先“只知道如何包扎”，对消毒的工作颇感困惑，在战争期间她结了个婚，后来改去药房工作，在瓶瓶罐罐的药丸中间抽空构思了一部侦探小说，主题当然是用毒药害死人，著名的侦探形象赫尔克里·波洛就是在这时诞生的，这部小说便是《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二战到来，阿加莎在战争初期写了两本书，因为她“时刻做好了在空袭中被炸死的思想准备”，她将书稿存放于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甚至为它们买了高额保险，以防被毁。其中一部就是阿加莎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谢幕》——1920年诞生于一战药房里的大侦探波洛，在这部小说中去世。战争结束后，阿加莎回头一看，发现自己竟“写了数量多得难以置信的作品”，她将之归因为战争期间”没有活动来分散精力——那时晚上人们基本不出门”。
止庵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人物波洛就是阿加莎的影子。首先，阿加莎以普通人（而非大作家）的姿态塑造出了普通的大侦探，这些侦探混迹于游客和人群之间，“普通到罪犯每次犯案都不知道他在场”。其次，小说里的波洛是一个喜欢周游世界的人，阿加莎本人也喜欢旅行。正是因为她不断地乘坐东方列车，最后才有了著名的《东方列车谋杀案》，所以，“严格地说，她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化成了波洛的经历。”
《谢幕》出版于1975年，1975年8月6日的《纽约时报》头版甚至刊登了波洛这位虚构人物的讣告。1976年初，阿加莎逝世。书评人史航认为，这就“跟陆续谢幕一样，演员先谢幕，然后阿加莎自己作为导演最后谢幕”，他说阿加莎这本自传“诉说了一个时代，像拉洋片一样”，“就算你推脱说看腻了，或者一开始读就格格不入，可你还是能看到一个认真的、俏皮的、很有幽默感的女人的生活，和她看到的那个世界”。
“老派”的阿加莎与善恶分明的故事
阿加莎在五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八十余部作品，可谓相当高产，在当时，连英国的玛丽王太后都是她的忠实读者。写作于她而言是“绣沙发椅垫之后自然产生的消遣方式”，是她重要的经济来源和恒久的兴趣爱好。阿加莎一直写到75岁时，还说自己不想封笔，要继续写下去。
阿加莎这样形容自己与写作之间的关系：“我是一个已婚妇女，这是我的身份，也是我的职业。我写书，把它当作副业，我从没把写作冠以‘事业’这样堂皇的名字。”在这本自传中，她毫不避讳地回忆了自己曾在经济拮据时硬着头皮写书，只为了赚取稿费的经历。
纵观阿加莎的几十部侦探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共性——无论罪犯如何聪明过人，如何精心设计，一定有一个智力更高、更细心的侦探出现，解开迷局，揭晓真相。止庵说她是“一个老派的人”，“她相信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秩序，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要惩恶扬善。”
阿加莎本人也在自传中也激愤地提出质问：为什么人们对悲惨无动于衷，对无辜的受害者冷眼旁观，却同情残忍的施暴者？在她看来，那些杀人犯就是“社会的蠹虫”，勤勤恳恳的无辜者才是时代最重要的人。于是，当她在侦探小说中把他们“从死亡的幽谷中拯救出来时，心里也就充满了愉快的胜利感”。
这种非善即恶、非黑即白的道德观念也使她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轻视了人性中的灰色地带。阿加莎承认，自己非常佩服像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和格雷厄姆·格林这样的作家，如果她能写成那样，她会“快乐得飘到天上去”。
尽管如此，止庵认为阿加莎所向往的这种秩序仍然是有意义的，她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眼睁睁看着世界变得越来越糟，她在小说中传达的善恶分明和嫉恶如仇有助于读者建立一种信心——原来这个世界还没那么糟。正如克里斯蒂在自传中所说：侦探小说“类似那种古老的道德寓言”，让读者相信的是“恶的毁灭和善的胜利”。
在善恶缠斗的背后，阿加莎始终是乐观并充满希望的。在侥幸活过二战之后，阿加莎这样写道：“需要势如猛虎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所处的，无疑是流氓、骗子、小偷、强盗、扒手横行的时代，但这是向上发展的一个阶段。我相信这至少是善意初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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