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和张艺谋主演的电影（巩俐与张艺谋唯一共同主演的电影）

文：宿夜花

巩俐一直是华语电影的金字招牌，也是中国电影的旗帜性女演员。近日，巩俐凭借着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娄烨作品《兰心大剧院》再次受到观众的瞩目。在此前，巩俐为扮演郎平深入体验女排教练生活的“体验式表演”也受到了影迷们的关注与好评（即学术意义上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在巩俐的作品中，与张艺谋、陈凯歌、王家卫等导演合作的文艺片自然是重中之重，《红高粱》第一次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最高奖金熊奖、《秋菊打官司》贡献了巩俐的巅峰表演、《霸王别姬》是艺术性与通俗性的完美结合，而王家卫的《爱神之手》、《2046》又为观众展现了与“第五代导演”影像作品中截然不同的巩俐。

早期港片（包括合拍片）中的巩俐经常被影迷忽视，程小东的《秦俑》（即《古今大战秦俑情》）则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部，电影亦是巩俐与张艺谋唯一的一次以主演的身份合作。电影《秦俑》改编自香港才女李碧华小说，由程小东执导，张艺谋、巩俐、于荣光联合主演。在上映之后取得了票房奖项双丰收，不仅票房位列年度香港电影前五，也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8项提名。

电影糅合了很多类型片元素，例如爱情、动作、古装、奇幻、冒险、盗墓、穿越、穿越、武侠、枪战等，因此《秦俑》时常被看作是穿越题材影视剧先锋。事实上，在港片黄金时代的发达完备的电影产业体系之下，高度类型化、精致包装背后所暗含的正是电影的人文内核，这也是港片打动人心的魅力所在。

电影既是一则亘古不变的爱情寓言也是一则借古喻今的警世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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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秦俑》很巧妙地采用了三段式的结构，从秦、民国30年代再到当下生活，将视角对准古代、近代与现代。在这三生三世的过程中，张艺谋饰演的蒙天放被赋予永生的能力，而巩俐的饰演的秦朝童女韩冬儿则转世化作民国演员朱莉莉、日本女郎山口靖子。

“第一世”的故事背景放在秦朝，它充满着现代人对古之风韵的想象。苍茫黄沙，浩荡的队伍中，郎中令蒙天放开始了与童女韩冬儿的几世之缘。

张艺谋对郎中令蒙天放的塑造延续了此前在吴天明导演的《老井》中“大巧若拙，以少见多”的风格，是故张艺谋的表演还是注重人物的内在气质而淡化外在言行上的渲染。蒙天放是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角色，他看到了帝王的横征暴敛、奸佞之臣的昏聩无能、体恤到了百姓的苦难，但他终究没有跳脱时代的大局观。

在展现蒙天放与冬儿相识相知之时，电影将中国传统诗歌《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完美地用镜头语言呈现。壮士纵身舞剑，民女击碗奏乐；溪涧流水、庭间落叶、雨水与明月，正如南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中所说的“攒杂咏歌如川之澹”般酣畅淋漓。

除了画面内的情景交融，顾嘉辉、黄霑、戴乐民的配乐也为影片增色很多，电影中则采取较为现代化的编曲手段、更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方式表现出琵琶等传统民族乐器的意蕴。作为香港乐坛教父级人物，从电视剧《上海滩》到电影《英雄本色》，顾嘉辉给观众创造了无数经典。顾嘉辉既受过西方现代音乐的系统教育、又受到传统中国音乐、广东民乐、戏曲的影响，因此他的作品呈现出“中西合璧”的风格。

在情与法的矛盾中、在封建礼法与自由爱情的冲突中，冬儿最终焚心以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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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世的故事放在了30年代的民国时期，以电影圈的人物作为主角，用诙谐、戏谑的风格完成了对传统的解构与重塑。

此时的冬儿已经变成了末流女星朱莉莉。朱莉莉本身内心是个极其单纯、善良的女孩，只是在动荡的30年代、国仇家恨交织、社会名流纸醉金迷的生活氛围下不可避免地沾上了虚荣的性格。她追寻着偶像白云飞、渴望成为大明星。

白云飞与阮梦玲（化用民国女演员阮玲玉）参与左翼进步电影的拍摄，矫饰出一副忧国忧民、关心民族命运的姿态，而背后却显露盗墓杀人、为了私利无所不用其极的商人嗜利本性。

当朱莉莉看清了偶像白云飞的真实面目、参透了在浮华娱乐圈的逐利本质，她开始反思起自己的行为，她从蒙天放身上看到了那种不经资本商业社会异化的淳朴与真挚。

对民国时期娱乐圈的想象与嘲讽其实映射的是创作者对当下世界的反思，香港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徐克也曾拍过那部堪称是香港版《马路天使》的《上海之夜》。而香港导演潜意识中的民国情结、上海情结一方面体现在对多重文化夹缝下的自我身份的思索，从另一个角度看，民国浮世录隐喻的也是当下光怪陆离的世界。

借古喻今的“春秋笔法”是港片常用的表达方式，无论是在胡金铨的人文武侠亦或是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通过解构与重塑历史来隐喻当下世界已经是渗透到香港影人的创作意识中。古代帝王长生欲望驱使下的横征暴敛、近代商人无休止的金钱梦下摒弃了一切人生准则，这一切都是当代世界的写照。90年代的香港，发达的商业社会规则下，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滋生出了贪婪、拜金的心理。在此时，电影成了表达工具，成了在娱乐之中反思现代精神追求、民族文化传承、传统与现代价值选择的载体。电影的故事内容最终还是现实的投射。

是故，对金钱利益的欲望吞噬了白云飞的灵魂，而朱莉莉虚荣的明星梦破碎后，她褪去了那份矫揉做作、回归到了冬儿纯净善良之本性。至此，朱莉莉内心重燃起冬儿的爱情之火，却无法重续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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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世”的当代故事中，蒙天放在兵马俑博物馆又看到了由朱莉莉转世而成的日本女郎山口靖子，那个纯净、澄澈的笑容仿若冬儿。电影到此戛然而止，而“三生三世”的爱情故事还将继续。

巩俐的表演是整个故事是否具有说服力的一个关键。对韩冬儿、朱莉莉、山口靖子一个灵魂三种形态的呈现考验演员对角色的理解力，本质上，她们象征的都是中国古典审美之下最美好的品质，纯净、明丽，如月光般皎洁、如露水般清澈。而巩俐则完美地把握住三个角色间的“同”与“异”。

在古代社会的重压之下，冬儿是苦涩、隐忍的，面对封建礼教的束缚，她内心有一团火，纵然反抗无力，却奋不顾身为了爱人投身烈火；在民国浮华乱世中，朱莉莉有了几分虚荣与怪诞，当她内在的单纯使得她与这个追名逐利的娱乐圈格格不入之时，便显出了几分滑稽与荒谬；在当下，山口靖子又是一种带有一丝异国情调的现代审美想象下的当代冬儿形象。

这种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塑造与银幕形象的延伸在当时有着充分的现实基础，这种形象塑造正暗合着当时改革开放后、80年代文化潮流下中国人的“山口百惠情结”。而电影并没就此角色继续展开，导演将对角色命运的想象留给观众。

冬儿与蒙天放“三生三世”的爱情于现代人而言是发人深思的，顺势而变是人在生活中领悟到的生存法则，而历经四季往复、岁月打磨后，灵魂深处不变的底色才是一个人的核心品质，这是人最宝贵的人格魅力。当盲从者为了欲望与野心迎合潮流而改变了自己的秉性、异化了自己的精神世界，那么他是否丢掉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这则爱情寓言与此同时也是警世箴言，物质世界的发展使人精神世界不断异化，但摒弃掉盲目与虚浮之后，我们要如何追求的本真？这是《秦俑》引发的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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