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歌手周云蓬简历（歌手周云蓬写了一批空濛的）

大家好，我是凹叔。

上周六，在北新桥板桥南巷7号的live house，凹叔见到了周云蓬。

这天晚上，他在北京有一场演出。

调音的时候棚中很暗，舞台上聚焦的唯一光源清冷黯淡。

周云蓬在彩排

隔着十米不到的距离，只能看见台下凝望的人黑白交错的背影，恍惚间世界好像只有单一色彩，明的暗的，和更晚时间灯光闪烁霓虹交错形成了鲜明对比。

台上的周云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黑暗。

因为视障，墨镜里的世界是半辈子的“被限制的自由。”

人到中年，又有了意料之外的变数。

2016年，因为酗酒而得了场大病，手头很多东西不得不停下，这个在过去二十多年行走大江南北的诗人，开始长期在一个地方停留。

那之后他剪短了头发，戒掉了烈酒，偶尔愤恨自己就像是“屠格涅夫笔下的那只麻雀，一声枪响，别的麻雀都惊飞而起，只有它被打中了。”

剪去了长发的周云蓬

但说归说，大病一场，并没有中止周云蓬的出走。

戒酒清醒之后，周云蓬走的更远了，去了香港老九龙，找了家路边的理发店剃了个光头；去旧金山，看“朋克教母”帕蒂.史密斯的演出，追寻“跨掉一代”的足迹；又去了洛杉矶，连着参加了三天音乐节，在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尼尔·杨等人的歌声中，暗自给自己鼓劲，笑着说自己“永远年轻”。

周云蓬重新站上舞台，再次叛逆了起来——今晚不再是民谣诗人，而是拿起了电吉他。

同时，还多了个身份，小说家。

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笨故事集》，记录了病后周云蓬对这个世界新的看法，游走在不同时空和地域的虚幻缥缈，开启了行吟诗人人生的下半程。

《笨故事集》 周云蓬 著

磨铁图书出品

二十多年来，周云蓬始终在出走，用民谣界的流行词汇形容就是“流浪”，用摇滚界的专属名词概括，就是“叛离”。

叛离自己本来的道路，清晰的命运，叛离身体的桎梏，也叛离精神的围城。

出走与叛离：永远的异乡人

1970年，周云蓬出生在沈阳铁西区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6个月他查出了青光眼，失明之前，母亲带他坐上火车，辗转全国各地治病。

从北方到南方，从沈阳到上海。这次治病之旅给还是孩子的周云蓬留下了最后的礼物——亲眼见到了广阔的天地。

他知道了比沈阳更大的是北京，马戏团里的大象可以用鼻子吹口琴。

这之后，他成了一个盲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周云蓬留着长发

视障并没有禁锢住他，周云蓬天生喜欢走来走去，12岁时，他就拄着盲杖，独自一人坐公交车回家。

17岁时，他在沈阳读高中补习班，每天坐十几站路上学。

夜里，穿过行色匆匆的人群往回走，回家后，再独自整理白天老师上课的录音。

1991年，周云蓬考上了长春大学特教中文系，终于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的叛离——他不用穿上白大褂，戴着墨镜当一个按摩技师，每天在不同的肉体上摸来按去。

这一次的叛离，代价是与父亲关系的破碎。

周云蓬在《绿皮火车》中说到父亲，是“记恨他打过我”，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

《绿皮火车》 周云蓬 著

磨铁图书出品

就像很多电影里那样，儿子和父亲总是站在对立面。

工厂出身的周云蓬父亲，是八级技工，会车钳洗刨，会拼二极管，组装电视机，但他不看书，读不懂泰戈尔“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也不理解周云蓬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地学按摩。

所以“战争”爆发了，周云蓬说：“人长大了就应该离开家，到世界里去讨生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也许这就是叛离与出走最早的理由。

少年时的代际冲突让周云蓬离开了日渐衰败的铁西区工厂，搭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但在日后的生活中，他逐渐放下了这些“理由”，也不再因为某个矛盾而执着地想要证明什么。

十几年后，他将流浪途中的所闻所想凝结成歌曲、诗、散文、他的文字越变越轻盈，越写越自由，他说：

“我到处走，写诗唱歌，并非想证明什么，只是我喜欢这种生活，喜欢像水一样奔流激荡。我也不是那种爱向命运挑战的人，并不想挖空心思征服它。”

年轻时，他是“重”的，底色很浓，颇有反叛先锋的意识，似乎脑海中有个假想敌，就像父亲一样，总是在阻止自己。

稍微年长后，他逐渐变得柔和，或者说逐渐拓宽了自己的边界，认为“诗歌本身就是诗歌，它可以承载道德，也可以不承载。但第一性是诗性的。”

这是一种对“美”的返璞归真，是一种对公众惯性的拒绝。

也许这些轻盈原本就在他的脑海中。

大学时期，他读《局外人》，加缪的话举重若轻：

“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而我在这里的生活并不使我厌烦。”

对于周云蓬来说，也有可能是一种触底反弹，即“没有对生活绝望，不可能热爱生活。”

第一次触底是9岁时的失明，那么第二次的触底，就是46岁的这场大病。

人生过半，行路至此，周云蓬似乎放下了许多东西，开始重新接触这个世界，以故事的形式。

诗人余秀华说周云蓬的小说，是与世界的“轻碰触”。

凹叔认为也是如此，小说中出现的“我”依然是出走四方，边走边唱，似乎没有什么目的。但相比较周云蓬曾经的自传性文字，《笨故事集》又更加轻盈，更加通透，更加自由。

虚构中的幻象和真实的自己

《笨故事集》中的第一篇小说《敬亭山》，兼具古典诗意和志怪氛围。

故事中的小周入住了半山的一间茶室，同住的只有一位年轻女服务员，名字叫小晴。

“山中的日子过得美，白天吃小晴做的饭菜，喝着古井水泡的茶，夜里一梦黑甜，旁边还有个尼姑庵，上早课的木鱼声‘笃笃笃’敲起，预告黎明将至。”

小周和阿晴喝着茶，互道身世，小周说他卖唱的事，小晴则说，自己结过婚，错嫁了男人。男人总爱打老婆，实在忍受不了，最后离婚了。

白天岁月静好，相安无事，夜里小周却总是听见库房里有动静，先是什么“东西窸窸窣窣地滑落在地上，凝神细听，又没了。过了一会儿，某扇柜门‘砰’地关起来，又安静了不久，传来匀速的有节奏的像是脚步声或者敲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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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床上，竖起耳朵，一直等到尼姑庵敲木鱼，心里才踏实下来。第二天，我不好意思问小晴，怕显得我一惊一乍，没见过世面似的。估计是老鼠，据说老房子里还会有蛇常住，基本上与人相安无事。尽管想明白了，晚上还是睡不着，那么均匀且有节奏的动静，不应该是蛇能弄出来的，老鼠小胳膊小腿的，也没那么大力量。到底是啥？想了一夜，木鱼声“笃笃笃”地敲起来，我才恍惚睡去。吃完午饭，本来要出去溜达，因为昨夜失眠，就回屋继续瞌睡。快睡着的时候听到有人蹑手蹑脚地走进外间，推了推我屋门，叫了一声，小周。

是小晴的声音，我刚想回答，听到她自言自语，出去了。然后又进来一个人，小晴的嘴被堵住了，发出呜呜的声音，然后就是急切地喘息。我的小心脏跟夜里似的又乱跳起来，不敢发出一点声响，怕被人发现在屋里。听小晴低声说有人来了，瞬时又安静下来。不知道他们啥时出去的，反正再没声音了。

我听懂了，小晴在偷情。这是啥话呢，人家是离了婚的。进而想，别人可以找她，我为啥不能找呢？我们孤男寡女同住一院，夜里空山寂寂，岂不是机会更多吗？

今夜三更，嘿嘿！

三更，外间屋里一声怪叫，像是猫，又像是婴儿啼哭。又来了，动静越闹越大了，不可能是小晴他们，茶室又没客人，没必要半夜到这里来幽会。那种匀速的脚步声又响起来，好像在门前还停了一会儿，接着听到低沉的呻吟，一下一下的，好像一个身躯庞大的病重男子辗转在病榻上，似睡非睡地疼痛着。

这时我想起小晴，她现在是一个人睡，还是身旁有别人？她怎样呻吟呢？我是一边怕鬼，一边想女人，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烙大饼，终于睡着了。小晴掀开我被子，嘴里吸着气，她说，冷，钻到你被窝里暖暖。她的身体凉凉的，“哧溜”一下滑进来。我抱紧她，起初不敢动，渐渐地脑子热起来，问她，可以摸一下吗？她不吭声，我的手指从她肩头轻轻滑落在她乳房上，握住，像握着一个剥了皮的鸡蛋，鸡蛋清柔软细嫩，不敢稍微用力，生怕捏出裂痕。乳房在我手掌里温暖起来，我问小晴，这是在做梦吧？她说，是真的。然后“笃笃笃”的木鱼声叫醒了我。我怀里抱的是汗津津的被角，心里空落落的。

不等天亮马上起，一肚子闷气，鬼也不怕了，抓起盲杖，“咣当”打开门，走进外间，我要查查夜里闹腾的到底是啥，墙边摸到一口大缸，里面好像是大米，旁边有一截木梯子，后面戳着几支大扫把，另一面墙堆放着一些大木箱，掀开盖子，里面尘土味发霉味扑面而来，呛鼻子。搜了一圈，没找到棺材板骷髅头，都是些普通的烂家具。真可笑，连个女人都没有还怕鬼。

白天见到小晴，有点怪怪的感觉，梦里摸了人家，心里还是挺不好意思的。

我问她，我住的那个木房子过去是干吗用的？小晴说，听说解放前那是个庙，供奉的是啥神就不晓得了，“文革”中改成装木材的仓库了。小晴追问我，咋了，有啥不对吗？我说，没，只是夜里有些动静，应该是老鼠吧。停了一会儿，小晴神秘兮兮地问我，你怕鬼吗？我不怕，眼不见心不怕。她被我逗乐了。

夜里，那个桃色梦又来了，还是问她能摸一下吗？不吭声，这回寻到下面了，越来越湿润，正准备进入，“笃笃笃”，又及时被木鱼声叫醒了。”

《敬亭山》讲了个挺“艳情”的故事，盲人小周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象着隔壁的小晴，梦里就和女孩有了数夜的缠绵，但每次要到关键一步时，梦境就结束了。

醒来后，小周害羞得不敢看人。

倒是小晴还大方地讲了个敬亭山王家村王瞎子的故事，给小周听。

小晴讲的这个故事颇有深意。

说的是“文革”中，盲人老王爱上了隔壁村的盲姑娘，但这却让群众们不高兴了：“谁见过俩瞎子谈情？”

盲姑娘的父母是小学老师，嫌这事情丢人，阻止自家女儿与老王来往，老王的爹妈也找了几个小孩看着门，不准老王再往邻村跑。

但年轻的男女已经互诉衷情，想要厮守终生。老王说：“你做了我老婆，我靠卖唱养你！”于是他们相约一起逃跑。

“到了约定的夜晚，老王背起家当，就是他所有的乐器，找出仅有的五元五角钱，提着盲杖摸到村边的香樟树下，那树的香气跟姑娘身上的香气一模一样。他在树下等，姑娘没有辜负他，另一根盲杖轻轻地触及路旁的草丛由远而近，姑娘来了。”

他们紧握着彼此的手，当对方的拐杖，这便上了路。

可是呢，他们遇到了什么？

“一些‘哧哧哧’的声音从紧闭着的嘴里憋不住地冒出来，接着是‘扑哧扑哧’声，像洪水从堤坝的裂缝中拥塞喷涌，最后大笑像炮仗一样地炸响，前面几个死人活过来，笑得原地跳脚，拍着大腿，满地打滚，身后的笑声赶上来，两旁的笑声包抄上来。老王知道他跟姑娘中了埋伏，全村人出动在这里埋伏等着他们。女人尖叫着互相撕扯头发，年龄大的，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咳嗽着马上要断气，小孩们喊叫着穿插跑动，还有人学着他们刚说的话，你做了我老婆，我靠卖唱养你！引来又一次哄笑。”

两个盲人最终被群众拆散了，瞎子老王点起了一把火，把村子烧了，故事也结束了。

小晴说完这个故事后，小周便和她告别了。

春心荡漾的梦连做了几个晚上，但最终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敬亭山》的故事分了三层。

第一层是小周与小晴在半山茶室的相处，两人客客气气。

第二层是小周的梦境，梦中他和小晴几欲云雨，但未成行，是为欲望，也为执念。

第三层为小晴白天说的瞎子老王的故事，两个苦命人最终也没有在一起，形单影只，还要被世人苛责，嘲笑。

小晴说的这个故事中的故事，和《敬亭山》中前两层故事相互映照，似乎很沉重地想要说些什么，但一切又都是“过去式”的，是虚幻的，是抓不着的。

正如小周的梦境一般，他最终没有和小晴发生点什么。

故事的末尾，小周告别小晴，小晴说：

“小周，啥时结婚一定通知我。”

但小周的反应呢，却是“话在肚子里转了几圈没说出口。”

“我的腿磕碰在路旁的石头上，疼痛自下而上，把我身体一针一针重新缝补起来。疼痛叫醒我，这是现实，石头一样真实的现实。”

这个故事虚幻中又有真实。

小周和小晴自然也是这个世道的苦命人，但最终并没有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的结果会怎样呢？瞎子配离异的苦命女，也许结局也会和王家村的瞎子和盲女结果一样，外人冷眼看戏，嘲笑这种苦难的相依。

《敬亭山》这个故事也许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无端的命运，透着对人世间的向往，又透着一种对现实的透彻的清醒。

周云蓬《笨故事集》中，大部分依然用第一人称，以“我”的视角讲述故事，主角也多是盲眼人。

比如在《遇见阿炳》中，“我”和阿炳。

故事中的小周，仗着自己是穿越时空的未来人，知道瞎子阿炳的命运，便开始当起了全知“老先生”，将阿炳的命运藏着一半透着一半，说给了他听。

这多少让小周有点优越感，自己知道阿炳的命运，对方却不知道他的。

结果瞎子阿炳却话锋一转，说道：

“我知道你是谁。你叫周云蓬，号称是你那时候的阿炳。你的歌，还可以凑合听，不过没太大的根气。你出了点小名，就整日躲在房子里，缺少与人纠缠的姻缘，没见过啥世面，也就做做白日梦，所以才梦到我。我也知道你的结局——

你，死在台上，某次唱曲儿激动过度，撒手撂下琴，一头栽倒。”

最后，瞎子阿炳走了。周云蓬心想：

“盲眼人都挺狠的，能活下来，全靠着一股狠劲。他那么说我，想让我绝望，我这么说他，也是这个心思。一个瞎子把另一个瞎子推下河，解恨！要不然，这破日子，该怎么熬过呢？”

这看似是两个盲眼人的对话，又何尝不是周云蓬对自己的认知？

远望当归：故事里没有旁观者

《笨故事集》是周云蓬第一次尝试虚构的写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次内向的，对自我的挖掘。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到了某个阶段而必然产生的感悟。

柴静曾拿周云蓬和史铁生作类比：

“诚实就是精神上的一贯性，不相信什么突变和顿悟。”

周云蓬也是认可这种类比的，他曾说：“我将死了又死，以明白生之无穷。”这和史铁生所说的“谁说我没有死过？出生以前，太阳已无数次起落。”属异曲同工。

对自己的诚实，也体现在《笨故事集》中不同的篇章之中。

《远望当归》中，周云蓬说：

“到我这年纪，回望来时路，苍苍茫茫的，仿佛比朝前看更远。”

46岁一场大病之后，他说：

“我马上进入天命之年了，还不懂得命运是什么。你要常常走起来，才能有机会面对命运，静止的生活也会有命运，是不是都静下来，命运就隐身了。如果大海平静如天，那你能分清哪儿是海，哪儿是天吗？它们都是蓝的。年少时曾大言不惭，我和命运是朋友如何如何，真实胆子大啥都敢唠。人家命运拿你当朋友吗？偶尔给你点好脸色，就忘了自己是谁了，女友突然翻脸走了，病来如山倒了，命运不再是维纳斯，马上变脸成美杜莎了。看她一眼，你就变成石头人了。那是被吓的。”

周云蓬自己在微博打趣说，《笨故事集》是魔幻，玄幻，加穿越。

凹叔觉得，文字是自由的，但内核还是真诚的。

天命之年，远望当归，周云蓬保持诚实，仍在成长。

凹叔对话周云蓬

凹叔：《笨故事集》是您第一本小说集，和以往写作散文或者诗歌有不一样的感受吗？创作过程中有什么差异呢？

周云蓬：创作这本《笨故事集》，我觉得对自己是一条新路，所以处处都觉得很新鲜，实际上自己也是自己风景的旁观者，跟过去写随笔和诗歌完全不一样。写诗歌，写随笔，对我更多的是一些情绪的激发，还有情绪的捕捉。但写小说，我觉得结构非常重要，需要冷静的打磨，修改也非常重要。写小说儿对我来说更要有全局观，你就像一个造物主，你在雕刻你的人物、故事，而写诗、写随笔的时候你是沉浸在你的文体里面，由情绪做主，然后带动你的笔去记录那些事情。

凹叔：初读《笨故事集》前几个故事，感觉比起《绿皮火车》要更加轻盈轻松，周老师2016年之后心态是不是有所改变呢？

周云蓬：前几个故事看起来比较轻松，我估计是因为我在这个文体内，在写小说、写故事方面还是个新手，没有压力，没有包袱，就抱着一个很好玩儿的心态。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更多的那种先设定好的价值和负担，所以显得有点轻松。

凹叔：生病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周云蓬：生病，肯定对我的生活是有直接影响，会让你冷静下来，把生活停滞下来，就像高速路上的车，突然停下来，然后抽根儿烟，那种感觉。然后你也会更多地去反思老年、死亡，以及这些突然来的灾难。对写作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也促成了快一点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比方想写小说，过去总是觉得很遥远的，但是生病以后就是抓紧时间赶快写。

凹叔：《遇见阿炳》和《养老院》中都有跨时空的对话，《远望当归》中，您也说自己已经步入知天命的年龄，现在对衰老是否有和以前不同的看法？

周云蓬：对我来说，快50岁了，就觉得有一点老的感觉了。老，我觉得就是更容易往远了看，无论是看童年，还是看未来的老年的深处，就更喜欢眺望。所以视野要开阔一点吧，人一点点老了，就不爱计较那些细节，小事情什么的。近处的东西不见得比远处更重要吧，有些很遥远的眺望的东西，可能离你更近，是你更接近的现实。

凹叔：您在序言里提到，“好故事离不开方言”，您是东北人，这让我想到这几年其实文艺界东北人很有存在感。比如和您同是沈阳人的双雪涛，他写作长短句交错，感觉自有一套东北语感，还有班宇，他们都是东北籍的小说家，也写作了大量以东北为背景的故事。还有说到音乐，最近最火的《野狼DISCO》也使用了东北方言，广为流传。您觉得东北给您的创作影响大吗？

周云蓬：我觉得东北的语言对我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我后来就一直说普通话，阅读也是用普通话的语音，包括脑子里的思维都是普通话的思维。东北的作家对我影响大的应该是萧红，她的《呼兰河传》《生死场》，还有她的散文。她把东北的方言运用到书面上，我觉得运用得非常好，而且那种语言就活过来了，也不是像东北小品那么土，一样保持着文雅的姿态。我觉得萧红是我的东北老乡，也是我用东北语言或者借鉴东北语言写作的一个榜样和典范。

凹叔：您怎么看近几年东北地域特色在主流文化中的异军突起呢？

周云蓬：至于说近年东北作家的崛起，我倒没有看到更多，你上面说的几个作家，我没有阅读过他们的作品。如果有东北崛起这种现象，我也觉得不是语言造成的，而是东北整个地区在时代的角落的那个情况造成的。它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地区，受时代冲击最大，过去是那种工业老大的形象，现在没落成了一个要被救助的地区，年轻人都走光了，所以一定有很多素材，一定有很多故事，不是像南方的广州或深圳那种时代弄潮儿的故事，而是那种寂寞的，没落的，有点颓的故事，那么作家如果善于观察，把这些写到书里，那就一定是好的小说。

我也很多年没回东北生活了，今年要去东北巡演，我应该仔细观察观察，因为那里毕竟是我的故乡，我觉得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期待，还有好奇，看看他到底变成什么样子，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上班的人都在想什么，一定好好去看一看，想一想，但不见得是为了写作，就是为了单纯的对自己家乡的好奇心和期待。

《笨故事集》序

余秀华：他与世界的“轻碰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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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周云蓬是在鼓浪屿，我是去参加诗会，不知道他去干吗，后来才知道他也想混“诗歌圈”，因为这个圈子好混，“黑帮老大”宅心仁厚。在见到他之前，我就知道他的名字啦，虽然不是如雷贯耳，但是绕不开撒。有些人就这样，你爱不爱他，他都要渗透进你的生活，这就是“影响力”。再后来，知道他的影响力还挺大，特别是在中年妇女中间，挺招人恨的。后来我们又见了很多次，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看来他混诗歌圈子混定了，而我唱歌还不如左小祖咒，所以注定混不了民谣圈子。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大方姐给我们俩拍了一张照片，他坐在一棵大树下，保持着惯常的姿势：握着盲杖，面朝前方。他居然看都不看如花似玉的我，哦，看不到，但是起码要面对着我，闻我身上芬芳的气味撒（好像我身上只有中年妇女的油腻味）。不过我看到了他，看得最入神的是他的手。那真是一双好手啊，细皮嫩肉，软绵绵的，手心里的纹理清晰干净，放在算命先生的眼里，一定会说：“好命，多给钱！”让我想起我老情人的手，不过我那个老情人年纪太大了，和女人接触，没有周云蓬的自然和自信。

一双如此细腻的手在这个世界上摸索，也摸索着这个世界，摸到了鸟语花香，风声雨声海浪声，我相信也摸到了花朵、树叶的形状和质地，摸到了它们在不同的季节里的小心翼翼和大胆放肆；摸到了水在不同地方的温度和软硬。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他与世界接触的全部，但肯定是一部分。这一部分在我看来已经足够多了，因为别人能够感觉到的也不过如此。在身体有缺陷的人的认知里，他们知道的一定没有正常人知道的多，其实也未必，不管是谁，对世界的了解都是少得可怜的一点点。

他送了我两本书，《绿皮火车》和《午夜起来听寂静》，惭愧，我没有好好读，但是文字的流畅和幽默还是给我留下了印象。我想周哥哥不会怪我没有把他的书读完，他读的也是远高于自己写作水平的书，有时候他提到他读的书里的一些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个转折点好像有点意思）大方姐把他的《笨故事集》里的几篇文章发给我看的时候，我终于发现了周云蓬在文字上的才华。我直言不讳地对周云蓬说：“你的故事比你的诗歌写得好多了。”他也不生气。为了保持好看的手，他不能生气。

他说：“那好啊，你就多写点，写长点。”“写长点”对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的性格直爽，习惯了有屁就放，你让我弯弯绕绕去说话简直是要命。但是他的确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比如《笨故事》就非常有意思，大学生因为崇拜“我”而和“我”结婚，“我”也被这虚荣的光圈包围着，仿佛人生到达了高潮。他没有一句抒情，只是让故事原原本本地呈现，然后小保姆来了。小保姆来了肯定要发生事儿，大部分文学里的小保姆都是事儿主，“我”也不例外。但是故事读下来，你会发现，许多设计在里面，包括小保姆的设计，“我”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的妻子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不点破。如果说故事到“我”和老婆离婚结束，那这个故事就完了，但是“我”从牢房里出来后又找到小保姆，小保姆接纳了“我”，这就是爱情，也是故事的升华。

感情是非常神奇和微妙的一件事情，太难把握。看《霍乱时期的爱情》，你会惊叹：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就让重如泰山的感情瞬间断裂，而且毫无不舍。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曾经以为可以爱一生一世的人，在某一天被我拉黑，毫无不舍，甚至痛快。我们最初对这个世界的温柔都会结束在自己的粗暴里，你不知道世界和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这段时间，我想我对世界能够容忍的程度在于“轻触碰”。

周云蓬的几篇故事读下来，感觉到他与世界的“轻触碰”，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故意，应该是他的性格所致，而且我也不把这样的“轻”理解为他的温柔，尽管我相信他是温柔的，啊，好糟糕！在《笨故事》《飞行故事》《少年心事》《敬亭山》等我已经读过的几篇里，我感觉到的就是他与这个世界的“轻碰触”，如同他绵柔的手掌摸到了仙人掌，一声低语：“哦，这是仙人掌啊。”然后就把手拿开了，换成我，我就会把仙人掌拔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一个美好的过程而没有结局，也不可能有结局。在他们的生活里，他是过客；在他的生活里，他们也是过客。我喜欢这样的写法，灵巧、符合现实。我们中国的作家太喜欢给故事一个结局了，不管是好是坏，这是一种病。而外国的好小说都是一个片段。周云蓬很清楚，小说是在讲一个故事，而不是在讲一个道理。

我想在讲故事方面，他是有优势的。因为眼睛看不见，听觉就灵敏，而故事都是在讲和听之间。当我们闭上眼睛，黑暗里涌动的只有声音和感觉，世界在单一的色调上呈现出另外的可能，而这个可能里会产生新的可能，如同发出了新的枝丫。这几天我和朋友讨论最多的是中国小说和外国小说的区别，说到底，就是对人性的认知到了哪一步，在被禁锢的中国人和中国故事里，人际关系反而成为了故事的开始和结尾，我们不过是从地狱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周云蓬的故事讲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很轻，是随时中断而不会疼的关系，但是感觉留了下来。

我不以为周云蓬带给了我们看世界的新角度，因为无非360度。我只是在这些故事里看到了一个人留在人间的随时断裂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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