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专家满嘴京腔（70岁老外一口京腔）

编者按：

20世纪上半叶，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结伴同行。他们虽来自不同国家，很多人却从此爱上中国，“一辈子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际友人与中国人民并肩前行，见证了中国的沧桑巨变，有些还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友好合作，与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结下了深厚缘分。

“你们亲人当年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今年9月，中共中央、国家主席复信爱泼斯坦、柯鲁克等国际友人的亲属，向那些曾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宝贵贡献的国际友人致以深切缅怀。

伊莎白·柯鲁克（新华社照片）

“Mom, would you like a piece of this cookie？”70岁的柯马凯将一小块曲奇饼干轻轻推到母亲面前，然后拿起一把白瓷茶壶，将茉莉花茶倒进印有蟠龙纹的中式茶杯里，桌上热饮品的香气溢了出来——一顿中外搭配的下午茶。

今年11月9日，加拿大人伊莎白·柯鲁克在北京家中迎来106岁的生日。白天，她睡了个很长时间的午觉，到了傍晚，小儿子柯马凯不得不将她叫醒：“妈妈，你从午饭后睡到傍晚，需要一些新鲜空气，一会儿我们下楼散会儿步。”

这是一处僻静的家属大院，位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校区内。1955年举家搬入后，伊莎白潜心外语教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外语人才，其中一些人至今仍活跃在中国的外交舞台上。2019年，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她“友谊勋章”，表彰她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母亲的影响下，拥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柯马凯早已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家乡。20世纪90年代，他创办面向来华外国人员子女的北京京西学校，这里的毕业生像种子一样把中国文化播往世界各地。2004年，柯马凯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我们在北京秋天最宜人的那几天登门拜访，来接我们的柯马凯穿着布鞋，一口京腔，俨然是个地道的老北京。如今，母亲老得越来越快，柯马凯一边照顾她，一边以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家人朋友一道继续关心并参与中国的发展。

我们的访问，就从陪母子俩一起散步开始。

“服从组织安排”

或许父亲是英国人的缘故，在北京出生的柯马凯身上依然保留着英式幽默的痕迹。初次见面，我们坐进他的车里，见副驾驶前贴着一张纸：“请系安全带，否则付司机500元（Buckle up, or pay driver ¥500）。”见我们好奇，他耸肩摊手：“至今我没收到任何一笔钱。”

车开进北外校园，在一栋老式公寓楼前停下，暗灰色的墙面很陈旧，看上去和普通公寓楼没什么区别。这是一栋建于1954年的房子，这些年在楼道里装了轮椅专用滑轨。不过，在保姆的搀扶下，106岁的伊莎白仍可以自己慢慢上下楼。

但大多数时候，这位老英国共产党党员的体力已大不如前，身体常止不住微微颤抖。柯马凯搀着母亲从卧室走出来，得知我们来自上海，听儿子说我们报纸有个“liberation（解放）”，她抬头看向我们轻轻说道：“I am very happy to see you.”

从入住那天起，伊莎白在这栋楼里一住就是66年。年轻时，这位出生于成都的国际主义战士曾深入中国农村做研究，出版了多本记录中国革命的著作。如今，她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家中的小黑板上写着歪歪扭扭的英文：“I d like to have a nice walk and sleep.”

但她的眼神依旧清亮。这让我想起北外校史馆里陈列的那张照片：1947年底，伊莎白对太行山脚下的解放区进行田野调查，身穿土布军装的她骑在马背上，拉着缰绳，风把她的长发吹了起来，看向镜头的脸，自信、潇洒、昂扬。

伊莎白骑在马背上（资料照片）

那年11月，伊莎白和已是英国共产党党员的丈夫戴维·柯鲁克来到十里店村调研土改。临辞归国之际，夫妻俩受到中共中央外事工作负责人的深情挽留，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参与创建中央外事学校，并留在中国任教，帮助共产党培养外语人才。

这一留，就是一辈子。当年的学校几次移迁、改名，发展到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已经怀有身孕的伊莎白从石家庄随共产党搭卡车进京。开国大典时，在长安街边临时搭起的木质看台上，伊莎白抱着刚出生6个月的大儿子目睹了新中国的成立。

在学校里，伊莎白夫妇俩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套大学英语教程的编写和《汉英词典》的编纂。校史馆内，至今仍展示着伊莎白捐赠的外语教材。

如今，老人家中的陈设几乎仍保留着那个时代的风格，泛黄的书籍、用布盖好的沙发、挂在墙上的书法，显示着岁月的痕迹。桌上放着柯马凯用A4纸打印的大字号诗集，里面收录了几十首伊莎白喜欢的诗歌，还有《团结就是力量》《社会主义好》《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的歌词拼音。

岁月在革命者身上留下的痕迹同样清晰。皱纹密布的脸顶着满头银发，坐在餐桌前的伊莎白喃喃自语，旁人已无法听清她在说什么。她身后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和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西面墙上写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中间则是周总理像。

傍晚，夕阳照亮了摆满书籍、影碟和相框的书架。其中有《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等介绍中国革命的纪录片，还有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但家中最显眼的，则是摆在客厅正中央的一个蓝色方盒，里面装着“友谊勋章”。

“你们可以打开盒子看看。”见我们探头好奇，柯马凯露出神秘微笑，替母亲做了决定。掀起沉甸甸的盒盖，勋章光洁耀眼。柯马凯凑到母亲耳边，乐呵呵地说：“Mom, they are admiring your ‘gold medal.”

伊莎白没有回答，她只是轻轻点头，看着勋章的方向微笑。

“看来老妈得醒一醒了。”柯马凯淘气似地朝我们眨眨眼：“一会儿下楼给她买根冰棍儿就高兴了，她爱吃冰棍儿。”

“都是为革命作贡献”

傍晚，伊莎白坐在轮椅里，柯马凯推着母亲在院里散步。不时有人上前打招呼：“带妈妈出来散步啦？”“对，遛弯儿来。”柯马凯转头悄悄和我们说：“这些老人都在这住了60年啦，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

一个世纪前，柯马凯的先辈踏上中国土地，他的父母，以英国共产党党员和国际友人的身份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他的家族见证了古老东方国家从艰难走向胜利的历程。在北京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后，1988年柯马凯回到中国，在北京定居后便再没有离开。

半个多世纪过去，从小生活的家属大院格局没有太大变化，一些当年的街坊邻居都还在。退休前，他们多是学校教师，同伊莎白一家相熟，而且并不把他们当外人看待。“都是为革命作贡献。”

柯马凯的幼儿园是在院里上的。如今，这里至少住着三位他上幼儿园时的阿姨。小时候，阿姨们管叫柯马凯叫“迈克尔”。有一次，柯马凯到上海参加会议，被一位阿姨的女儿认出，她正在上海一所招收外籍人子女的国际学校里教书。

一种集体生活方式已经远去。20世纪50年代，单位实行供给制，一天三顿都吃食堂，衣服都不用自己买，理发店、洗衣房、澡堂、食堂、锅炉房都在一处。柯马凯家楼下曾是一片麦地，从窗户望下去金灿灿一片。他笑说：“那时候，老区来的人爱劳动！”

最早时，柯马凯一家住在筒子楼里，共有三层，每层有一个大走廊，并排有十几间房。“早晨六七点就得起床，拿着脸盆缸子牙膏牙刷赶紧去抢位子，水槽只有一个龙头，没有热水，要热水得到锅炉房去打。”

走在校园里，柯马凯饶有兴致地向我们讲述童年生活在此的种种细节：“你看那塔楼下面原来是个大礼堂。”“那片，原来都是筒子楼。”“这边是公厕，那边是澡堂。”

“作为70岁的人，我免不了有些怀旧。”路过健身场时，柯马凯回忆起这里原来每周六会放露天电影，在二楼窗户摆一个放映机，用两根杆子撑起幕布，再用绳子绑好，大家从家里搬来小凳子排排坐，成为那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年轻时，柯马凯是个性格内向的孩子，因为长相被一些中国大人逗过趣儿：“英国佬，不吃枣，吃枣不吐核，放屁打嘟噜”。但他并不在意：“小孩子们，难免开开玩笑。”

20世纪60年代，伊莎白带着孩子们去爬长城，中间是柯马凯（采访对象 供图）

柯马凯对中国人的亲密感，部分来自他从小所受的父母的影响。在儿时的记忆中，课堂上的父母始终精力十足，他们和同学亲密无间。“我父亲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他一直吃学生食堂，边吃边和学生聊天，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思想。”

“那是一个合作大于竞争的年代。”柯马凯记得，那时，母亲经常鼓励学习好的学生帮助带动学习差的学生，她还常把需要帮助的学生请到家中答疑解惑。

“我小学放学回家就在里屋做作业，我爸妈就在客厅帮学生补课。”多年以后，有一次，柯马凯去政府办事，经办人员正是伊莎白当年的一位学生，他一眼认出：“这不是迈克尔嘛！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伊莎白夫妇当年的很多学生，有人进入外交部，至今依旧活跃在中国的外交舞台上，他们年轻时，也曾在柯马凯家客厅的餐桌上补习过作业。

“人类学家的视角”

采访那几天，北京天空碧蓝如洗。我们走到北外附近的国际大厦附近，柯马凯指着车流不息的西三环感慨：“我小时候这儿还是一条土路。”一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末，西直门城楼还在，离北外校门不过5公里，一路过去，路边还有庄稼地。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他和母亲都未曾料想到的。

以英语教育者被人们认识的伊莎白，第一次重返中国时的身份还是人类学家，四川藏族部落、羌族山寨间、解放区农村的田间地头，都留下了这位外国学者的身影。

彼时，国际革命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轰轰烈烈。她后来的丈夫奔赴西班牙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负伤住院，在医生白求恩那借到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从此对中国革命产生兴趣。

1959年，两人合作撰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英国伦敦出版。20年后，内容更为翔实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在美国纽约问世，这两部基于实地调查的著作，使西方人有了真实了解中国土改运动的机会。

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外国比从前更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机会。受父母影响，柯马凯常说，他要用人类学视角审视北京的发展变迁，这是他爱这里的方式。

这些年，柯马凯关注环保事业。我们走过大院时，一股农药的味道飘在空中。“有人就觉得这些虫子杀得越干净越好，我可不是那样。”他皱眉快步离开：“要维护生物多样性，就得有能够共存的环境。”

儿时的北京似乎有更多趣味。“小时候能见到天牛，两个大犄角，跟牛魔王似的。”前几天，柯马凯走在路上，看到树上掉下个“吊死鬼儿”，“把我给激动的，多少年没见到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曾经住在寻常百姓家屋檐里的雨燕，越来越难觅栖息地。柯马凯便和学生、街道社区里的老头老太一起，几十个人组成一队，走进胡同、街道、社区，动员商家给雨燕留窝。他笑说：“我是人群中唯一的‘大鼻子’。”

柯马凯喜欢逛北京的胡同，他说，那些不断拆盖、分合的杂居院落“像个活物”，是城市生命力的体现。但这些年，北京城的面目也变得陌生起来。“现在中国物质发展很迅速，但在推动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也要把中国的文化特色保留好。”

海淀原来有一条军机处胡同，柯马凯看史料里说晚清大太监李莲英曾在那有个宅子，便去探访，看见院门口坐着几个老人。正在那东张西望看时，老人问他：“你找谁？”柯马凯答：“听说李莲英跟这儿住过。”

“你猜他说什么，李莲英？没有没有，这儿没这么个人。”说完，柯马凯哈哈大笑。

柯马凯在美国教书的朋友带外国学生游学团来中国时，每次都找他带领学生游胡同，因为他转的都是真胡同，住的是真居民。“不是骑着个三轮车在那介绍，请几个大爷大妈坐在那。”

这些年，消失的胡同也带走了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柯马凯小时候在崇文小学上学，逛得最多的是挨着胡同的花市，那时有很多养花养虫遛鸟的人，现在已很难见到，仅有的也深藏在胡同深处。

但柯马凯有办法敲开那些紧闭的大门。他找居民聊天，谈历史、谈建筑，一般聊上5分钟以后，对方就让他进去看看。“可能我长着一张洋面孔，人家也觉得新鲜，要是换个中国面孔，说不定成功率还低一点。”

“一辈子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采访那天，他从北京京西学校开完会赶回北外和我们见面，虽然作为创始人的他正一步步退居幕后，但对外交流的工作一直没停下。“国际友谊是挺重要的工作，现在有些西方国家恶毒攻击中国，我觉得中国更要广交朋友。”

1988年，伊莎白的好友，第一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去世；2000年，伊莎白的丈夫，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戴维·柯鲁克去世；2005年，好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去世……

当第一批“白求恩”远去，会有新的“白求恩”出现吗？

柯马凯家的全家福，摄于20世纪80年代（采访对象 供图）

柯马凯继承起父母关注教育的志向。改革开放后，来北京工作的外国人数量增加，很多都是短期逗留，亟须能满足他们子女教育需求的国际学校。1994年，柯马凯和几位朋友联合创办的北京京西学校开学，这是一所专门面向外国人子女的国际学校。

谈及学校的培养目标，柯马凯反复强调：“我希望京西出来的学生，无论待了1年还是10年，一辈子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欣赏中国的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新文化。”

如何让外国人真正了解、认同中国？柯马凯说得直接：“我倒觉得不如跑到街道办事处，跟几位大妈在那聊聊，你们社区的年轻人都干什么？老人怎么办？残疾人怎么领补助？社区治安怎么搞？戴红袖章的人是干啥的？中国社会是很有趣的。”

“人的感情不是靠啃书本啃出来，是靠跟活人打交道建立起来的。”柯马凯曾经带着20多个美国学生转过积水潭医院附近的居民区，基本上见不到一个游客，90%以上都是在当地生活工作的街坊。“北京居民可爱聊天了，特别友好，我带美国学生到居委会里头或者街道办事处去，都乐意聊。”

这种沉浸式的观察方式来自他的父母。20世纪40年代，伊莎白在农村做调研时，与农民同吃同住，还经常端着饭碗蹲在地上和农民一起吃饭。面对贫穷落后的中国，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不仅没有歧视，反而和质朴的中国人民打成一片。

在河北西部山区的十里店村，伊莎白与当地村民交谈（资料照片）

“authentic experience”（真实的体验）无疑感染了柯马凯。虽然在城里长大，柯马凯对农村和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每年，他都会带着京西学校的孩子们前往北京郊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这是学校课程里的一部分。

他把几十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分到不同的人家里，老百姓给外国孩子包饺子吃，孩子们坐在家里，感受到的完全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家庭生活。“孩子们会好奇，那屋住的是谁？这屋又是谁？爷爷奶奶住在哪？洗衣机搁在哪个窝棚里头？对中国的了解就更深入了。”

有一次，柯马凯带着5个高年级学生去农村考察土地利用变革问题，在一户农家，学生第一次见到北方的炕，觉得神奇，说我们晚上就睡炕。一顿喂柴烧火，屋里乌烟瘴气，但几个外国学生却觉得其乐无穷，特别高兴。

1949年，伊莎白跟着共产党的队伍进入北京，那时，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当时，伊莎白觉得，主席怎么这么谦虚，几十年过去，她才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确实是个漫长的过程。

她已经为之奉献了一辈子，她的后代们，仍在矢志不渝——儿子柯马凯创办了京西学校，而孙女，现在在英语幼儿园当教师。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顾杰

来源：作者：顾杰 刘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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