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文弄墨无人能敌（舞文弄墨难保平安）

文：张平

中国历代的文人或者伪文人，大都有著书立说和写诗填词的嗜好。读了几本祖上留下的经书，认得几个仓颉发明的文字，如若不写几篇辞章，不留下几首诗文，就会觉得上有愧于祖宗，下对不住子孙。中国史书中的经史子集，家谱野史，之所以帙卷浩繁，浩如烟海，实在与文人或伪文人的这一嗜好有着莫大的关联。

其实，只要稍稍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对近现代的明清史有基本的常识，都会知道，著书立说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中国上千年血淋淋的历史案例里，由笔墨口舌所致不计其数。北宋时期的乌台诗案，起因就是苏轼（他那时还不叫苏东坡）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最后略带牢骚，其中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惹了大祸，最后致使29位大臣名士牵连其中，驸马王诜被削除一切官爵，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司马光、苏轼等各罚红铜20斤。

苏轼

用现代人的眼光公允而论，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清朝的这帮文人或者伪文人就远没有那么幸运了。清朝统治268年，保守估计因文获罪案达200起以上。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结于康熙二年（1663年）的明史案，是其清史上有名的一大文字狱，该案上千人入狱，70余人被杀，18人凌迟处死，起因也就是一些人写出并刻印了一部《明史辑略》的书籍。

千万别以为，书稿诗文中不针砭时弊，不指点江山，笔下一片全是风清月白，岁月静好，就可保全康安。事实上，皇帝君主的神经常常搭错，你不知道他会从哪里突然冒出稀奇古怪的想法，令书写者防不胜防，轻者受辱丢官，重者性命难保。

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去湖北探视路过河南，河南巡抚胡瓒宗作了一首迎驾的颂诗，其中一句“穆天八骏空飞电，湘竹英皇泪不磨”，用了舜帝南巡战胜各种困难，铲除邪恶势力，治理水患，天下太平，四海宾服的典故，以此来恭维嘉靖皇帝，结果换来的却是四十大板，被打得皮开肉绽。嘉靖说胡瓒宗诅咒他，舜帝南巡时死在了苍梧之野，就没有回来，你胡瓒宗这不是诅咒么。清朝雍正年间的太常寺卿邹汝鲁，因黄河水清写了一篇《河清颂》赞美雍正，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一句，用了《尚书》里的典故，雍正看后大怒道：“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邹汝鲁连忙辩解说，“不曾读过《尚书》”。没读过《尚书》，你写什么《河清颂》呀，邹汝鲁差点被处绞刑，最后雍正宽容大度，“法外施恩”，将邹汝鲁从宽处理：革职免死，发往河道作劳工。乾隆年间的王肇基案，此人有一天脑壳灌水，跑到衙门呈献了一首恭颂皇太后的诗联，诗作俚鄙不堪也就罢了，又卖弄聪明地在后面附上几句多余的话，王肇基本一生计无着的草民，粗识几字，以为献上这首颂圣的诗作，可博得皇上的赏赐，谁知竟招致大祸。朝廷查来查去，王肇基实乃一心忠血热的愚民，与另一大案毫无关联，乾隆自己也觉得该案实在无趣，以“疯癫之人”将其杖毙，并警训“俾愚众知所炯戒”。

一部分文人或伪文人如王肇基之类，难以遏制住内心的冲动，满怀对朝廷的感激涕零之心，敬献谀时颂圣的辞章诗联，或为了仰邀恩宠，或不过是一腔忠诚的剖心表达，万万不会想到竟招来血光之灾。为乾隆献上“世表清华之望，代称孝友之风”一联的王珣，出事时都58岁了，自以为该联出自乩仙之笔，视为珍宝奇货，结果不仅自己被判了个斩立决，就连代他送书献连的哥哥都弄了个“发往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

当然，这些都是历史。如今时移世易，也不乏奇人奇事，吉林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贺电，2019年12月也出了本奇书（群众出版社出版，售价299元），书名叫《平安经》，该书文风恣肆，全书通篇颂唱“平安”，虽“平安”二字力透纸背，虽经狐朋力赞 “跨国传世的经典力作”“官员阅读此书，领悟初心使命。学者阅读此书，顿悟平安哲理。商贾阅读此书，企业平安无虞。民众阅读此书，安享世间太平”，却终得民愤，不能平安，丢了官帽。身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贺电，现在回过头来想起当初写作时，是不是当时进入了古人的某种状态，忘记了历史上这些喜欢写上几笔的人的历史？忘记了今天的文化躯体里还残存着昔日的脐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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