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后四十回真迹价值（有正书局石印红楼梦底本来历小辨）

提要：关于上海有正书局石印《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底本即戚蓼生序本之来历，学界主要有俞明震、夏曾佑两说。俞说出自黄乃秋、王瀣、陈寅恪、俞大纲、俞大维，采信者较多；夏说出自吴则虞，采信者甚少。俞说尚存明显破绽，不可执迷。包天笑证词实际上排斥俞夏两说。有正底本即张开模藏本，无可置疑。兹据《申报》美查启事及《汪康年师友书札》中王存善函一通、夏曾佑函四通，考证有正底本来自夏曾佑，方式为狄葆贤先租后买。狄氏一开始便道出了实情。夏曾佑拥有过一部《石头记》旧抄本，购置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夏秋之际，有案可稽，有据可循。有正底本清季递藏源流为张开模→王存善→汪康年→夏曾佑→狄葆贤。

在《红楼梦》旧抄本中，戚蓼生序本最早闯进公众视野，最早汇入红学领域，最早引出脂系校本。这首先要归功于溧阳狄葆贤，归功于上海有正书局。

有正书局石印本封面题《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扉页题《原本红楼梦》，中缝题《石头记》，有大字本，有小字本，均称戚序本或有正本；后经拍照影印，屡屡重版，流传广泛。它的底本失而复得，再隐再现，存十册前四十回，也已影印。关于这个底本的来历，始终扑朔迷离，雌雄恍惚，今试辨之。

一 关于有正底本来历的两种说法

有正本初版于清末民初，即1911年至1912年，为大字本；再版于1920年，为小字本；三版于1927年，仍为小字本。继1923年4月俞平伯《红楼梦辨》率先予以剖析，开“新红学”版本研究之先河，两年后的1925年2月，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说：

海上有正书局印行之图籍，有所谓《原本红楼梦》者，书只八十回。闻其底本为手抄正楷，面用黄绫，系由俞恪士先生转赠者，今尚在该局。审是，此书原初只八十回，自可无疑。[1]

此为关于有正底本来历的第一种说法，也是最早出的具体说法，即俞恪士→有正书局（创办人兼经理人狄葆贤），方式为“转赠”。一个“闻”字，表明作者态度谨慎，有所保留。黄乃秋，浙江萧山人，生平不详。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一字启东，号觚斋，晚署觚庵，浙江山阴人。光绪庚寅进士，刑部主事、江西赣宁道、甘肃提学使代理布政使，入民国任肃政使。工诗，嗜弆藏，有《觚庵集》。父文葆，弟明观、明颐，妹明诗，子大纯，侄大维、大纲，同僚陈宝箴、王瀣，妹丈陈三立，外甥陈寅恪。

至1954年4月中旬，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第37则：“什么地方改了什么地方没改，也说不上来。因为这有正底本（戚序本）早已在上海时报社烧掉了。听说这还不是狄平子的，他借的别人的。”[2]此中“烧掉”二字令人揪心，实系谣传，“听说……他借的别人的”语有斟酌。1958年4月一粟《红楼梦书录》：“此本俞明震旧藏，后归狄葆贤，据以石印；原物系手抄正楷，面用黄绫，末有‘劭堪眼福’ 印，存上海时报社，1921年毁于火。”[3]内中“手抄正楷，面用黄绫”同黄乃秋文，渊源有自。新增信息“毁于火”来自俞平伯，但对“借的别人的”置之不理。1981年仲秋周绍良《雕红丛札》引述黄乃秋的俞明震说，确证一粟知悉该说，《红楼梦书录》只是沿袭黄氏旧话而已，却改用了肯定的语气。1963年晚秋陈仲竾《〈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摭谈》从。至1973年岁杪，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影印有正大字本，改题《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冠以《影印出版说明》：“有正书局据以印行的底本已遭火毁……约在清末光绪年间，俞明震得到了一部戚本。……俞得本后归狄葆贤，狄付石印，即有正本。”[4]这是直接沿袭一粟的说法。周绍良供职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疑此《影印出版说明》出自周手。俞明震说从黄乃秋的“闻”到一粟的肯定（同时弃用俞平伯“借的别人的” 云云）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言之凿凿，轨迹清晰。

几乎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有正大字本同时，实则稍早，即1973年元月，香港冒出另一种说法。吴则虞《记夏别士》：

夏曾佑，字穗卿，号别士，又号碎佛，钱塘人。……别士好小说，尊前扇底之谈屑，为某君采入文学史甚多。有正书局景印戚本红楼梦，狄平子以百金得之别士。题曰，“国初”“原本”，有意欺人耳。[5]

此处“景印”非“影印”，通；“红楼梦”原缺书名号，仍之；“国初”“原本”原标点“国初原本”易滋误会，改；“原本”非“钞本”，迭遭误引。这是关于有正底本来历的第二种说法，即夏曾佑→狄葆贤，方式是售卖，而非馈赠。语无犹疑，作者似掌握可靠消息。吴则虞（1913—1977）字蕅庼，号曼榆，安徽泾县人，西南师院教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文献学家，著述丰赡，有《慊静斋丛稿》，师陈衍、章炳麟，友吴组缃、吴宓。按吴则虞是一位纯净严肃的学者，一向勤勉缜密，尤精考据，所言谅非空穴来风。

夏曾佑（1863—1924）原字穗生，一作遂卿，戏署总甲，光绪庚寅会元（董康、俞明震同榜），礼部主事、祁门知县、泗州知州，《中外日报》主笔，入民国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有《中国历史教科书》及《碎佛师杂诗》，祖之盛，父鸾翔，妻许德蕴，子元瑮、元瑜，表兄汪康年，友严复、章炳麟、梁启超、狄葆贤，同寅载泽、鲁迅。

事关有正底本之来历，俞明震、夏曾佑，判然两说，难以调和。姑且按下。至 1975年冬，上海古籍书店清理仓库时，竟尔发现了十册前四十回《石头记》旧抄本，经魏绍昌等鉴定，确认即有正底本的前半部分。翌年春魏发表《新发现的“有正本”〈红楼梦〉底本概述》，上海书店发表《旧钞戚蓼生序本〈石头记〉的发现》，据“桐城张氏珍藏”“桐城守诠子珍藏印”“瓮珠室”“狼藉画眉”图章，考证此抄本清季原藏主为张开模。这是一项重大的红学成果。

张开模（1849—1908）字印唐，安徽桐城人，婿罗振常，外孙女罗仲安。魏文称，年届七十八岁的罗仲安回忆：“张开模生前非常珍视这部《石头记》抄本，张死后，她听说过张的妻子将此抄本出售。后来到了狄平子的手里，中间是否有他人转手或介绍，她记不清楚了。”[6]上海书店据此衍生新说，即张开模妻→狄葆贤，方式为售卖，时间在1908至1911这两三年里。该说能否成立？要画问号。罗仲安既没否定，也没肯定。当时罗七十八岁（姑依周岁）则生于1897年，外祖父死时（1908年）才十一岁，有正本初版时（1911年）是十四岁，刚懂事。况且过了一个甲子有奇，记忆必定模糊，罗仲安的证词只能参考，不宜绝对化。譬如为何张开模死后才出售此书？还那么仓促。张生前缠绵病榻，自然需要筹措医药费。彼时出售《石头记》抄本，岂不更顺理成章？

张开模乃有正底本的清季原藏主，有印鉴为证，绝然可信。症结在于，从张开模到狄葆贤，有没有一个至数个中间环节？有的话，是谁？俞明震还是夏曾佑？还是旁的什么人？魏绍昌表示，俞、夏、狄“都是同时代人，又都是朋友关系。狄平子从他们那里得到《石头记》抄本，完全可能。俞、夏两人或者另有自己所藏的抄本，或者只是张开模藏本的转手之人，这些问题目前只能存疑”（第156页）。魏氏不偏不倚，悠然存疑，将难题搁置起来，够消极也够睿智。

俞明震说、夏曾佑说，此两说最引人瞩目。它们就摆在那里，需要大家作出有根有据的判断，有板有眼的判断，合乎情理的判断，合乎逻辑的判断。

二 俞明震说献疑

魏绍昌之后，许多学者尝试作出正确判断，黄乃秋最早提出的俞明震说明显占上风。这是因为，此说陆续有旁证涌现。先看王瀣一段话：

八十回本今有正书局已印行。俞恪士所藏原书抄写甚精，大本黄绫装，余曾见之。后恪士以赠狄楚青，遂印行，但已非原稿影印矣。余得此本互读之，竟不逮百二十回本。曾以语于恪士，恪士亦谓然也。[7]

俞明震藏本原物，作者曾亲自掌眼，证言弥足珍贵。王瀣（1871—1944）字伯沆，号檗生，晚署无想居士，江苏溧水人，锺山书院肄业，执教金陵女子大学、中央大学，工书画篆刻，有《冬饮庐诗稿》，师端木埰、文廷式，徒陈寅恪、钱堃新。他跟俞明震交厚，在亦师亦友之间，证人身份毋庸置疑。引语大致写于抗战期间或稍前，甚至与黄乃秋文几乎同时，双方似互施影响，如“黄绫装”云云。然关键处，俞明震→狄葆贤，俞亲口告诉王瀣的？王没讲。后辈不妨这样理解，但历史极尽繁杂、琐碎、幽隐、微妙之能事，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往往并非想当然的那副模样。王瀣获诸传闻，犹存可能。

其次，再读“教授的教授”陈寅恪一段话：

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伯舅山阴俞觚斋先生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8]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留学欧美日，归国后执教清华、燕京、中山诸大学，有《金明馆丛稿》。他是俞明震的外甥，两家还做过邻居，证人资格分外可观。上引那段话大概写于1954年孟春，已逾四十多载，可靠性会打些折扣。况且，关节之点俞明震→狄葆贤，信息源没交代切实，未必即出诸舅口而入乎甥耳。

其三，台湾俞大纲及俞大维弟兄各贡献过一段表述：

有正书局印行戚蓼生本，是我的伯父俞恪士先生的藏本，民国初年送给狄楚青先生，狄先生主持有正书局业务时付印，大约有正书局为了争取销路，才题上“国初钞本”四字。（俞大纲《戏曲纵横谈》，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12月版，香港新亚研究所《红楼梦研究专刊》第12辑转载）

当年其伯父任甘肃提学使后，回京师，购得戚序本。后赠予狄楚青先生而付印，虽然底本的板式行款特征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书印成后，狄先生曾经送给他家的《红楼梦》印本，足足堆满房间的一大角落。（1978年4月，台湾大学文学院，俞大维向潘重规口述回忆，王三庆现场聆听后转述）[9]

俞大纲（1908—1978）是俞明震的侄子，燕京大学毕业，执教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主要研究戏曲艺术；俞大维（1897—1993）是俞大纲的胞兄，哈佛大学博士，陆军中将，曾任台湾“国防部长”。他俩都是俞明震的直系近亲，做证人当然够格，惟可恨年纪偏轻，所述带传闻色彩。

王瀣、陈寅恪、俞大纲、俞大维，尽管证词各存缺憾，毕竟铁齿钢牙，异口同声，与黄乃秋形成遥相呼应之势，致使一些学者对俞明震说心悦诚服，明确表示完全采纳。此类意见恐怕过于乐观。俞明震说并非无懈可击。除了前述的若干遗憾以外，该说至少还存在三处破绽。

破绽一：王瀣指斥有正本“已非原稿影印”等于直接否定俞明震说。若仅仅因了狄葆贤改题“国初钞本原本”云云，修去张开模印章，又新添了些今人眉批，便讲“已非原稿影印”似过甚其辞。那些俱属局部的技术性处理，枝枝叶叶，无伤乎主干，王瀣焉能懵懂不察？板式、行款、中缝、回目、正文、原批、图示、字迹等实质性内容呈露显著差异，方可那么讲。

破绽二：黄乃秋的“面用黄绫” 及王瀣的“黄绫装” 与本子实物严重抵触。黄是“闻”，王可是亲目所睹的，二人都讲俞明震藏本封面覆以“黄绫”，但1975年冬魏绍昌在上海古籍书店见到的张开模藏本并非如此。魏说：“封皮和装订的白线都比较新，已非原物。现在的封皮是普通裱厚的古（黄）色中国纸，封面也没有题签。”（第147页）有学者遂指出：“ 现存下来的实物，即张开模的藏本，连一点‘ 黄绫装’ 的影子也没有。”[10]确属实情。张藏本一度隐身，幸于2012年2月在上海图书馆库房重新觅出，同年6月出版的《红楼梦研究辑刊》总第4辑予以隆重报道，却未描述它是“黄绫装”。萧凤芝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封皮，已不是裱厚的纸，十个本本封面和封底都没有裱厚过，均是单层桑皮纸双折，桑皮纸之下又各增加两叶空白宣纸对折。”[11]桑皮纸属生宣类，轻薄软绵，多呈淡黄色，古称汉皮纸。显而易见，无论“普通裱厚的古（黄）色中国纸”还是“桑皮纸”皆非“黄绫装”。书经重装重订？也许，却为何悍然弃置“黄绫装”？众所周知，高档、昂贵、美观、大方、耐磨、耐扯、防潮、防蛀的“黄绫装”别具富贵气象乃至皇家气派，自然而然便亮明了一部或一套书籍的非同凡响的品位与身价，任何藏主都会格外珍视，倍加珍惜，重装重订多少次也不可能舍得轻易移除废弃掉。俞明震藏本过了过狄葆贤的手，“黄绫装”居然不翼而飞，事之蹊跷，莫过于此。今只能据之推断，有正底本即张开模藏本并非俞明震藏本，两者不是同一件东西，压根就不是一码子事。总之，沪上张藏本实物与王瀣亲眼所见的“黄绫装”两相乖忤，风马牛不相及，这是俞明震说的一大漏洞，非常致命。

破绽三：俞明震殷殷勤勤的“赠”竟换不来狄葆贤简简单单的谢，何其怪哉。狄再三宣扬我的本子如何宝贵，但那是人家俞恪士“赠” 的，不该道一声谢？有纸笔、有报馆、有书局，理当公开鸣谢。狄自然晓悉礼数，却始终吝于一辞，十分费解。宋诗：“门无谢恩客，帷有献书囊。”狄的失礼表明，有正底本不是谁“赠”的，而是狄自己出资购买的，并且卖主也不是俞明震，因“黄绫装”对不上。黄乃秋称俞明震“转赠”、王瀣称“以赠”、俞大纲称“送给”、俞大维称“赠予”狄葆贤，应系误传。陈寅恪未言“赠”“送”。

我毫不怀疑，俞明震的的确确拥有过一套《石头记》抄本。显然，俞家内外曾盛传，有正书局石印《红楼梦》的底本即为俞藏本。对此，未见事主俞明震表态。传言就是传言，或许真，或许假。以讹传讹，三人成虎，其事常有。只有禁得起反复验证的传言才是真相，才是信史。既然俞明震说疑窦丛生，便须考虑其他选项，例如夏曾佑说。

三 夏曾佑说补证

相比于俞明震说的红红火火，夏曾佑说可谓冷冷清清。长期缺乏旁证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是没法子的事。激进的独尊俞说，弃夏说如敝屣；矜持的两说并举，避作左右袒；偶见力辟俞说的，竟也瞧不上夏说。另有试图和稀泥的，猜测张开模藏本与俞明震藏本皆曾为狄葆贤收得，但付印时用的是张本而非俞本。狄一人独占两部《石头记》珍稀旧抄，未免忒奢侈，叫人无从想象。两个本子，一石印一隐匿，厚此薄彼，取舍标准是什么？棒槌当喇叭，窒碍难通。

曩读《申报》影本残卷，瞥见尊闻阁主《搜〈野叟檐曝记〉〈原本红楼梦〉二书启》，遂抄成卡片。移录标点如下：

顷者辱荷藤花馆主人远道损笺，备承奖眷，盥薇雒诵，惭愧交并。承示《野叟檐曝记》未经付梓，《原本红楼梦》与坊间所刻者迥不相同云云。此二书名，不佞昔时早耳之，特苦无从购觅。今蒙函稔，江阴某氏及泾县某氏有此二种，用特附启渎陈，倘肯见示，欣幸何极？或海内藏书家亦有此种，便祈觅妥寄下。若可付之剞劂，本馆不吝报琼；如其本已丛残，本馆亦即奉璧。无任鹄俟，乞勿金玉尔音也。[12]

登载时间为光绪三年（1877）丁丑季夏。尊闻阁主即英商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约1835—1908），《申报》创始人，别署点石斋主人，喜搜集刊刻中文图书，以仿聚珍版驰名海内。藤花馆主人疑即蒙古旗人那苏图，字幼农，乾隆朝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裔孙，光绪甲申袭辅国公，有《藤花书屋集词牌三十韵》及《桥山盛记》，子达赉字竹湘，民初封贝子。《野叟檐曝记》即小说《野叟曝言》，江阴夏敬渠著。泾县与桐城同处皖南，相距不远，疑美查启事中《原本红楼梦》即张开模藏本。它显为《石头记》旧抄，竟跟有正本扉页题名一模一样，料非偶然。无论如何，光绪初已有人登报求购《红楼梦》抄本，欲“付之剞劂”，可觇窥一时气象。风起于青萍之末，必将止乎草莽间。

近些年某些新书发行，如《汪康年师友书札》四册，披露了许多罕觏材料，也为红学折射过来几缕霞光。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号毅伯，别署恢伯，浙江钱塘人，光绪甲午进士，内阁中书、学部咨议，有《汪穰卿遗著》。他是知名报人，世称一代报王，创办《时务报》《中外日报》《京报》等不下十种，擅长交际，同当世名流多有汇合。弟诒年，表弟夏曾佑，同寅黄遵宪、章炳麟、梁启超，友林纾、蔡元培、狄葆贤。

闲言少叙，下面读一读王存善致汪康年函：

《石头记》钞写甚精，而不全。其中语句亦多删减，而无增添之处。其删减者，均应增改。当是未定初本，不可据也。小说共留六种，祈转致，开价照缴。船尚未来，既急且闷耳。敬请穰翁仁兄姻世大人箸安。朔日。弟存善顿首。（补收）[13]

在《汪康年师友书札》里，王存善致汪函共三通，此其第三。首函叙及“光绪元宝”及“伯唐将出洋”，尾注“（庚午初二收）”；次函尾注“（庚杏十一收）”。汪大燮（1859—1929）字伯唐，一作伯棠，汪康年的堂兄，光绪己丑举人，官至国务总理。上引第三函应写于光绪朝，惜年月不详，估计当在甲午战争（1894）即光绪二十年前后，时汪康年三十多岁。“朔日”指阴历初一。信里谈到的《石头记》肯定是一部旧抄本，与通行的刻本（程甲本系统）文字颇见参差。有删减必有增添，王存善的绍介不一定精准。“当是未定初本”一句，立刻使我联想起《申报》美查启事里的《原本红楼梦》及有正书局石印本的奇特题名《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莫非王存善所获正是张开模庋藏过的有正底本？

王存善（1849—1916）字子展，浙江仁和人，诸生，南海知县、海口厘金局总办、上海招商局总理，藏书家，有《知悔斋存书总目》，祖兆杏，父斯恩，子克敏。由信函看，王存善与汪康年是姻戚关系，王年长十一岁，谦称弟。其子王克敏跟庚辰本原藏主徐星署是儿女亲家，曾将庚辰本借给胡适披阅，胡撰长跋，多次道及此事，对王克敏蛮感激的。彼时已入民国。

言归正传，以下节录夏曾佑致汪康年函四通：

（A）毅公均此。旧本之《红楼梦》来否？来矣观渠举动，不知《儒林外史》中作何位置也。（己八月廿四收）

（B）《石头记》公真为我所误，然弟亦甚窘，不能得此卅元，他日必取之，只好算弟以《石头记》押在公处耳。……此上恢公。总甲白。十二月十四日。

（C）《石记》旧本何不俟世事稍定，集资印之，当必不至吃亏，如何如何。此上恢公。彗盦白。二月十九日。（三月初七到）

（D）抄本《石头记》前托代购，而年余未取，甚愧甚愧。兹照原价送上英洋廿元，其书望即寄下。……（七月十一到）[14]

原函较长，无关内容删刈。第一函列三十四通，写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八月廿一日；第二函列六十三通，写于同年腊月十四日；第三函列六十五通，写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二月十九日；第四函列七十三通，写于同年六月底至七月初。《汪康年师友书札》收夏致汪函凡百通，可见双方交谊笃密。两公曾携手办报纸，既是同僚又是好友，还是亲戚，理当如此。汪父是夏的舅舅，夏母是汪的姑姑；夏比汪小三岁，呼汪表兄。作此四函时，夏在津京皖，汪在沪。夏函显非全璧，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其间定有遗阙，另欠汪函对照，幸气脉尚存。

夏曾佑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夏秋之交购得一部《石头记》旧抄本（真正拿到手应在初秋），价格二十块英洋。原索三十块，足足拖延了一年半（从允诺购买算起，跨三个年头），终以较低价成交。书是哪里来的？显然就是王存善向汪康年推销的那部。天下没那么凑巧的事，同为汪康年，同为《石头记》旧抄本，王存善已兜售过一部，转瞬间旁人又送来一部代卖。哪有那么多宝贝？王存善那部的版本特征已略知一二，很像有正底本。王裁度“当是未定初本” 先声夺人，先入为主。它转化成一种特殊基因，王存善→汪康年→夏曾佑→狄葆贤，一脉相传，最后落实为“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字样。若自《申报》美查启事《原本红楼梦》算起，更加源远流长。在那个时代，《红楼梦》“初本”“钞本”“原本”“秘本”是能够激动人心的，理所当然会指向“国初”。现成的广告词，无需硕学鸿儒挖空心思，何况狄葆贤等个个信以为真，也确乎基本不假。

由此看来，张开模生前（距去世十多年）已卖掉自家藏本。图章昭示，他珍爱这部书，断难割舍。可惜琥珀翡翠不能当饭吃，宋椠元刻亦如然，况且所缺的不只是饭，恐怕还有酒和药。唐诗：“贫来卖书剑，病起忆江湖。”张开模穷愁潦倒的结果是本子流入王存善之手，或者竟是王亲自出马收购的。有《申报》美查启事指引在先，他去皖南一带按图索骥，顶多打听打听，便不至无功而返。王存善没打算自己留下，遂向汪康年吹嘘。汪也只是个过路财神，扭头告诉夏曾佑，寻求脱手。夏慎重，把王存善视作《儒林外史》中人提防着，有意杀价。对这个本子，夏极富兴致，却迟迟未兑现，最终如愿以偿。

夏曾佑下决心成交，跟汪康年的游说之功密不可分。都一年多了，夏答应要买，却一直不肯付钱；汪自然会催，因身后的王存善着急。催的办法多多，最高效的是将本子夸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汪还得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巨细靡遗，绝对不能谎报军情，不能胡诌八扯，因买方夏曾佑是个学者，是个行家，且不管表弟兼昵友。以至于夏还未见书之原物，便讲“何不俟世事稍定，集资印之，当必不至吃亏”。言外之意，尊驾吹得这般热闹，该当自己留下，并且设法刊印出来，嘉惠士林，还能赚些银两，起码不会赔本。不难悬揣，汪康年为了说服夏曾佑，必得认真翻阅那部《石头记》旧抄本，还须用通行本比对，一条一条找出抄本妙处，然后笔之于书寄出。那必定是对夏曾佑藏本的深入研究。令人惆怅的是，目前还见不到此类汪致夏函，否则夏本（实即戚本）研究史会上推至光绪朝中叶。此无碍乎脂砚斋仍为祖师，戚蓼生仍为嚆矢，苕溪渔隐范锴仍为先驱。祈盼汪康年论夏本函终有一天重现天壤间。

而今缅望吴则虞，对他拎出的夏曾佑说势必刮目相看。此时此刻，真有一种蓦然回首、灯火阑珊之感。跟黄乃秋、王瀣、陈寅恪比起来，吴则虞固然年轻，但他有个好老师：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与俞明震、汪康年、夏曾佑、狄葆贤同辈，全是朋友。尤其与汪，堪称莫逆。汪跟梁启超产生矛盾，须章居间调停。章致夏函，现存三通，诙谐戏谑，挥洒自如。夏赠章诗：“我从北海君东海，浩荡江湖幸一逢。零雨凄风秋正苦，疏灯草具酒将空。”[15]作于己亥即1899年，秋季正当夏汪通信初次谈及《红楼梦》抄本之际。吴则虞《再记夏别士》引此诗云：“其外孙朱西溪翁辑别士诗得数十首，皆世间未见之作，又人人所能懂者也。……己亥为光绪二十五年，章先生三十二岁。”[16]朱西溪（？—1960）是浙江钱塘人，工填词，友黄孝纾、龙沐勋、吴则虞。关于有正底本来历，章太炎若知，当会聊及，入室弟子吴则虞耳食可饱；夏曾佑的外孙朱西溪若知，自可告诉挚友吴则虞[17]。吴究属学林耆宿，比我辈年长得多，有机会频繁接触清末民初第一手资料，日记、信札、便笺、诗词……见吾侪所未见，闻吾侪所未闻。他的夏曾佑说，岂可轻忽？此说长期落寞，只缘一个基础性疑团：谁敢担保夏曾佑拥有过一部《石头记》抄本？今妥矣，夏真的就有，案卷可稽，略无狐惑。

夏曾佑日记（止于光绪乙巳即1905年）极简略，多失记处，未载此事。粗粗浏览一遍，见狄葆贤身影闪现。仅举一例。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九月十九日记：“移居馆中。晚与黄佐庭、狄楚卿、陈仲骞闲话。”[18]狄楚卿即狄葆贤。此际夏曾佑购得《石头记》抄本已两年多。他刚刚发表《小说原理》，极口颂扬《金瓶梅》与《红楼梦》。夏狄两公年龄差十岁，同为当世风云人物，一起参加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及戏曲改革，一起参加立宪请愿运动，一起参加佛学研究会，自然是志趣相契、意气相投的。

夏曾佑藏本来源可考，时间上无阻滞。岁月像江河入海似的，奔向辛亥革命，奔向有正书局。夏与狄葆贤深交已久，聊起《石头记》抄本，定然娓娓喋喋，滔滔侃侃。“《石头》旧本何不俟世事稍定，集资印之，当必不至吃亏。” 如果说夏曾佑当初对汪康年写这话属于半开玩笑，那么今日再讲，便不止半认真，应可达到100％认真。夏是具备社会公益意识的，胸中久蓄此志，何不趁机实施？面前是有正书局老板，他（狄葆贤）有能力以珂罗版技术影印书画，成品精美绝伦，广受欢迎，销路不愁。王存善给夏藏本定调“当是未定初本，未可据也”非大言欺世，“未定初本”点睛，“未可据也”故作姿态，似抑实扬。夏曾佑了解自己的本子，自会认可“未定初本”说。狄葆贤拜聆之下，肯定谈得拢，双方一拍即合是不难想见的。于是乎《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嫣嫣登场亮相。狄葆贤听旁人（如汪康年）讲夏曾佑手里有个神奇的本子，便主动请缨，前去索取，也有可能。

魏绍昌曾引吴则虞《记夏别士》，然后讲郑逸梅透露，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也有此说”（第156页）。按“此说”指夏曾佑说。魏文还表示：“包天笑早年在上海曾任时报社和有正书局的编辑，他的说法应该也是可靠的。”（同上）我仔细核查过包著，觉得饶富趣味。耄耋翁包氏回忆录印行于香港，时间为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分正续两编，均涉有正本。

有正书局也搜印了许多的古本书籍，有的已经是孤本，有的亦早已绝版了，即如八十回《红楼梦》，亦于此时出版，引起后四十回是否高鹗所续的争论。（初编《回忆狄楚青》）[19]

原来狄楚青当时开办有正书局，不独上海有，北京也有。他是以报馆与书店并驾齐驱的，他是老北京，又是才人、名士，在北京的交游很广。……上海有正所印行的各种孤本书籍，都是从北京来的，即如戚蓼生的八十回红楼梦，也是如此。（续编《铁门小住》）[20]

虽语焉不详，包天笑所述也可算有正底本来历的一种说法，即北京→狄葆贤。包氏回忆录续编付梓于1973年9月，比吴则虞《记夏别士》晚出八个月，吴非源自包。包的证言既排斥俞明震，也排斥夏曾佑。清末七八年间，俞夏两公咸居江南，主要是沪浙皖三地，未尝进京。夏曾佑入都任职，在民国元年春，有正本已出笼。包天笑（1876—1973）原名公毅，字朗孙，号包山，江苏吴县人，小说家、翻译家、新闻编辑，曾任《小说时报》主编，有《碧血幕》等。包天笑自树一帜，回忆录所言有正本一事无涉俞夏之争，对谁都不能有所损益。郑逸梅增字解经，乌足为训？此误久矣，不应再讹传下去。

前引俞平伯“听说这还不是狄平子的，他借的别人的”也是关于有正底本来历的一种说法，即某公→狄葆贤，方式是“借”。前边未枝蔓，此处多讲几句。据魏绍昌文，宣统三年（1911）辛亥秋冬，有正书局在包天笑主编的《小说时报》上登出广告：“《国初秘本原本红楼梦》出版：此秘本《红楼梦》与流行本绝然不同，现用重金租得版权，并请著名小说家加以批评。先印上半部十册，共为一套。定价一元八角。”（第157页）其中“现用重金租得版权”就是“借的别人的” 之意。倘有正底本果真为俞明震赠送，则有正书局这样措辞，让俞明震情何以堪？简直辜恩负义，贻讥千载，不通之尤。狄葆贤或包天笑谅不至荒谬如斯。倘系夏曾佑售出，“用重金租” 便属婉辞，实指购买，语极讲究，是很通的。

吴则虞称“狄平子以百金得之别士”，价不菲。夏曾佑收时才二十块英洋，还拖了一年半。此际要狄葆贤一下子付清百块大洋，谅非易事。好在夏狄交厚，狄不妨先拿本子去石印，待赚回本钱、获取利润后再清账不迟。夏曾佑早对汪康年讲过，《石头记》旧本“俟世事稍定，集资印之，当必不至吃亏”。现今真的行动起来，夏曾佑岂能袖手坐视狄葆贤单独冒“吃亏”之险？利益共享，风雨同舟才是。因而，狄称“现用重金租得版权”。尚未付账，当然是“租”，亦即俞平伯所谓狄平子“借的别人的”。实情如此，一点也不费解。却原来，狄葆贤从一开始便讲出了实话，俞平伯也听说过，只是无人肯信，如之奈何？莫怪我等，怪只怪狄葆贤碍于情面，没好意思把夏曾佑痛痛快快给供出来，类似胡适谎称忘了甲戌本的卖主叫胡星垣，甲戌本首页藏书章也被撕掉了。赠书与卖书截然不同，正像出继子嗣与卖儿鬻女迥乎不同，处置方式便天差地别。大凡买卖古董，卖主一般乐于选择隐姓埋名，买主不便擅自泄露秘密。这是潜规则。吴则虞曾捅破那层窗户纸，今凑近往里一觑，终获证实，幸甚至哉。

结束语

自从曼谷张硕人、香港李知其抛出脂本造假说，《红楼梦》早期抄本及其影印件便成了箭靶子。有正本首当其冲，被咒为作伪的样板或模板。此种状况下，尽量将诸抄本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显得尤为必要。纵使蔑视海外奇谭，不屑一顾，无暇一哂，查明有正底本的来历也还是红学题中应有之义。今试谛辨，非敢争胜于时贤，只是读到《汪康年师友书札》中的王存善、夏曾佑信函，联系《申报》美查启事，对事实真相有些好奇罢了。倘所言不谬，有正底本的近现代递藏源流已大致昭彰，即张开模→王存善→汪康年→夏曾佑→狄葆贤→狄氏后裔→上海古籍书店→上海图书馆。其中张开模至王存善之间，容或还有旁的书贾介入。从夏曾佑到狄葆贤，乃此处观察的重点环节。整体上史迹链条粗陋了些，若蒙不弃，也许竟还可以权充进一步追踪探寻的一缕微末的线索，一粒微小的基石。

由于俞明震说存在漏洞，叫人莫名其妙，夏曾佑说反而有证可稽，有据可循，合情合理，不违背常识，无逻辑瑕疵，方方面面都讲得通、画得圆，所以我倾向于采信夏曾佑说。然《申报》美查启事、王存善一函及夏曾佑四函均简短，信息量偏小（尽管已超俞藏本），事主夏曾佑坦荡无讳的“呈堂证供”付诸阙如，故夏说证据确凿还谈不上，应非定谳。希冀学界同仁继续关注有正底本来历此一课题，在不远的将来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让人彻底满意的红学答卷。

[1]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学衡》1925年总第38期。

[2]俞平伯：《有正本的妄改》，原载1954年4月18—20日香港《大公报》新野副刊，见《俞平伯全集》第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3]一粟：《红楼梦书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

[4]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影印出版说明》，见《戚蓼生序本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卷首第1页。

[5]吴则虞：《记夏别士》，见陈凡主编《艺林丛录》第7编，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3年版，第355—356页。

[6]魏绍昌：《新发现的“有正本”〈红楼梦〉底本概述》，见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编《红楼梦版本论丛》，清江市淮海印刷厂1976年版，第154页。以下凡引魏文均见此处，随文标明页码，不另注。

[7]王伯沆批，赵国璋、谈凤梁整理：《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8]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9]王三庆：《再谈〈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原载《出版与研究》第54期（1979年9月），见胡文彬、周雷编《台湾红学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43—444页。

[10]彭昆仑：《狄平子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3辑。

[11]萧凤芝：《重检上图藏戚蓼生序〈石头记〉抄本的几点体会》，见《红楼梦研究辑刊》2012年总第4辑。

[12]尊闻阁主：《搜〈野叟檐曝记〉〈原本红楼梦〉二书启》，《申报》（第1604号）光绪三年丁丑六月八日，公元1877年7月18日礼拜三，第1版。

[13]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14]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 第2册，第1211页、第1240页、第1242页、第1249页。杨琥编《夏曾佑集》收第二、三、四函，末函系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六月廿八日，即1901年8月12日，见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页、第475页、第480页。

[15]夏曾佑：《己亥孟冬送太炎仁者游天津》，见蔡元培主编《警钟日报》，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六月廿一日，原署碎佛。此诗另题《己亥与章枚叔夜饮即送其之天津》，字句略异。

[16]吴则虞：《再记夏别士》，见《艺林丛录》第7编，第359—360页。

[17]参看吴则虞致龙沐勋函三通，见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 2001年版，第199页、第203页、第 209页。第二函录挽诗：“耗音正及报书时，吞泪细看绝笔词。……只怪孤留偏孑孑，中宵起写哭君诗。”第三函云：“朱西溪翁下世逾年，其女公子嫠居食贫，甚为可悯，顷分俸相赒，聊作只鸡斗酒之局耳。”可见朱吴交谊笃厚。

[18]杨琥编：《夏曾佑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62页。

[19]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427 页。

[20]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148页。

选自2021年《曹雪芹研究》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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