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洁和李宗仁有无子女(郭德洁乳腺癌过世后)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祖国大陆召开过两次所谓的“国民大会”,分别是1946年的“制宪国大”和1948年的“行宪国大”。而蒋介石的“总统”和李宗仁的“副总统”,就是在“行宪国大”上产生的,期间充满了太多荒唐可笑的情节。
蒋介石剧照
以蒋介石当时的权势和地位而言,国民党内无人可以撼动他的“总统”职位。不过,为了标榜民主和粉饰太平,又不能一个人出来唱独角戏,于是左挑右选要求时任司法院长的居正出来陪选,最终以2430票的绝对高票顺利当选。
与总统选举的波澜不惊相比,副总统的选举却成为了火药味十足的战场。按照所谓的民国宪法,“副总统”不过就是一个徒有其名的虚位罢了,谁也没有想到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纷争。
当时,有志于竞选副总统的候选人有六个,分别是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社会贤达莫德惠和民社党的徐傅霖。其中,最具实力也最被人看好的当属孙科和李宗仁,其余人的胜算完全就是微乎其微。
李宗仁作为桂系领袖,此刻正担任着手握实权的北平行辕主任,按理说不应该惦记“副总统”的虚位。不过,面对解放战争的形势变化,他越来越意识到北平将难以长久。同时,美国人的幕后支持也是重要因素,最终促使其出面参选。
起初,桂系内部也并不赞同李宗仁参选副总统,一来担心丢失北平这样一处战略和军事重地,二来也担心蒋、桂之间再次撕破脸皮。不过,李宗仁最终说服白崇禧和黄绍竑等桂系大佬支持自己,还与另外两名候选人程潜、于右任建立起了竞选同盟。
眼看情势危急,如果继续作壁上观的话,孙科绝对不是李宗仁的对手。于是,蒋介石只得揭下了自己表面中立的伪装,不仅公开支持孙科,而且还私下约见李宗仁施压。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
寒暄既毕,我向他报告决心竞选副总统,希望能有所指示。他却表示希望我能放弃,以免造成党内的分裂。
面对蒋介石的反对态度,李宗仁却没有妥协,而是继续硬着头皮参加选战。最终,通过“蓝妮事件”的持续发酵,他以1438票击败了孙科的1295票,成功当选为副总统。
1948年5月20日,当选总统和副总统的就职仪式在南京隆重举行,李宗仁被事先通知身穿军装出席。结果,蒋介石却是一身长袍出席,在向国父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后,他高举右手宣誓就职: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不负国民重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
在蒋介石威风凛凛地宣誓时,身为副总统的李宗仁却只能笔直地站在左后方,不仅没有半句“台词”,而且二人全程零交流。难怪,外界会形容他俨然就是一名“副官”,蒋、桂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
为了打压桂系的实力,蒋介石就任之初立即免去了李品仙安徽省主席的职务。紧接着,他又解除了白崇禧国防部长的职务,改任华中“剿总”司令。这一连套组合拳打下来,就只剩下李宗仁这个光杆副总统还留在南京,成为了可有可无的摆设。
从1948年9月开始,我人民解放军接连发起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实现“长江以北再无大战”的同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已经损耗殆尽。很快,桂系掀起了新一轮的“反蒋高潮”,李宗仁在内居中谋划,白崇禧在外摇旗呐喊,可谓配合默契。
1948年12月24日,白崇禧突然从汉口发出了一封公开的《亥敬》电:
望趁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上述献议是否可行,仍候钧裁示遵。
眼见蒋介石不予理睬,白崇禧又在12月30日发出了一封公开的《亥全》电:
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合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
这两封“亥敬”和“亥全”电文,就是著名的“逼蒋电文”。虽然,白崇禧全篇都没有出现“下野”或者“隐退”等字样,但谁都看得出来其真正的目的所在。难怪,蒋介石会这样痛骂:
我之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所为。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发布了“罪己文告”后第三次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成为“代总统”而非“继任总统”。离开南京后,他回到了浙江的溪口老家进行“隐居”,仍然牢牢掌控着国民党的军队,静待时局的变化。
李宗仁和白崇禧
虽然成为了代总统,但李宗仁并没有真正掌握大权,甚至连总统卫队都调动不灵。不得已,他只好调来一支桂系军队进行填补,还驻守在南京拱卫自己。
为了实现“划江而治”的目标,李宗仁派遣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和章士钊等人抵达北平进行和平谈判。最终,随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被拒绝签订,渡江战役已经不可避免。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及主权的独立和完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了南京,标志着国民党的统治已接近尾声。
南京解放
面对此情此景,蒋介石已经做好了败退台湾的准备,除了安排亲信陈诚主政台湾外,还暗中运送大量的黄金储备、珍贵文物和工业设施先行赴台。而作为代总统,李宗仁也只能退回了自己的大本营广西,希望可以继续固守西南地区。
到了1949年11月20日,面对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凌厉攻势,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飞抵了香港。作为“代总统”和“宪政正统”,他不去台湾却去了香港,而且还准备赴美寻求政治避难,这令蒋介石气愤不已。
为了挽留这位李代总统,蒋介石派遣居正和朱家骅等人赴港探病,竭力规劝其前往台湾。不过,李宗仁却早已经认清了他的丑陋嘴脸和险恶用心,不仅拒绝赴台,而且还拒绝辞职,成心就是让对方不痛快。
为了提防美国杜鲁门政府利用李宗仁的“总统”地位与自己为敌,蒋介石不得不加紧了推动复位之事。1950年1月,台湾“监察院”通过了一份针对李宗仁的谴责决议:
于战局危急之际遽离中枢,重洋远隔何能因应事机,由此所造成之违法失职事件,其将何以辞其咎!
远在美国的李宗仁立即进行隔空回怼,除了抨击蒋介石的“越俎代庖”外,还坚称自己在美国就医期间绝无政务废弛的现象。不过,台湾方面还是紧锣密鼓地组织“国大代表”进行罢免提案。
蒋介石复职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自行宣布复行视事。此举,立即就遭到了李宗仁在美国的强烈抗议:
蒋介石将军自行宣布恢复职位?这是荒谬和可笑的,一个普通公民竟能宣布自己成为总统,已经将国家视为私产,可以自由抛弃或捡起。
杜鲁门
为了对抗苏联和新中国,杜鲁门政府在看到蒋介石已经掌控台湾局势后,最终不再支持李宗仁。不过,依然允许他以政治避难的方式旅居美国,但不得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可谓是满目疮痍的局面,各行各业都百废待兴,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都亟待振兴。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迅速摆脱了内部贫穷和外部孤立的境地。
面对祖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欣欣向荣局面,远在美国的李宗仁也非常高兴。渐渐地,他从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钦佩之情,据《李宗仁回忆录》这样记载:
大陆的物质建设方面颇有可观,足以使西方列强另眼相看……。成功不必在我,不论谁人当政,而国家元气未伤,终有可为。言念及此,我个人虽失败去国,偷生异域,然亦殊觉心安理得也。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敏锐地觉察到了李宗仁的思想转变和内心变化,开始积极促成他返回国内参加建设。因此,李济深主动联系了正避居在香港的程思远,希望他能以曾经秘书的身份去联系对方,积极进行接触。
程思远
1956年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教体制也基本形成。程思远应邀回国,不仅亲自参观了许多的地方,而且真切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友好,终于说动了李宗仁下定决心返回祖国大陆。
为了增加回国的筹码,李宗仁又捡起了自己“前代总统”的身份,还希望影响和改善中美关系。不过,他的自作主张之举显然不合时宜,也与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不符。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国际误解,周总理通过程思远向李宗仁表示,只要美国军队不撤出台湾海峡,只要美国不结束敌对政策,只要美国继续扶持蒋介石,新中国就不会与之建交。同时,还向他提出了“四不可”和“过五关”的要求,双方接触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1963年初,李宗仁向美国政府提出离境申请,前往欧洲进行了私人旅游。由于全程都有美国和台湾特务的监视,他的欧洲之行几乎没有秘密可言,只与程思远见过一面就匆匆返回了美国。
1965年4月,李宗仁再次向美国政府申请离境,表示将前往瑞士去度假。由于两年前的“愉快合作”,移民局没有向中情局报备就批准了,他顺利抵达了瑞士与程思远会合。
到了7月12日,在万事俱备后,李宗仁、郭德洁和程思远一同登上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道格拉斯式客机,从而踏上了回国之路。飞机从苏黎世起飞后,经由日内瓦、希腊、黎巴嫩和巴基斯坦才飞抵了香港,准备转机前往大陆。
7月18日,一架从香港飞来的波音707客机降落在了上海虹桥机场,周总理亲自赶到上海接机。第二天,他与李宗仁夫妇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进行了一次闭门长谈,表示欢迎回国的同时,再次重申了“四不可”和“过五关”的要求。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终于飞抵首都北京,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欢迎。在到场的人群中,除了周恩来、陈毅、贺龙、叶剑英和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和国民党起义将领共计100多人。
面对新中国的如此盛情,李宗仁和郭德洁都显得有些受宠若惊。在机场大厅,他激动地宣读了一份公开声明:
16年来,我以待罪之身感念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使得国家蒸蒸日上。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全国人民之后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当天晚上,周总理代表党和政府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接待了李宗仁和郭德洁,再次欢迎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几天后,毛主席还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们夫妻二人,握着手爽快地表示:
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都以礼相待!
会谈结束后,毛主席亲自安排李宗仁夫妇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地点和行程都由其自行决定。经过几个月的走访,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伟大,感受到了人民的幸福。在谈话中,发自肺腑地表示:
今天,孙先生所创立的三民主义理想已完全实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上继续向前迈进。事实上,这已经超过了中山先生当年的理想。
李宗仁回国并且频频接受领导人的会见,自然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作为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一名小护士,年轻的胡友松也注意到了这些新闻,为今后的感情经历和人生命运埋下了伏笔。
郭德洁和宋美龄
郭德洁属于民国时期的新女性,她虽然并非李宗仁的原配,但却长期陪伴在其左右并且夫唱妇随。旅居美国期间,她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政治失意的丈夫,还积极经商赚钱养家,导致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
1964年,郭德洁在美国被确诊为乳腺癌,从此开始进行保守治疗。回国不满一年时间,她就于1966年3月21日病逝于北京,终年只有60岁。
妻子郭德洁逝世后,已经75岁的李宗仁一直郁郁寡欢,情绪变得十分低落。为了保证身体健康和生活起居,程思远开始积极为他物色伴侣,最终选定了胡友松。
胡蝶和胡友松
胡友松出生于1939年,是民国著名影星胡蝶的私生女。她在幼年时因为身患湿疹外出看病,从此母女失散只好由养母沈文芝抚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1951年,已经移居香港的胡蝶得知女儿的处境后,准备将她接到香港生活,却被养母严词拒绝。于是,只好留下了许多的金银首饰以供她生活和学习之用,结果却被沈文芝很快挥霍一空了。
由于没有父母的照料,胡友松虽然样貌出众,但从小就非常的自卑。中学毕业后,她考入了一所医专就读,之后被分配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后来才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
胡友松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在那个讲究成分和阶级的年代,胡友松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被专政和被改造的对象。因此,出众的外貌并没有给她加分多少,直到27岁时依然没能嫁出去,成为了“大龄剩女”。
因此,当胡友松见到鬓角斑白但却精神矍铄的李宗仁时,当即表示愿意成亲。不过,李宗仁却对这个比自己年轻48岁的女子有些犹豫,直到周总理表示“只有双方自愿,只要符合婚姻法,当然可以结婚”,他才最终下定了决心。
胡友松
1966年7月26日,76岁的李宗仁迎娶了27岁的胡友松,刘仲容和刘斐等多名旧友都前来祝贺。婚礼当天,周总理还亲自安排北京华侨饭店的南方厨师前来炒了几道粤菜,夫妇二人向来宾们一一敬酒,场面显得十分温馨。
因为特殊的身份,如何安排李宗仁的工作成为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有人提议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按理说,原国民党的将领程潜和张治中都担任过这个职务,以他的资历似乎并不为过。但是,就在此事还没有最终决定时,那场大运动却爆发了。
那场大运动开始后,李宗仁在北京的住所也遭到了多次冲击。得知此事,周总理立即出面将他送到了301医院治病,相当于暗中保护了起来。
1966年10月1日,毛主席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一同观看国庆大典,这是两人之间的第二次会面,也成为了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9月30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宴会时突然晕倒,送往医院后检查出直肠癌。
此后,李宗仁淡出了公众的视线,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期间,胡友松一直都默默陪伴在侧,直到丈夫在1969年1月30日病逝,结束了二人短短两年的婚姻。
在那场大运动期间,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通常都会被取消。不过,听闻李宗仁去世的消息后,毛主席还是特意指示周总理要为他举行一个骨灰安放仪式,除了在《人民日报》发表讣告外,还要在《大公报》和《文汇报》的醒目位置发表告示。
在八宝山的革命公墓,李宗仁的骨灰安放仪式如期进行。除了家属外,周总理、张治中、章士钊、程思远和刘仲容等人也都赶到现场,亲自目送这位有功有过的政治人物最后一程。
李宗仁唯一的亲生儿子李幼邻,自小就和母亲李秀文相依为命,对于郭德洁的横刀夺爱非常痛恨。因此,他与父亲的关系长期不睦,但对后来的胡友松却评价不低:
我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她照顾的,我很感谢她!她是李家的人。
李宗仁去世以后,胡友松主动将所有的私人存款和政府补贴合计20余万元都上交给国家,表示自己依靠工资完全能够生活下去。等到那场大运动结束后,她被调入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
1995年退休后,胡友松在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第二年,她前往李宗仁曾经浴血奋战的台儿庄参观,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回到北京,她决定把丈夫的遗物全部捐献给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并且担任了名誉馆长。
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
胡友松的晚年生活非常低调,也非常简单,除了读书就是画画。2008年2月被确诊为直肠癌,早已看淡了生死的她在上手术台前还淡然表示:“我自己签字吧,反正也是孤家寡人一个”。
胡友松
2008年11月18日,胡友松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便前往德州庆云县名刹金山寺小住。一周后,她在几十位僧侣的虔诚祈祷中安然圆寂,终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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