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鞋业打工者现状（聚焦非典型温州鞋厂女工）

本文为《深度报道与非虚构写作》课程作品

一件蓝色绸布裹身裙，搭配低跟凉鞋，再用发夹挽成发髻，脸上带着淡淡的妆容，张雪梅站得笔直。

然而场景并不是办公室。温州鞋厂的流水线上，机器持续的轰鸣中混杂着管理员催促进度的声音，空气里弥漫着热熔胶的味道。传送带不停地运输，各种样式的鞋恍若一茬茬割不完的野草，上一双鞋的鞋带还没整理好，下一双鞋已然来到。

张雪梅站在传送带前，把鞋逐只塞入内衬，再套进无纺布袋。和人们印象里的工厂女工不同，她总是穿着裙子，配一双带跟的鞋，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带着点腼腆。她的眼尾处细纹皱在一起，偏高的颧骨微微泛红，显出西北儿女风沙下长大的痕迹。

文/何思怡

图/王一然

/ 非典型女工/

晚上六点，温州大都市女鞋园区三期，密密匝匝的电动车涌进来，然后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划定的方格里。不远处的车位上，停着老板车牌号满是6和8的保时捷和奥迪。

张雪梅跟随电动车大军进了园区，今天她要上夜班。受限电措施影响，园区里的鞋厂老板们商量着错峰生产：流水线前段白天生产，后段则从晚上六点开始，上到凌晨两三点收工。

园区楼下的电动车大军

工人们三五成群地下车走向大楼。按电梯，等待，开门，将近二十来人涌进货梯，关门，铁皮地板的梯厢笨重地向上运行，厢内传进齿轮摩擦的声音。再开门时，工人们哗啦散开，“流”入不同楼层的厂房里。

张雪梅“流”进三楼的米奇女鞋厂。她是米奇女鞋厂流水线后段的一名普工，主要工作是把流水线前段做好的鞋子一个个套进无纺布袋里。

米奇女鞋厂的员工近五百人，其中有四百八十多人都在流水线上工作。工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温州，但外出打工，多是出于生计需要。张雪梅左手边的男孩今年17岁，因为成绩不好，4月份被父母带来鞋厂；斜对面和她年龄相仿的同事则是因为丈夫欠债，不得不出来打工还钱。从青涩稚嫩的少年少女到发福臃肿的中老年人，工人们多以家庭或家乡为单位聚在一起。大家在皮带的两侧或坐或站，有的带着耳机听歌，有的大声地和周围同事开玩笑，手上的动作却从不停歇。

和同事们比起来，张雪梅显得不那么“典型”。她不听歌，也不大参与交谈，一个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动作不紧不慢，只刚刚好跟上流水线的节奏。即使一直待在厂房里，48岁的她也总化着淡淡的妆，穿着她的小高跟，笑着听大家说话。偶尔旁边的同事找她拉家常，问她为什么来鞋厂打工，她回答的声音也很轻，堪堪要淹没在机器的轰鸣里。她说，打工是“为了自己”。

/ 离开庆阳，到社会去/

张雪梅的“工龄”并不长，今年三月她才来到米奇女鞋厂上班。在此之前，她一直待在甘肃庆阳，中国西北的一座小城，距离温州1877千米，“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

张雪梅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庆阳一家国营毛纺厂里当操作工。她十八九岁就接了父亲的班当工人，单位福利好，隔三差五搞文体比赛，“铁饭碗啊，真是神气十足”。张雪梅最喜欢的就是单位的毛巾，彼时的毛巾尚算稀罕物件，每每她带着厂里发的毛巾回家，邻居都会投去羡慕的目光。但上工时，看着眼前的机器把棉纺成一股股细细的线，又把线织成一块块毛巾，张雪梅总觉得“生活欠点儿味儿”：“安稳是安稳，但是总不能一辈子都待在庆阳这么小的地方。”

1998年，毛纺厂响应国家政策实行下岗。大街小巷上回荡着《相约98》，张雪梅在歌声里签了买断工龄的合同，领到单位最后一笔钱，从此和“铁饭碗”再无关联。

但张雪梅的心里却带着对另一种生活的期待。开春后，她用自己的“遣散费”租下一间店面，开了家小小的服装店，“自己坐大巴车去西安进货，选喜欢的流行的样式，再大包小包地背回来，一件一件地挂到墙上”。张雪梅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时常到更大的西安去：“西安人都说是烂怂大雁塔，我觉得好看嘞，好长的历史。我就在想，西安都这么好，我还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但好景不长，因为经营不善，张雪梅的服装店只开了大半年。

之后的一切渐渐超出张雪梅的设想。“铁饭碗”不再，遣散费投进了关掉的服装店里，生活轨道被扳回：结婚，生小孩，做家务，照顾老公，教育儿子，人生突然被一系列琐碎的事务填满。张雪梅在家当起了家庭主妇，再也没办法随时“坐大巴去西安”。只是在她扫地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白天送儿子去上学的时候，晚上和丈夫躺在同一张床上的时候，她总是想起在毛纺厂的工作，眼前的一切和机器织布“好像也没啥区别”。

在鞋厂工作的张雪梅（右一）

张雪梅记得，儿子读高中时住校，她经常在周末做儿子喜欢吃的菜送去学校，“给他改善下生活，顺便问一下最近的学习状况”。但叛逆期的儿子却不领情。“周末他想和同学出去吃，结果我每次都去送饭。有一次他就生气了，问我‘你没有自己的事情吗？不要管我了’” ，张雪梅当时就“懵”了，“我没有自己的事情吗？”

儿子到温州上大学后，这个问题愈发使张雪梅感到困扰。每天待在家里，连“哪个碗的碗沿上磕了一下”她都一清二楚，张雪梅感觉自己“要疯了”。

“走得远远的，走到社会里去”，这个不安分的念头在张雪梅心里发芽。儿子电话里描述的温州“又富，工资也高”，渐渐变成一个符号，像西安的大雁塔一样吸引着张雪梅。今年三月，张雪梅不顾丈夫的反对，决定到温州打工，“人还是要和社会接触”。

/ 出走之后/

从庆阳坐大巴到西安，再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张雪梅来到温州。

48岁不是一个好找工作的年纪。张雪梅只有初中文凭，又在家里待了二十多年，缺乏社会经验，几经辗转才在同乡的介绍下来到米奇女鞋厂，当不需要技术的普工。

真实的打工生活，和她在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瓯江静静流淌，江岸边灯火闪烁，儿子电话里温州的富庶证据确凿。但这富庶又是折叠的。几公里外的鞋业园区里，除了工厂的方形窗口整齐地透出亮光外，街上总是黑漆漆的。老旧的员工宿舍和狭窄的街道，小餐馆的招牌灯箱半亮不亮，这才是园区里的生活。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写道：“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是要紧的，对于张雪梅来说正是如此。

限电政策后，米奇女鞋厂的普工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从晚上六点到次日凌晨两点，周末休息一天，不包吃，但有员工宿舍，四人一间，底薪3900元。

张雪梅所在的流水线后段

即便如此，对于在鞋厂的生活，张雪梅依旧感到满足。她把自己的微信签名改成了“自己选择的路，再艰难，都要坚持走下去！”，大多数时候，她很能自我开解。“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是86斤，几十年都没长胖过，到这儿来才半年，胖了两斤了。”张雪梅比划着自己的腰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上完夜班后，张雪梅通常跟着室友回去吃碗泡面，聊天，洗漱，再“一觉睡到下午一两点”。起床后，她和室友一起用口小锅做点饭吃。“锅”是室友不知道从哪儿淘来的小电饭煲，右边的塑料锅把在长期的日晒下变脆，原本的白色染上了洗不干净的黄渍。但在这口锅里，张雪梅和室友变着花样地做“美食”：白粥、烫饭、土豆焖饭、方便面泡饭……四个人端着碗围坐在锅前，张雪梅感到久违的集体归属感。“我们感情很好，放假了我们还一起去附近玩，如果说哪一天要走了，我真的最舍不得她们。”

宿舍里，没有人对这样的生活有更多的要求。室友之一的王珍说:“温州比起其他地方算是好的了，我屋头那口子在成都的厂里面，工资还没得我高。”大家一天一天地做饭，一天一天的上工，也一天一天地盼望工资，只期待这个月老板生意好点，订单多点，“能挣个一两千的提成”。

/ 孤独的心/

来到温州后，张雪梅把微信名改成了“孤独的心（313）”，三月十三日是她第一天在米奇女鞋厂上工的日子。在温州鞋厂里，张雪梅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但依旧感到孤独。

张雪梅的朋友圈首页

为了来温州，张雪梅顶着巨大的压力。亲友的不解和阻拦，丈夫不止一次“你是不是有病，好好在家不干”的质问，都让她无言以对，简单的一句“我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似乎无法说服自己周围的人。今年张雪梅生日时，只有老家的二姐给她打来了视频电话。领着二姐发来的红包，张雪梅在朋友圈写下“关心我的人，我会好好在这里生活”。

至于儿子，张雪梅离开庆阳，却希望儿子回到庆阳。大学期间，张雪梅的儿子曾和一个温州本地女孩有过恋爱，“谈了个温州女朋友，家里也是开鞋厂的，搞外贸，听说资产有上亿，那个女生家里离他们学校有四十多公里嘛，每天都开保时捷上学”。儿子想继续和女孩在一起，以后留在温州发展。但张雪梅很不满，说什么也不同意。今年六月，儿子毕业，最终顶不住压力和女孩分手回到庆阳，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张雪梅很高兴，只希望儿子再早早地找个女朋友，“明后年就结婚，安稳过日子”。

张雪梅转发为甘肃抗击疫情加油的朋友圈

更多的时候，陪伴张雪梅的只有短视频。吃完午饭，离晚上上班时间还早，张雪梅常常一个人斜倚在铁栏杆做的床头上刷快手。她最喜欢的视频博主叫“四川可乐”，是一个主打情感连麦的男主播。点开“四川可乐”的主页，大多是一个开着明显美颜瘦脸滤镜的青年男子的大头照，介绍栏里赫然显示着他的粉丝接近三千万。四川可乐调解的感情事件往往是编好剧本的“狗血大乱炖”，诸如“冷巴和凌轩谈了恋爱，冷巴怀孕，冷巴妈妈向凌轩要钱，凌轩妈妈不同意，又牵扯出前同学、亲爸、以及一个脑残富二代”的故事。但张雪梅笃定地认为四川可乐“见识广”，“有方法”，再麻烦的局面也能调解好，“人家还是博士呢！”

又一个短视频刷完，上班的时间到了。

张雪梅站起来整理裙子上被坐出的褶皱，再换上她的低跟凉鞋，和室友出发去厂房。她们一起下楼，骑上电动车慢慢驶远。张雪梅的身影渺小起来，汇入无数个电动车组成的车流里。前方园区里的灯已经亮起，无数个亮光小方格保持着一致的沉默。不远处的高铁呼啸而过，风里混着若有若无的皮革和胶水味，轻轻拂动一颗孤独的心。

张雪梅工作的地方，每一层都是不同鞋厂的厂房

文中人物和具体厂名已做化名处理

版面编辑| 孙天泽

责任编辑| 吕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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