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丧夫改嫁的态度（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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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古代社会，被父系氏族所主导的男女关系中，女性的地位日渐下降，不论是个人生活、社会交往甚至男婚女嫁，都要依附于男性。在历史长河中，贞节是否坚定、是否纯洁，也是自古以来人们评判女子好坏的一种标准，其所谓的道德规范包括：童真、妇贞、从一之贞，其中从一之贞是指不改嫁、不再嫁。

随着社会的发展，贞节观对女性的要求也愈发严格，甚至达到了宗教化的程度，宋朝程朱理学大力提倡女子要遵循“三从四德”，这一荒谬的理论，不仅将女子的思想禁锢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牢笼中，而且为后续数百年的女性意识觉醒带上了一个沉重的枷锁。

但在宋代的婚姻记事中，女性改嫁的例子尤多。虽说受到程朱理学所束缚，但其在宋代并不是统治阶级所承认的正确思想，因而在前唐的文化、思想环境的影响下，宋朝对女子改嫁之事并不呈现批判的态度。

一、宋代的贞节观念受大唐遗风影响，对改嫁现象不再苛责

贞节观的萌芽期具体是在什么时期，历史学家一直无法定论，但大部分人认为是在春秋时期。父权观念充斥着整个春秋时期，《左传》记载了“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即各有家室的男女，不可以互相生情，否则便有违人伦，而这可以视为早期的贞节观理念。

尽管不同时期，社会民众对贞节观的理解和要求都各不尽同，但大体而言，封建社会所提的贞节观，更多的是封建礼教社会从道德层面束缚女子的一种手段，所谓贞节，即从一之贞，守一人而终，说的更直白点，就是一旦女性嫁人，便不得随意改嫁，古语中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谓是这种理念的俗语表现。

因此，古代的贞节观，主要指的便是女子的改嫁问题，历朝历代，这都是封建社会要求女子遵守的道德观念之主，并贯穿了整个封建王朝的始终。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大多对待贞节观的社会道德层面，采取粗犷式的态度。

不管女子年龄大小、生存能力，只要能坚定地独守空门，至死不嫁，往往就称之为贞女节妇，更有甚者为之树碑立传，大肆宣扬，将这种行为视为唯一正确的贞节观，并盲目鼓励其他女人效仿，这便是封建社会中两性关系不平等的集中体现，妇女因此遭受的封建压迫堪称残酷。

但到了宋朝，这种理念却大有改变。宋代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让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大受冲击，重礼轻义的思想在贞节观方面也有所表现。不仅是皇帝的敕令诏文，又或者大臣的上谏奏章，乃至文人逸士的诗词作品，大都认为寡妇不必为了所谓的贞节独守空门。

他们认为，守寡行为对生活并无实际帮助，反而束缚人的思想，“肌肠雷鸣无可奈，礼法虽存何足赖”，生活永远比守节更为重要；即便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一方名儒，也对这种观念非常赞同，比如程颐、司马光等人。

二、上至帝王，下至平民，对改嫁不再持鄙夷态度

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宋朝的皇帝对妇女改嫁的行为，不仅没有明文反对，更多的是表示理解支持。早在北宋初年，宋太祖就曾鼓动左卫将军王承衍之妻乐氏改嫁；宋英宗时期，礼部侍郎因病暴毙，宋英宗也是劝说其妻再嫁良人，从多位君王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宋朝，帝王对女妇女再嫁，并没有鄙视的态度，这也导致自上而下的社会风气的变化，传统的贞节观也在帝王亲眷的一身表率中悄然改变，宋朝的公主中便出现多位改嫁者，甚至连皇后，也有再嫁之妇，比如宋太祖的胞妹便改嫁高怀德

“大长公主，太祖同母妹也。初适米福德，福德卒。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封燕国长公主，再适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赐第兴宁坊。”

在皇帝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对待贞节观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不仅在理论上为妇女改嫁制造有利舆论，而且也不乏在实际行动上支持妇女改嫁的行为。比如有士大夫资助改嫁女子，甚至有多人求娶乃至争娶改嫁女子，也有鼓励自己亡夫亲属改嫁的，士大夫对女子改嫁的态度和行动，突破了传统封建礼教的禁锢，反映出宋人更加务实的生活理念。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了王安石在其儿子死后，帮其儿媳择婿的事情。

“王荆公之次子名为哄，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妻逾年生一子，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其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

这一事例说明王安石并不反对女子改嫁，而且，王安石为了给女子改嫁提供理论依据，还提出了“伯鱼妻改嫁”说，借此说明孔子儿媳尚且如此，女子改嫁又有何不可。

在皇帝以及士大夫的影响下，民间对待女子改嫁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宋代，夫家尊长也关心并支持寡媳再嫁，考虑更多的仍是儿媳的生活问题，也愿意让她择夫另嫁。宋代出现这种自上而下贞节观念的转变，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极为少见的，诸多客观因素促成宋代女子改嫁之风盛行，而且遍及各个阶层：从皇后、公主到一般士大夫，兼之下层百姓之妻女。而这种影响面广泛的社会观念的转变，必然要反映到法律上，特别是朝廷统治者的意识理念变化，自然会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社会的实际应用之中。所以宋代法律出现了许多有利于妇女改嫁的规定，大多是前代所没有的。

三、宋代律法明文规定女子可以改嫁

在北宋初年，关于女子改嫁社会普遍还是持否认态度的，即便丧夫，也没有老子和孩子需要抚养，也不能轻易改嫁。到了宋英宗时期，汝南郡王认为，不许女子改嫁，不符合天理人道，请求革除旧例，在皇亲国戚的谏言影响下，宋英宗的态度也逐渐动摇，英宗治平年间下诏：

“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少县官已上,即许为婚姻”

虽然仍对改嫁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但毕竟彻底打破了不许改嫁的禁令。宋神宗元丰元年，皇帝下诏：

“宗女毋得与尝娶人结婚，再适者不用此法”

宋神宗的这道诏令，进一步降低了女子改嫁的条件，而且，宋神宗对宗室之女改嫁的对象，如果是官员，就会在已有官职的基础上再升一级，实际上已是公开鼓励官员求娶宗室改嫁女子。

自北宋中期以后，宗室女子逐渐被允许改嫁，法律所规定的改嫁条件，也在不断放松，作为皇家颜面的宗室女尚能如此，民间女子改嫁的自由权，在宗室女改嫁风气的带动下，也逐渐放开。宋带律法对民间女子改嫁的规定并不算苛刻，主要的限制也都符合当时的道德层面的基本约束。

1、男方委妻而去过期不归者，听妻改嫁男子娶妻，但如果长时间在外，根本不回家一同生活，那么大宋律法是允许女子改嫁的。宋真宗时期下诏：

“不逞之民娶妻,给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

直接从法律层面规定，如果男子娶妻，却游手好闲，浪荡过日，无法尽到做丈夫的责任，而妻子也难以维持生计的，允许离婚再嫁，后来又进一步对无赖混混做出了专门的律法条例，不让他们的恶行影响到妻子的政策生活，可以提出离婚改嫁，都受律法保护。

2、丈夫外出不归者，任妻改嫁

南宋时规定:“其夫出外三年不归，亦听改嫁”。如果男子娶妻，外出三年都不回来，在杳无音信的情况下，默认妻子可以改嫁。

3、缩短丈夫亡后改嫁的时间法律原有“夫亡六年改嫁”三条，哲宗又规定：

“女居父母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

逐渐缩短了丈夫亡故女子改嫁需要等待的时间，律法层面尚且允许女子再嫁，家法族规作为律法的补充，也不对女子再嫁进行过多的约束。

范仲淹订立的《义庄规矩》从北宋一直推行到南宋，其规定：

“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二十贯，再取不支”

女子改嫁待遇比男子再娶还要好得多。当时流行的休妻文书，虽属民间文约，但朝廷也认可其法律效力。

《宋义鉴》载：“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

结语

宋代女子改嫁盛行的原因，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许可，在道德观念方面，整个社会的包容度也是很高的，女子改嫁现象也没有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虽然宋朝女子改嫁，其自主权和决定权几乎没有，而且户婚律中的“七出”、“义绝”的规定，使女子的离婚权受到严格限制，但是宋代社会对女子改嫁的宽容、开明态度，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宋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但毕竟仍然受封建礼教所桎梏，而在那个看似无情的年代，却也能做出这样颇具人情味的社会改变，本身已经是封建王朝中不可多得的耀眼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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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宋史》《齐家之道》《资治通鉴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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