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宝冢群像（日本的寂与乱宝塚粉丝）

文 | 郭玉洁

已经有朋友在日本买了房子，更多的朋友想要去日本买房子，朋友圈的打卡此起彼伏，总有人在东京，或是京都，马桶盖的神话早已过去，现在是零碎而体系庞大的药妆神话，——我还没有去过日本。关于日本的书、电影看了很多，虽然不爱看日剧、日漫，但你从来无法忽视它们。这不是马可波罗传说神秘东方的时代，这是无数屏幕在生活中闪烁的时代，还没有去过，日本已经无处不在。

台湾的朋友问，为什么不去？我愣了一下。她问，是因为反日吗？我条件反射地立即回答，当然不是。心中又想，为什么“当然”？在我所生活的圈子里，似乎反日是相当遥远、甚至可憎的词了，唔……可是为什么不去？想来想去，大概容易讲的理由是，遵循“远香近臭”的粗俗原理，只要有钱有时间，就想去更远、文化差异更大的地方，就如同生长在甘肃，我却只在去年才去过敦煌一样。

这年9月，终于第一次去了日本。“终于”的动力之一，是去看闻名已久的宝塚。

9月，宝塚要上一出新戏，可惜预售时，五分钟内全部抢完，国内有墙，手脚还是慢了。那么，只好一早去现场排队，官网上说，剧团每天会为现场观众留42张票，如果不够，还有19张站票。

早上七点，整个城市像无印良品的超级店铺，四处都灰扑扑的。人们在地下成群结队，安静而高速地移动，地上的目的地，正冷冷地等着他们。宝塚所在的地方也没有任何花哨（与她们的表演正相反），在一个坚实方正的写字楼里，大楼的石柱上，低调地刻着“东京宝塚剧场”。

大楼前的走廊上，席地坐了一列人，基本都是女性。她们一定是在排队——在日本，这一点不用怀疑。数了一数，来得及。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头在哪儿，尾在哪儿？沿着队列走了一趟，所有人都低着头，不说话，也没有表情。对这五个茫然而叽喳的外国人，没有人好奇。气氛是如此安静，要出声询问，简直鲁莽得像推开陌生人卧室的门。再张望，尽头的拐角处有一个窗台，拉着卷帘，很像售票处的样子。我们决定排在这头，队尾的大姐，一直黑着脸，坐在蓝色的毯子上，颇有点令人生畏。

我们席地而坐，等着窗口打开。剧场对面，是制作男性偶像的杰尼斯事务所，距此走路五分钟外，有另一家剧场，海报上都是美少年，门口聚集了很多美妆博主一样的时髦女孩。相比之下，宝塚外的女观众，就朴素、成熟多了。对中国的年轻游客来说，最熟悉的可能是秋叶原的AKB48剧场。

想到孟京辉曾说，他在日本待过一年，看了各种小剧场，这一年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当时以为，他所说的都是先锋话剧、实验话剧，在宝冢剧场排队时才想到，更有可能是这种市场细分的剧场吧，同样“小”，却是商业的深耕细做，卖豆腐、卖青菜、卖海鲜的，各做一辈子的“小”生意。

宝塚的历史已经超过了一百年。1910年代，坂急铁路公司新开了一条铁路线，为了吸引人们乘坐这条铁路，他们在沿线的宝塚开发了一个温泉，又成立了一个少女歌唱队，把室内游泳池改造成剧场，为泡温泉的游客表演。这个歌唱队，就是后来的宝塚剧团。因为这段历史，中国的粉丝称她们为“铁路文工团”。宝塚的成员全部是未嫁的女性，一旦结婚，就要退团。未嫁和单身是不同的——由于训练和管理非常严格，宝塚被上流社会看作培养女儿的好地方，在宝塚待过，就能嫁得好。早期宝塚不负责赚钱，只是配合观光，1980年代，日本铁路私有化，竞争激烈起来，坂急盈利下降，宝塚改以商业运营，反而蒸蒸日上。宝塚的制作人森下信雄曾经写道，宝塚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明星化策略，尤其是由女性扮演的“男役”。森下信雄常在剧场走动，聆听观众的评价，如果有人说，“这次的戏剧演出，剧本非常好，音乐也很棒！不过啊，明星某某某，好像不够帅气哦！”他说，这是最糟的评价，只有首席男役一亮相“就让人觉得有股帅劲”，戏剧才能成功。可以想象，宝塚的粉丝基本都是女性，据说多是家庭主妇，为此宝塚的演出常有下午场，看完演出后，主妇正好回家做饭。大概也是因此，她们才能在工作日的清晨在这里排队吧。

大约九点，一位穿制服的大姐从剧场出来，她走到我们旁边，紧皱着眉头。我们看到她手里的清洁布，忙站起来，让到一边。她用双手推起卷帘，露出大片的窗户，和窗户上的告示。我们突然明白，原来这才是售票处，原来黑脸的大姐才是第一个！

我们忘记了控制音量，喧哗起来，在队伍里走了两圈，确认我们排错了方向。此时队伍已经在那头长了一截，卷了过来。所有人仍然安静地低着头。我们在沮丧和震惊中又走了一圈，震惊的是，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人提醒我们，包括那位黑脸的大姐。她们一定在内心笑话我们吧，或是觉得这完全和自己没有关系？既然已经排了一个多小时，不甘心胜过了沮丧，我们坐到了另一头，决定继续碰碰运气。这次，大家不再赞美日本的秩序，而是开始怀念好事的中国大妈。

好在，另一件有趣的事发生了。我们前面的台阶上，突然站了六个人，齐齐的一排，她们穿着同样的灰色开襟毛衣，面向马路，左右张望，像在等待什么。同行的宝塚粉丝M说，这就是著名的“入待”：粉丝恭迎演员来上班。突然，她们像听到号令一样，齐齐蹲了下来，并拢双腿，蹲得很好，很少有人像上厕所一样。过一会儿，她们站起来。突然，又蹲下。又起来。像是空袭警报的演习。M解释说，她们的偶像还没有来，但是别的演员经过，她们也要蹲下，以示礼貌——不能显得有的演员没粉丝啊。

她们又蹲好了。一个戴口罩的人（如果你是路人，可能会以为她是男孩）远远走来，站在她们面前，摘下口罩，依次从她们手里接过礼物——只是信或者卡片。粉丝们依旧蹲着，仰望着，似乎在说着什么。从我们的角度，只能看到她们蹲着的背影，和似乎在微笑的男役。片刻，男役走了。粉丝们仍旧蹲着，转头目送她，一直等她进入剧场，才站起来四散了。

这时马路上人多起来，上班族来来往往，演员也陆续到来，粉丝来了又去好几拨。她们都有统一的着装符号，或是上衣，或是围巾。人越来越少，但即使两个也排成短短的队，肃静地蹲着。

十点左右，络绎来了一大群人，她们人数远超之前，统一戴上了粉色的丝巾，在马路边蹲下，长长的三排。片刻，一个蓝衬衣、戴毛线帽、戴口罩的瘦高个（同样，如果你是路人，会以为她是男孩）在路口下了车，她慢慢走过来，快速、熟练地接过粉丝的信和卡片，像流水线上的工人。粉丝们蹲着，鸦雀无声，一排排手机和相机在闪烁。身旁的一位阿姨拿着翻盖手机，屏幕很小，画面颗粒极粗，然而专注地跟随着——从这阵仗来看，正在走过的，就是今天的首席男役明日海。气氛安静而躁动，持续了五六分钟，明日海走完了全程，摆一摆手，在众人的目送中进了剧场。

在她之后，没有粉丝会来了。人们站了起来，解下丝巾，现出了朴素的真相。然而她们很欢快，互相鞠躬道别，纷纷离开，一天的生活还在前面。我们也跟着欢快了起来。开票了，我们很幸运，买到了最后几张坐票。

东京宝塚剧场外的海报。摄影：小树。

宝塚的入待。

两个粉丝也可以入待。

首席男役明日海 りお的粉丝在入待。摄影：小树。

首席男役明日海 りお的粉丝在入待。

* * *

那天的演出倒没有太多可说的，因为不懂日语，我在人物对话的时候睡了过去，在打打杀杀的时候醒来。我用制作人的话来安慰自己，剧情并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在那重要的歌舞阶段，我也并不感兴趣，只觉过于老套。我一再想起的，是排队买票时的经历，那种惊人的秩序感，和惊人的沉默，这也让我想到了一直不愿去日本旅行的另一个原因。

这种不情愿，来自台湾的生活经验。最早去台湾时，因为深深厌倦于大陆社会的粗鲁，那种粗鲁不是勇敢者的行动，也并不真的是礼崩乐坏，而是无处不在的权力造就的恃强凌弱，相形之下，台湾社会的温润有礼几乎让我落泪，也让我自惭形秽。但是这么多年过，台湾社会变了。一方面，由于两岸关系的变化，深层的善意消失了，另一方面，“礼貌”却还在，甚至越来越细，越来越严格，加诸个人的约束越来越多，也愈加空洞。我原本是好礼之人，渐渐也觉得吃不消了。

和台湾的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她们默然——她们同样是台湾的批评者，也永远是我最喜欢的、最友善、最真诚的朋友。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下楼时不小心用力过大，公寓大门在身后“啪”地重重合上。我心想，糟了。果然，第二天出门时，我在门边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大门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善待大门，轻开轻关。这太荒谬了，是不是？住了一年，我从来没有和邻居来往过，第一次来往，是一条善待大门的戒律。这么多“礼”，这么细致的日常生活的规则，内中并没有善意，而且会越来越少善意，它只会让人压抑，扭曲，也让人和人之间更加隔绝。

一位台湾朋友想出了一个原因，她说，我觉得台湾受日本的影响太大了。她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个学姐到日本留学，课间拿出一根香蕉，扒掉一半皮之后拿在手里吃——就像我们平常那样，这时日本同学进来了，他们看到这位学姐都吸了一口气，往后退了一步，“不是普通的往后退哦，是往后弹了一下。”朋友说。每个人进来都是这样反应，学姐不知道为什么。她很奇怪，却又不知道该不该问，当然，也不会没有人告诉她。

是不是他们想到色情的地方了？有人问。

朋友说，学姐一开始也这么想，可是一年以后，她到一家动物园去玩，才明白是为什么，日本人连喂猴子吃香蕉，都是切成一片一片，放在饭盒里，再一片一片扔的！

在日本，才亲眼目睹人们对自己的细密管理，所谓“不给别人添麻烦”，似乎可以相当严格。比如，你很难不被周遭的安静而震慑，很少听见小孩哭，他们静静地坐在婴儿车里，双脚冻红了伸在外面。连狗都不叫。是不是把声带割掉了？同行的朋友说。在中国，当主人抱怨狗太吵时，宠物店老板可能会这样建议。

日本人的身体是向内的，手臂折叠在身体前面，绝不乱甩，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领地只有那小小的一块。向内，但又高度敏感，时刻眼观六路，以免妨碍别人，因为不会有人提醒你的，更不会有人吵架，他们只会静静地等待，或是静静地走开。

京都的公车上，座位很窄，我坐下来，髋部挨到了旁边的男性，只有那身体最宽处的一点，在中国时，会觉得这已经很好了。突然，他臀部一抽，拼命离开了，我们的身体之间乘隙流入一丝凉凉的空气。我不禁有点佩服，即使在静止的状态下，日本人的身体也如此用力，难怪很少看到胖子。

一次，我们离开居酒屋，服务员小哥在门口鞠躬目送，直到我们转过街角。M讲了一个“目送”的故事。她说，一个朋友曾经到日本某岛玩，住在一家高级酒店，走的时候坐船离开，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岛上列队，向他们挥手道别。一直挥手，他们坐在船上也觉得很紧张，直到船转过一个小山包，看不见岛了，才松了一口气。突然发现，工作人员登上了那座小山包，继续向他们挥手。

这些“相当日本”的段子，真让人惊叹。有点好奇日本人是如何成长的，什么样的教育，让他们长成了这个样子。生活在丛林化的中国，我羡慕日本人的礼貌和道德感，很希望人们不要那么粗鲁，希望处处如入无人之境的中国男性，也能学习他们对身体的控制，但是这种高度的秩序化实在令人畏惧。尤其是服务业者，卖面包的女孩对所有顾客执行清晰、繁复的服务程序，微笑地点头数次，难以想象人在生活中，要内化这么多规则，太辛苦，也太……顺从了。

另一点很难忽略的，是日常生活里的各种黑科技。有些是好的，比如夜里清理下水道的工人，将探头伸进管道，他们像外科医生一样，看着屏幕，判断管道里的状况。但也有很多时候，你会怀疑技术的必要性，比如，独自缓缓落下、又缓缓升起的马桶盖。举手之劳而已，何必呢？一只手上有必要长第六个、第七个手指吗？

走在秋叶原的人行道上，心想难怪那么多科幻电影都在这里取景。日本高度发达的机械制造业，和高度秩序化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现代社会走到极致时的表现。机器模仿人并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人模仿机器。

秩序感还扎根于严格的等级体系。段子大王M讲了一个宝塚的故事。她说，宝塚剧团按照进团的时间分学姐、学妹，也叫上级生和下级生。下级生见到上级生一定要鞠躬，这不用说了。下级生为了走路的时候不撞到上级生，都要贴着墙根走。有一次，一个上级生对下级生说，昨天我在轻轨上看到你了，你是不是经过了某某天桥底下？从那以后，这个下级生每次在天桥下看到火车经过，都会站住鞠躬，万一学姐在上面呢？

等级制的核心，是性别。宝塚建立起的金字塔结构中，首席男役就是王。那是一个相当浮夸的男性形象，个子一定要高，声音刻意低沉，叉着腿走路，“他”是永恒的主角，所有人仰望的中心。对于这些扮演男性的女演员，剧团说，她们在扮演男人的过程中，了解了男人的心理，结婚之后，会更加懂得如何服侍男人。这令人无言的逻辑，相当有趣，宝塚的戏剧形象看似越界，竟包含着这么保守的内核。但是久而久之，形象的越界，能够改变这一坚硬的内核吗？男役退役之后，大部分恢复女装，结了婚，变成了普通的中年阿姨。她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而那些一生未能越界的女性，比如宝塚的粉丝，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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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实感的善意，我们在日本也碰到过一次，那是在越后妻有，三年一次的乡村艺术祭。

在其中一个艺术现场，川西村，一位笑眯眯的当地老爷爷为我们导游，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衣，下摆束在西裤里，一边用日语解说，一边拿出两张纸，展示给我们这些外国人。纸上的图片和英文告诉我们，这片林间的空地曾经是相扑场，但是1998年之后，因为村里人口太少，相扑场已经废弃了。

那天下着若有若有的细雨，水气中树更绿了，天空是透明的灰色，草地踏上去有微微的泥泞。正是一个美丽乡村的样子。参观之后，老爷爷带我们到旁边的神社休息，几位老奶奶准备了茶和点心。可以想象这是村里的主要人口了。一位老奶奶站在门口，仔细看着一个个年轻人的脸庞，开心地说，卡哇伊内！老爷爷拉着我们，走到一个地球仪旁边，指指上面，询问地看着我们。我们找出了中国。他点点头，像变魔术一样，又拿出了一张纸，上面四个毛笔写的汉字：日中友好。我们念出来，点头说，对对。他又拿出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以德报怨。我们仍然点头，却突然想到，老爷爷的年纪，也许是经历了侵华战争的。他放下纸，用双手依次紧紧握着我们每个人的手，用不标准的中文念：日中友好，以德报怨！

老爷爷放开手，又拿出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明眸皓齿。他顽皮地笑了一下，又依次握着我们的手，对着每一个人念：明眸皓齿！不知道为什么，他略过了我。

很多人批评说，艺术祭没有能真正改变乡村。在我看来，越后妻有已经非常好了，尽管很多所谓艺术品莫名其妙，但艺术祭的设计和组织能力，实在超越中国的同类活动太多太多，亲切、细致，诱使游客缓慢行进，深入各个乡村。艺术祭无法改变的是举世的难题，城市化造成的乡村凋零，已经势难挽回了。同样，老爷爷老奶奶的热情，那种基于农业社会的人情味，也是我们非常熟悉而正在丢弃的。我们怀念这种人情味，却又无能无力，家族、农村都在解体中，社会和人已经变了。

2010年，NHK电视台播放了纪录片《无缘社会》，从无人认领的尸体入手，探讨日本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个人与周遭的社会失去了联系，变成孤独的个体。最早启发节目组的，是主持人采访过的一个公园流浪汉，他失业了一段时间，一直找不到工作，没有住处，只能住在公园里，晚上太冷睡不着，他就一直走路。主持人看到，他的鞋尖已经破了，露出了脚趾。当问到为什么不去领救济金，他说，怕领了救济金之后，就再也不想找工作了。“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啊”，他说，这也是片中很多孤独老人的生活原则。过了一段时间，节目组再也找不到这位流浪汉了。纪录片编辑而成的书里，制作人感叹，日本社会怎么变成这样了？人和人之间不就是应该互相麻烦吗？

“不能给别人添麻烦”，中国的年轻人也正在传播这样的信条，大概人们不会意识到，它会导向什么样的未来。从家族、原有的社会中解离出来，城市里以个人为单位，成为著名的“原子化”社会。不错，人与人之间是应该有界限，可是界限到哪里为止？弹性多大？新的生活形态在建立中，需要新的哲学。

越后妻有，指新潟县南部十日町市和津南町在内的760平方公里土地，古代曾有“越后国”与“妻有庄”的通称。这里人口稀少、老龄化严重，冬季豪雪有3米多高，是川端康成笔下著名的“雪国”。

村里的相扑场，因为人少，已经启用。

里山当代美术馆，水池的设计原本是想造成蓝天的镜像，结果我们去的时候是阴天。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作品《梯田》。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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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园寺算是东京的郊区了，那里并不是景点。钻进胡同一样的窄巷，走到深处，看到一家二手商店，里面堆了很多家具、日用品，那不够整齐的味道，就是“素人之乱”。

“素人之乱”，从日语里直接挪用，看起来很古雅，有时候觉得说是穷光蛋的造反，更像那么回事。“素人之乱”的创办者松本哉，1970年代出生在贫民区，有一对“乱七八糟”的父母。妈妈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他高中时就离了婚，到日本各地流浪，后来住在深山里，自己耕田种菜。有一天爸爸说，我要当作家！然后就辞掉工作，大白天回到家里。从那时起，爸爸偶尔会说出“我们是穷人家，所以今天没饭吃！”之类的话。有这样的父母，松本哉从来没有梦想过“考个好大学，进个好公司”，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好好打拼，获得物质上的成功。

上大学之后，松本哉开始搞事。他所在的东京法政大学，还有全共斗的尾声。但是对那种传统的、严肃的学生运动，他不是很感兴趣，他所做的，简直就是捣乱。有同学投诉食堂的饭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贵，松本哉就组织同学发传单，冲餐厅，向管理者抗议。最绝的是，他们向老家种田的朋友要了米和蔬菜，熬夜煮咖喱，偷偷从教室接电煮饭，造成全校停电。第二天中午，他们在食堂外面卖了四百份咖喱饭，一份只卖一百日元，让餐厅少赚了很多钱。

学校的领导宣称，学生来学校就是上课，下课就该回家。为了抗议这种说法，让学生尽可能留在学校里，参与学校的事务，松本哉和朋友们在广场上煮火锅，烤秋刀鱼，招呼路过的同学来吃火锅。结果广场上人来人往，连扫地的阿伯、教授也加入了。一到傍晚，就会看见煮火锅或是烤肉的景象，一经过就会有人问，要不要喝一杯再走？松本哉说，走在路上就能交到朋友，真是好大学哪！

毕业之后，松本哉继续捣乱。他把自己做的事拍成了纪录片《素人之乱》，也出版了同名书籍。书里的口吻就像他做的事一样，有点搞怪，滑稽，都是大白话，并没有板起脸来讲道理，但是背后的道理又很深刻。他说，现代的社会趋势就是制造越来越多的罚则，抽烟要罚，乱丢纸屑要罚，玩滑板和骑自行车都要罚，这样下去，恐怕连在公厕用卫生纸超过四十公分都要罚，整个社会变成一个超荒谬的社会。

同时，这又是一个“格差社会”，“一个大家一听到，就马上紧张地拼命往上爬的词”。“当个不上不下的上班族，用三十年的贷款买房，想跑也跑不掉，跟无聊的男人结婚，过着百无聊赖的家庭生活，最后又受不了压力掐死自己的小孩？向公司宣誓效忠，想象自己将被提拔成高级主管，接过却发现自己只被当成耐操的廉价劳工，最后还得忧郁症然后翘辫子，还有比这更笨的事吗？”

这样的人，松本哉称为“模范受刑人”，日本社会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模范受刑人。

在《素人之乱》里，松本哉介绍了很多对抗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制的实践，其中之一是，他在高园寺开了二手商店，吸引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家伙”，把原来萧条的街区变成了日本“最自由的解放区”，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右翼作家雨宫处凛所说）。

对一个浅层次的游客来说，高园寺的秋日下午并不危险。松本哉不在，看店的女孩一直在忙出忙进，一个阿姨在里面流连，一直在端详一个旧的电饭锅。我看中了一个旧皮箱，才2000日元，最后还是放弃了，买了一本中文繁体版的《素人之乱》。

在去京都的新干线上阅读《素人之乱》，是日本之行中最愉快的事了。甚至可以说，还好有松本哉。我一向认为，每个地方，最可爱的人，都是它自身的叛徒。为它所滋养，由它塑形，却也反叛它，变形它，为它生长新的枝桠。松本哉就是今天日本的叛徒。试图在高度秩序化的、为政府和财团绑架的社会里，制造一点空间，在严格的日本社会，作出一个乱来。

很多人质疑说，这种捣乱无法带来整体的改变。没错，整体的改变是很难的，但是，松本哉的革命，至少能让大家生活得自在一点——更好的生活，这不正是一切改变的目的吗？从这点上，松本哉的捣乱，恰恰是非常激进的。他说，回到江户时代也不错啊，过了中午没事就在街上晃，看到浮世绘还会兴奋地呼朋引伴！当人们慵懒地生活时，地球还不是在照样转！

松本哉常常提到童年的贫民窟生活，他并不觉得辛苦，反而认为，这样的生活很开心，因为穷人之间必须得团结起来，才能生存下去。大学的时候他到中国，发现这里跟自己成长的地方很像，大家都没什么钱，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小孩们很开心地在外面跑来跑去，阿伯在屋檐下睡午觉，到了晚上，还会有人在路边拉起银幕，开始放电影，他说，看起来比日本快乐多了。

现在的中国早就不是这样了，而是在追随日本（当然是在那些糟糕的层面），变成“格差社会”。人们似乎富足起来，事实上却是为房子、为想象中的成功受刑，争取“不给别人造成麻烦”的自由，骄傲地奔向灰暗的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们会重新需要松本哉的智慧，过去的智慧，也许现在就是。

我渐渐觉得，无论旅行，还是阅读，都是有关可能性。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还可以那样，原来人曾经是另一个样子。一个悲哀的社会，是单一的、不提供其他可能性的社会，一个悲哀的个人，是没有选择的人，更是没有想象的人。反过来，希望就在于，看到了众多的可能性，让我们试试，这样生活，那样生活，说不定，就会试出新的可能性来。也许会的。

中文繁体版《素人之乱》插图。

—— 完 ——

题图：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作品。

除署名外，图片由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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