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湘西的三大名人（岳立功的湘西三部曲）

文/周思明

提起“湘西世界”，人们首先会想到沈从文笔下的美好“边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有着独特美学追求的大师级作家。他秉承中国古代伦理型、审美型文化传统，坚守东方中和文化精神；同时也自觉汲取西方古典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精髓，其作品以和谐美为主调，这种“善美”、“柔性”的美学追求，既是对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反拨，又是作家审美理想的表露。

在中西美学思想的关照下，沈从文小说呈现着一种古典和谐美、但又与近代美学相沟通的现代开放状态。他着重表现着湘西世界那种善与美相统一的生活与人物，并与现代都市文明相对照。即使是写丑，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也不存在与美发生尖锐剧烈对抗，而是把丑隐去或淡化，让美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一种独具沈氏特色的文化美学范式。

沈从文的“边城小说”，像清清溪水，纯洁无瑕：自然的风光，善良的山民，纯洁的爱情、古朴的风习，构成一个浑然整体。在澹泊而充满人情美的乡下人眼中，善、美乃是他们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翠翠祖父为人摆渡，从不收费；即使过渡者硬给，也不要。在当地，茶叶水给过路人随意解渴，报酬是不要的。即使妓女，也自有她们重义轻利、感情深沉的一面。年轻人择偶方式有“走马路”与“走车路”的选择自由，较少封建色彩。（《边城》)甘美的橘子不作商品卖给路人，却可任人“尽管就手摘来吃好了，橘子园主人不会干涉的。”湘西人的慷慨、仗义、乐善好施，于此可见一斑。（《长河》）

湘西山民乐观而幽默，他们想出计策，使玉皇落雨。那方法分软求与反激两种。软求为设坛打醮，反激为用水去浇孩子同一只公狗。玉皇见状，“以为地下有革命行为”，必“动怒落雨”。人与自然在乐观幽默的气氛中显得十分和谐。（《一个母亲》）

湘西人是爱憎分明的。不论你是谁，即便有一大把年纪，做人有德行的，乡亲们自会对他尊重。如果缺德现眼，尽管他“头发已全白，胡子起了纽纽”，连娘女家小伢子也敢“不客气地直呼‘老杨唉’云云。”可见湘西人心目中都有一面明镜，对“名器不可滥假于人”是心领神会的。（《更夫阿韩》）类似的例子太多。沈从文笔下的善美和谐书写，本质上是湘西文化中的一个主体方面，可视为中国民族追求美善统一的文化心理的沉淀积累，这种沉淀积累一旦形成一种“定势”，便会反过来强制地渗透在现代人的潜意识中，无论现实怎样变动，都将作为一种不是法律的法律对现代人的言行产生强大的制约力。这种以善美、和谐为主旋律的文学书写，构成了沈从文文化美学的基调，也为湖湘文化打下深深烙印。

但是，事物都是多面的。湖湘文化除了和谐美好的一面，还有与此相对、差异明显的“不美好”的一面吗？答案是肯定的。

深圳湘西籍作家岳立功历时三十五年写就的120余万言皇皇巨著长篇小说“湘西三部曲”《黑营盘》《红城垣》《白祭坛》，所叙述的，就可谓是“湘西世界”“不美好”的一面的展示。在这套三部曲长篇小说巨著中，我们看不到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和谐美好、宁静悠远，看到的是“湘西世界”惨烈、狰狞、血与火、霸与蛮的“另一面”，看到的是沈从文不愿触及的历史“隐痛”：

《黑营盘》用将“一个影响湘西历史走向的田氏家族的兴衰历史”无情地撕开，让人们真切地看到湘西世界蘸满湘西人的血与泪的近代历史演变，“揭示近代湘西人悲剧命运的产生基因”。

《红城垣》讲述田氏家族后代从日本留洋归乡的田昭全，以及竿城军政首脑朱道台家族、竿城商人唐豹家族、腊尔山寨主曹雄家族，“苗王”覃飞家族等宗族势力之间的爱恨情仇、肉身与人性的残酷博弈，为读者展开一幅推翻满清在中国的最后顽固堡垒——湘西道台的英勇惨烈争斗的历史画卷。

而在近期出版的《白祭坛》，则以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阶段为背景，讲述以竿军由鼎盛至衰败的故事，铺展开一段以湘西水码头“小南京”洪城及旧湘西政治中心竿城为故事时空载体的洪城官、商、匪三个不同家族两代人之间的无情搏斗，从而借此揭示出一个民族的内部争斗与人生博弈，具有一种不同于沈从文那种“出世”的道家之风的儒家入世风格，真实惨烈的人性交锋、惊心动魄的人生博弈、互不相让的命运搏斗，在这套“湘西三部曲”《黑营盘》《红城垣》《白祭坛》”中，有着惊心动魄的描述与展示。

湘西，素来被称为“中国的盲肠”，其神秘程度，乃有诸多怪异现象为例，诸如传说中“符节”昼伏夜行的赶尸、古老的神秘巫术“放蛊”、凄美的“落花洞女”等等，在这块古老神奇的“楚地”，更有远古的苗人祖先蚩尤、五代后晋高祖石敬瑭时期溪州刺史彭士愁、把湘西土著部队锻造成抗日战场上铁血战士的陈渠珍、洋务派百日维新运动的参与者、民国时期的政治家、教育家、实业家和慈善家的熊希龄，以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屡建功勋的开国元帅贺龙、开国大将粟裕等传奇人物的出现。就文化视阈来看，“湘西世界”既有沈从文笔下的美好“边城”，也曾是政客、军阀、土司、土匪等穷兵黩武者流的麇集之地，所谓蛮夷之地是也。

在这方神奇土地上，既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和谐相处的美好一面，也不乏刀枪剑戟、血火厮杀的惨烈历史事件发生。由于历史上的竿城古城（今湖南湘西凤凰）属于边防要塞之地，本土的男儿大都受此熏陶，形成了一股与生俱来的霸蛮粗犷的军旅气质，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湘西人，乃至于竿城人尤其男性以尚武为荣，以投身军旅为志业，就连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大师，年轻时也有过当兵的经历。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火拼，在竿城这座小山城里层出不穷，并因此培育了许多军人世家，并成为他们的引以为豪的事情。君不见，近代号称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的曾国藩，不也有“曾剃头”的别称吗？“湘西世界”的这种霸蛮、嗜血的传统，在岳立功这套“湘西三部曲”中，有着或隐或显、动人心魄的描述。

岳立功的“湘西三部曲”《黑营盘》《红城垣》《白祭坛》，无疑属于历史题材创作。应该看到，在近年的文艺创作中，历史题材一直呈白热状态，从历史小说到历史影视剧，销路畅通且持续蹿红，尤其是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历史剧，不仅不断热播，而且持续走俏荧屏。但一些打着历史题材创作旗号的作品，价值观暧昧，甚至直接引导人们如何争权夺利、人生逆袭，以偶然性、模糊性、荒诞性去解构历史，随心所欲地编造、颠覆、戏说历史，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搞成一笔糊涂账，从而误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如何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或可从岳立功的“湘西三部曲”汲取经验。

创作历史小说，需要深入研究历史，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化历史为艺术。与岳立功的“湘西三部曲”这种对待历史题材创作的认真严谨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一些历史题材创作者，往往抱着一种“娱乐化”态度。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本是我国文化的瑰宝，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本是文艺创作者的使命和责任，但有些作者鬼迷心窍，利令智昏，剑走偏锋，不尊重历史，不敬畏史实，他们把孔子写成“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把李白写成“大唐第一古惑仔”；把梁山泊义士比附成恐怖分子；把岳飞写成了大宋奸臣，秦桧反成了忠相；从刘备无义、关公好色一路骂来，在他们的笔下，诸葛亮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虚伪的男人”；有解梦派更从《红楼梦》中“考证”出“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毒杀的”。

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打着“创作”的旗号，凭空臆想出一些阴暗、无稽、荒诞甚至情色的“历史”故事，用哗众取宠的惊人之语亵渎先贤，解构历史定论，颠覆传统价值观念，与岳立功这种严格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凸显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现实主义精神要求作家将历史与现实的艰难、困苦、磨砺转化为奋争、理想、信念，用充满心灵辩证法与美学张力的文学作品来还原、升华现实人生，从而使文学创作具备崇高的价值意识，强烈的审美、审丑、审智等功效，并最终化为“灵魂的声音”，实现美好文学愿景。

作家岳立功虽然身在深圳现代化大都市闹市，心却始终维系于“湘西历史”，作者的难能可贵在于，他不蹈袭前人大师的荫庇做重复文章，也不为了所谓“创新”而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根据自我的文化知识、历史积累、生活观察，推出了“湘西三部曲” 《黑营盘》《红城垣》《白祭坛》，写出了“湘西世界”不美好的“另一面”。有道是，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身为湘西籍作家，岳立功当然属于美好“湘西世界”的内部知情者。

作家以“反者道之动”的姿态，依据严格的历史的、美学的原则，写出了与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迥异的“另一面”，这无疑意味着，他把美好的“湘西世界”的堡垒一举“攻破”了！可以说，这是岳立功对沈从文美学思想的丰富发展，也是对“湘西世界”书写的创造性贡献。

（周思明，广东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批评专著四部，长篇纪实文学一部，多次获国家省市文艺评论奖和文艺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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