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年龄对于爱情的理解书单（无论我怎样移情别恋）

对于喜爱收藏古书或者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的读者，韦力都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他是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善本8千余部，逾7万册，四部齐备。唐、五代、宋、辽、金之亦有可称道者，明刊本已逾1200余部。

藏书家对书的爱，普通人也许难以体会。但在韦力那里，这份爱，却是实实在在让人折服。他去深山中寻访古书，差点丢了性命，但仍然痴心不改；30年来的古书收藏，拍卖行勃兴带来的古籍价位节节拉升，很多人都聚焦他藏品的价值，但他从来只买不卖。

或许，就像他自己说的，藏书人对书的爱，多半源于一份“贪欲”。如今，这份“贪欲”，汇聚在两册小书《失书记》《得书记》之中。得到心仪善本的快乐，错失的苦楚遗憾，以及在30多年中，流连于各个古籍拍场，交往各路爱书之人，其中的逸闻趣事，藏书人群像，都仿佛离不开一句——藏书不可不贪，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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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书记》序言

藏书不可不贪

我坚定地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爱书人，当然这个坚定能够持续多久，我却没有把握。回顾自己的过往，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一意孤行者，喜欢过、爱过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书，不同的时段会有着不同的喜爱。即使如此，有一点我却能够肯定，那就是无论我怎样地“移情别恋”，对书的爱一定是最忠诚的。几十年过去，直到今日，我对古书之爱丝毫未曾减弱，在能够想到的未来，这种爱还真的有可能延续下去。

我反对“用情专一”，尤其在搞藏书方面。如果你得到一部书就满足了，那还奢谈什么收藏？哪怕你是位专门针对某一部学术著作而进行研究的专家，你也应当广收异本以备比勘，绝不可能仅看原著而不备其他参考书。因此，“贪欲”是搞收藏的基本条件之一。古人说，藏书不可不贪，我曾把这句名言刻成一方闲章，以此来奖励自己对书的贪婪，因为若想构建起一份对书的贪婪体系，缺乏贪得无厌的性格绝对难以实现。所以，做人与做事有时并不能合二为一，知足常乐是一种人生态度，若把这种态度套用到藏书上，定会一事难成。

以我的谬见，藏书犹如追求女人，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我个人几十年的藏书史中，托大地说，也能算得上阅书无数，我对古书有着难以言状的真情实感，但有了感情也就缺乏了客观，而研究任何问题，只有客观才能最为公正。若让我超然物外地以冷静之心来看待藏书，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自我评价，我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学者，但我肯定是一位纯正的爱书者，我对于藏书有着“夜郎自大”的快乐，我对书的深情肯定也能超过那些著名的学者或专家。章学诚说：“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其实，他还是认为“专家”要高于“博雅”。但我认为藏书当以广博为快乐，那当然就是“尚博雅”。按照章学诚的说法，我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个“博雅”而已，做“专家”是没有可能的，那我就继续沉浸在贪婪之中，快乐地享受着自己在古书之间的得与失吧。

几十年来，每当我得到思慕已久的铭心绝品，自己总能欢快上一段儿，然而欢快之后，接着就把这部书放入了书橱内，除非要使用，否则很少再去触动，新的欢快不断挤走旧的欢快，书橱内久不翻动的书也越积越多。但我觉得自己应当属于“喜新不厌旧”的那一类，所谓“不厌旧”就是好书放在书橱内多年不动，也不会把它转让给别人，让别人再摩挲着它欢愉，这让我想想都难受。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你去问问皇上：三千宠爱，你照顾不过来，赐给我一些，行吗？

所以，无论自己得到多少的好书，片刻欢愉之后，也就没有了太多的惊喜，而念念不忘的总是那些努力追求、最终也没能到手的好书。这组“失书记”所写的，都是我失败的记录，失书是与得书相对而言者，藏书人最爱写“得书记”，就如同人们最喜欢提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因为既有欢愉也有夸赞，而“失书记”当然写的就是“走麦城”，让人读得揪心而沮丧。我这里所说的“失书”并非得而复失，而是求之未得，是得书的反面，我想不出更好的名字，姑且就以“失书记”而命名之。得书快乐，失书苦楚，但我并不是想写一组催泪弹。写下这一组文章，我既有冲动也有目的，冲动就不说了，而目的之一是想让自己不忘旧情，恰如时下流行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第二就是以书述事，以事怀人，我想通过这些“失书的故事”来引出书界的往事，以此怀念过往的书友，同时铭记书友对自己的关爱之情。第三，也想用这些小文告诫自己，天下的好书不可能让自己收完，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你还能把黄河喝干吗？

剥开虚伪显现真情，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并不是想以丑为美地向世人宣告我变成了泼皮，也并非是简单地觉今是而昨非，我想努力做到的是表现出自己的本真。我本善良，但善良成了老于世故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利器，每当我因言获谤时，我都会想起那首《别声响》，这首诗中的每一句，似乎都说出了我的心声。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是如此地明哲保身，“坏币效应”大行于世，也就没有什么可感叹的了。我不是真的猛士，也不能像鲁迅那样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但活到了这个年纪，似乎也没有了这样那样的顾虑，尽量地想办法以自己的真性情活在这个世上，将是我对残生的主要追求。

因为爱书，凡是跟藏书史有关的著作，几乎每见必收。读过了许多之后，渐渐地体味出书本里的藏书史总是跟社会的真实有着看不见的一层隔膜，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信心能够写出一部翔实可靠的《当代藏书史》，但作为一段真实藏书历史的亲历者，至少要用自己的笔写出一些历史的真实，以此来供有志于研究当代藏书史者所采撷。因此，我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自己的亲历逐渐地写出，以故事的形式献给爱书之人。今天结集的这本小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它不成体系，只是一些书界的花絮与逸闻，但我还是愿意把它们写出来，庶几不负我爱书之诚心。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得到几部与我错失之书，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再次看到它们，自己一定会有着“他乡遇故知”的亲切与激动，只要我还有这个能力，我一定要想办法再次拥有它们，让那“曾经我眼即我有”的达观见鬼去吧，我要“冲冠一怒为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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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书记》选摘

其一：「齐白石」帮我化解了尴尬

我已经记不起怎样认识周启晋先生的，但跟他第一次见面前的十数年，就已听到他不少的事迹。十五六年前，天津的焦从海先生每过一段都会来京一趟，专程给周启晋的父亲—周绍良先生—送天津的一种早点。这种早点名称叫煎饼馃子，这个名称叫得很没有诗意，其实就是煎饼里头夹着馃子。馃子是天津的叫法，北京叫作油条，当然北京也有这种食品，跟天津的做法也完全一样，基本上就是路边早点摊上最普通不过的食物。

但周绍良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北京的不正宗，只有天津产的才是那个味儿。那时候焦先生每次来京给周先生送完煎饼馃子，大多会到我这儿来坐坐，在闲话聊天中，我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周家的事，比如周绍良先生收藏了国内最多的明代大统历，周绍良的儿子周启晋先生喜欢集邮，等等。

周绍良先生过世后，听说他藏的书都归了周启晋先生。有几年我主编《藏书家》，其中有一期想专门刊登一些藏书家后人的文章，白化文先生推荐了周启晋先生，于是我跟他有了文字之交，通过文章我发现他很会讲故事，文笔之好也超乎我想象，又过了两年，似乎是在陆昕先生的引荐之下，我才第一次跟周启晋先生见面。

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很巧的事。我在天津的藏书之所就在周启晋先生家旁边，有一天我在书房整书，恰巧周兄来电话谈什么事。接到他电话的那一刻，我正在翻看自他往上周家四代的墨迹，这些墨迹被周家装裱为四册裱本册页，里面的内容是给“止庵”过寿时，几十位周家后人写的祝寿诗，这些诗的最后一篇就是周启晋的父亲周绍良先生作的。

• 《日知阁题壁倡和诗稿》周止庵家诗词唱和稿本 册页装 封面。

当然这位“止庵”不是我的那位学者朋友，他的名讳是周学熙。我在看周家的故物，恰巧又接到周家后人的来电，这种巧合之事让我有些兴奋，于是，我就在电话中跟周启晋先生分享了这兴奋。他果真受到了我的情绪感染，这是我想当然地认为。过了一会儿，我就知道自己真是想当然了。他在电话中说，自己也想看看这件东西，我当然说没问题，告诉他一会儿就到。

收拾完书房，十分钟后，就赶到了周宅，周兄很惊奇，问我如何能够如此神速，我没说自己的书房就在他家旁边，直接打开书包拿出裱本请他欣赏。他把裱本放在书桌上，一页一页地仔细翻看，我注意到他脸上原有的客气笑容渐渐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越发凝重的严肃神态。这种尴尬的沉默让我有些不自在，遂自我安慰地想，可能是因为他看到这些墨迹，勾起了对自己已逝亲人的回忆。

周兄看得很慢，我也不想打破沉默去催促他，于是只好把眼光放在他家的陈设上，看到他家墙上挂着不少的名人字画。这跟我的想象有些差异，我觉得他的家应当是四壁书架，似乎更符合这种藏书大家后人的身份。他家的隔音效果做得很好，室内极其安静，能清晰地听到周兄翻动册页的声音。

可是猛然间，听到“啪”的一声，他合上了册页，我转脸望去，周兄正将几本册页装进函套内。看来他已经看够了，我伸手准备接过来，突然间他把装入函套的册页，猛地一下抱在自己怀里，瞪大眼睛厉声问我：“这是我家的东西，怎么到了你的手里！”

我顿时愣在那里，伸出的双手凝滞在空中，不知道是应当去夺回册页，还是应该把手缩回来，面对这突发的事件，我不知如何应对。脑子里，极速运转，猛然想到刚才墙上的那些字画，顿时犹如神助，一个灵感涌现，让我瞬间平复下来。我指着一张齐白石所画的虫草，不紧不慢地对他说：“这本册子是您家先人的墨迹没错，但它的物权今天属于我，就如同这幅齐白石，如果今天齐家的后人来到您家看到这幅画，说这是他先人画的，他要拿走，您觉得如何呢？”

我的这番说辞，果真管用，周启晋先生面部肌肉马上松弛下来，但双手还是抱着册页不放，说话的语气缓和了许多：“那倒也是，但这件东西对我有用，你开价吧！多少钱我都要。”我告诉他自己不想做这个买卖，他又提出来交换，说他父亲给他留有毛晋的书法和黄丕烈的书法，可以以此做交换。

• 毛晋书法 旧裱本 一轴

闻听此言，我当场就动了心，他说的这两位全是藏书界的一流人物，天下爱书之人，若不知道毛晋和黄丕烈，那肯定其藏书水平还在门外。黄丕烈所批校之书，在当今的文物定级标准中，一律被列入一级，而毛晋是明末的刻书大家，在清代就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誉，他的堂号是汲古阁，汲古阁刻的书到今天还能轻易看到，然而，毛晋的书法我却从来没有见到过。

他所说的这两件书法作品，就文物价值而言，其实远远超过了周家的这四本墨迹，但是，今天的这种现场氛围，显然不是书友间交换藏品的最佳时机。面对这种局面，我说了句活话：“这样吧，如果您觉得这些墨迹在资料上对您很有用，我拿回去后，全部给您复印一份奉上，原件我自己留着，等何时想出手时，一定先通知您。”可能周兄也觉得刚才自己有些失态，他站起身笑着把册页还给了我，并抱歉地说对不起，因为刚才看到先人之物，让自己太过激动，而失去了礼貌。我表示对此完全理解，接过了册页，匆匆离去。

事后待我冷静下来，再细想此事，其实完全能够理解周启晋兄的举措和心态，他对先人手札的爱惜之情，反而令我对他肃然起敬，也为自己的小气而觉得惭愧，为何不能成人之美呢？其实在此之前，我并未多么看重这几件裱本，所宝爱者仅是其中的一张周叔弢先生所书诗，因为他是民国间中国第一流的大藏书家，所藏之书，以及他的墨迹，今天大多藏在公共图书馆，私人手中难得一件。我想，自己有这几本册页，主要就是因为里面有周叔弢先生。

但我已经记不起在何时何地买得这几本册页，得到之后，放在书架上多年未曾翻动，直到近期因为整理编目，才发现了它。由此，而引起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人的收藏心理真是奇怪，别人不争时，放在那里也并不看重，一旦别人跟自己争抢，马上就觉得这件东西价值极大。

• 黄丕烈书法 局部特写

几年后的2011年，无意间在泰和嘉成的拍卖图录中，看到了周兄所说的毛晋和黄丕烈的书法。我自己的藏书中，已经有了两部黄丕烈题跋之书，而毛晋的书法不但没有，见到者也仅此一件。

两年前在广州中山大学开会时，沈津先生带我去看望王贵忱先生，王老是文物界的前辈，也曾藏有许多线装书，在王老家我看到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古物，尤其爱不释手者乃是一方刻有毛晋款的石砚。毛晋所用的砚台，竟然能流传到今天，这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王老为人洒脱，自己的很多藏品都陆续捐给了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而这方砚台，他很是喜欢，没舍得捐出去，按他的话来说，就是当娱老之资。而我自己虽然藏有毛氏汲古阁的刻书，达几十部之多，但是，汲古阁书流传到今天并不稀罕。所以，看到泰和嘉成上拍的这件毛晋书法，很希望能够得到。

这件书法上钤有“周绍良藏”的收藏之章，所以知道确实就是周启晋先生所藏的那一件。然而，转念思之，我的小家子之气又占了上风：万一周兄知道是我拍到的，会不会又找我来索要他家先人的墨迹？当然这是一句笑话。但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放弃竞拍。后来听说这两件书法的成交价格加上佣金，毛晋拍到了七十六万，而黄丕烈拍到了五十万。

其二：高龄九十

竟然像小孩子一样跟我赌气

2012春，翰海的黄河先生来电话，说他征集到了几本重要的书，邀我到他公司去看一看。翰海公司处在琉璃厂东街的中段，前些年，此街是我常来常往之地，自从魏广洲老先生去世后，除非有事，我已很少再到这一带走动。

黄河兄给我看的神秘之书，是几册带着北宋年款的《崇宁藏》零本。于今而言，这种零本已经是难得的善本。中国古籍中，能有确切北宋年款的书很少，我个人的藏书中，有确切北宋年款之书也不过两种而已。然而，翰海征得的这几册虽然品相较差，却更为珍罕，第一是其中的一册书刻有发愿文，第二是每册经中都钤有“鼓山大藏”印记。

六七年前，拍场中出现过几本《崇宁藏》，上面都钤盖着“读杜草堂”和“天下无双”两方藏印，这两方印都是日本藏家寺田望南所钤盖者，而眼前的这几册，却没有这两方印，并且没有虫洞，由此可知这几册经不是从日本回流回来的。因为日本的藏经跟中国大陆所藏者不同之处，就是日本经大多有虫蛀洞。故而我跟黄河先生说，东西肯定对，只是品相略差。

其实我说的是句客气话，用书品很差来形容这几册书一点都不过分，因为此经的每个折页都已断开，变成了一堆散页，即使做了修补，也伤到了很多的字，而重新装池者又是位俗手，装出的书从外观看像武大郎烧饼，这么个邋遢模样，我一点没有想要的欲望。

然而，此经上所钤的“鼓山大藏”印记，却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第一次听到《鼓山大藏》，就是魏广洲老先生告诉我的。当年，他参与编撰《中华大藏经》，负责到山西去调查藏经的留存状况，偶然在太原崇善寺看到了一些《鼓山大藏》。他对自己的这个重大发现十分骄傲，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然而他每每跟我谈及这段往事时，声音顿时高亢起来。看来，一个人如果能做一件有价值的事，直到晚年也会让自己想起来就骄傲。

天下之事，无巧不成书，同样无巧也不成情。我说今日勾起了自己的这段心事，并不是仅仅看到了这四个字的朱记，还有一个巧合的原因，那就是我现在坐在这里看《鼓山大藏》的翰海公司，就距离我首次听说《鼓山大藏》的地方相距不到二十米：魏广洲老先生的家就在翰海公司正门对面的胡同里，我就是在那里听魏老给我讲述他当年发现《鼓山大藏》的英雄往事。

• 《大威德陀罗尼经》存卷四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等译 北宋元祐五年（1090）刻崇宁藏本 经折装 一册 钤“鼓山大藏”印记。

2003年，我跟另外四位书友在鲁迅博物馆举办了首届藏书展。展览期间，我因为自己有事很少前往现场。某天，接到了现场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有位老先生要跟我交流。我赶到书展现场，见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头，说话声音极为响亮，使劲夸我的藏书质量如何之高，如何比其他四位的版本价值好，他看了之后又如何激动。

我真担心他的大嗓门在现场这么嚷嚷，会影响到书友之间的安定团结，就谦虚地跟他说，您不能这样讲，手札、平装书、新文学版本虽然时代晚，但每种都有着独特的版本价值，革命不分先后，不能以早晚来论英雄。那位先生不听我的解释，仍然大声地表扬着，我只好请他留下尊姓大名及联系电话，回头再专程去讨教。于是，我听到他说：“我是魏广洲。”

这个名字我听着很耳熟，后来终于想起，中国书店的张远志兄多次跟我提到他，我早就知道这位魏老先生在1949年之前，是琉璃厂很有名的书商。他当时跟琉璃厂的几家书店合伙借高利贷，买回了海源阁的一大批藏书，因为待价而沽，再加上货币急剧贬值，为这批书让他破了产。后来还听说他跟邻居吵架，把同院的一位老太太气得犯了心梗，当场过去了，老太太的家人要跟他玩命，他走到外面有两年时间不敢回家，家里也被这些人砸得乱七八糟。

后来，我认识他之后，问过他这件事，魏老告诉我这个院子本来都是他们家的，这些人是后来占用了房子，既不维护也不管理，使得院子中常积水，他跟这些人要求修排水沟，就为这个水沟把那位老太太气死了。他在外避难的那两年，张远志兄常给他送些书到暂住处，让老先生解闷，那个阶段我也断断续续地知道了魏老的一些事迹。我在行业中，算是比较懂规矩的那一路，尽管我对魏老有很多好奇心，但从不跟张兄提出要求，让他带我去认识一下魏老。今日这偶然的相识，这一种没有负担的结交，当然让我感觉舒服很多。那次见面不久，我就到他家拜访，开始了我们多年的交往。

跟魏老交往之初，他曾跟我说，有人跟他结交就是打他手里藏书的主意，并且还让人骗走了一些善本。他说这些话我本只是当个故事来听，后来他说的次数多了，我也就开始留意此事。从那时起，我就给自己定下规矩，只跟他交往，绝不要他的书。他常常给我讲过往的书界云烟，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我听得如痴如醉，还有几次给他做了录音。他的家是一个中等四合院，有一次魏老告诉我，这个院子本来都是他的书房，原先每间屋子里都排满了书架，后来公私合营后，他的房子大多变成了公产，住进来好几家外人。

说这些话时，我觉得魏老先生脸色很是平静。经过许多大起大落，再到了这样的年纪，应该看开了很多的事，但他跟我说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却想象着那一屋屋的书，一排排的书架，那种阵势让我激动不已。

现在他居住的房屋仅剩了两间。外间屋的进门处摆着八仙桌，我用手摸过，是柴木家具，西墙上挂着启功先生给他画的红竹，因为老房子没有暖气，屋当中置着个大铁炉子，烟火的熏蒸让那幅红竹的颜色已经变得红黑相间。里间屋是他的卧室，屋里一半的面积是个大土炕，炕的对面，冲着窗户陈列着一张老式写字台。台面上压着玻璃板，玻璃板下面杂乱放有一些黑白照片。还有一张不足两尺大的唐人写经，这张写经仅存一纸，纸的中心有一个奇怪的洞，洞的形状很特别，从外观看像一尊坐佛。魏老告诉我，这张写经他是从缪荃孙儿子缪禄保手里得到的。那个洞本来是彩绘的佛像，被人剪掉了，魏老还另外拿出几张这样剪掉佛像的写经给我看。

魏老所珍藏的善本，主要放在炕上侧边的那个大红木柜里。那个板柜的体量很大，五十年代结婚时的陪嫁，好像就时兴陪送这种大柜，让两个人用杠子抬到婚房里。魏老跟我聊书，聊得高兴时，他就会从那个大柜子里拿出几部书来让我欣赏。他从来不会打开柜子让我自己往里面看个究竟，所以我总觉得那个板柜有着神秘的吸引力，像是阿里巴巴的藏宝窟，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宝藏。

某一天，他又从那柜子里拿出一部书，称此书从未见著录，一函十六册，打开来看，是极为珍贵的海源阁抄本，书名很生僻，具体的名称我已回忆不起来了，让我看得爱不释手。魏老让我说说此书的妙处，我试着解读了一番，从老先生的脸色看，我的回答几乎得了满分。他高兴地对我说，既然你很喜欢它，那就送给你吧。我说，那怎么行，坚决不要。我跟他解释说，自己尊重他是书业前辈，他给我讲的那些佚闻，已足让我受用，绝不图他的珍藏。老先生沉吟了一下说，那也好，卖给你总行吧？我说，这倒是可以，您看需要付多少钱？老先生马上说，一块钱。我听后就笑了，您这还是白送啊，我真的不能要。他的脸色沉了下来，反问我说，你真的不要？我告诉他自己的确是诚心的，绝非假意推脱。他也没再说什么，就把书收了起来。

那些年跟魏老的交往中，我能感受到他的寂寞。他已九十岁高龄，还打出租车跑到我的书房来看书，我觉得他对书的爱是真心的，但我也能感到他的寂寞，他愿意跟我交往更重要的原因是找个能听懂他说什么的人，陪他聊天。我渐渐明白了他的心思，每月至少一次到他家去陪他聊天。

上次见面后的一个多月，我又接到了他的电话，说邀我到他家去看一样东西。可能是为了让我去他家有吸引力，老先生每次都是以邀我看书的名义让我去他家，我觉得这次也应该如此。然而，到他家的时候，却没像往常那样摆出几本书放在写字台上。魏老递给了我一卷纸让我打开看看，我在写字台上将此纸打开，竟然是国家图书馆的一张捐赠证书，细看内容，就是上次他要一块钱卖给我的那部海源阁抄本。

我吃惊地问他，这么珍贵的书，您为什么一下子就捐献了呢？他看着我的眼睛，音量很大地并且明显带气地对我说，你不是看不上嘛，但国家图书馆看得上。到这时我才明白他的用意，原来，他竟然像小孩子一样跟我赌这口气。我马上急切地向他解释一番，他低着头不吭声也不理我，可能根本也听不进去我的说辞。我没有想到人到了这个年纪，脾气却如此之大。自此之后，我再也不跟他提起买卖书的事情，他似乎也开始回避这个话题。

再后来，冬天下雪时，他在琉璃厂不小心摔断了腿，从此卧在床上再也没能站起来。他卧床的那几年，我能感觉到那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困难的一段日子。他的儿子早已去世，为了照顾自己的生活，魏老从老家请来了一位外甥。这位外甥看上去年纪也在六十开外，有一天我看到他正在烙饼，动作之笨拙，让我这个不会做饭的人都恨不得帮他来弄。屋子脏乱到几乎无从下脚，我每次到魏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帮他打扫卫生，因为魏老在炕上吃炕上拉，老房子又不通风，屋里的气味令人窒息。

某次，我遇到他女儿来看望，我认识魏老几年，第一次见到他这个女儿来，就忍不住多嘴说了她几句。魏老的女儿跟我急了，说自己得过乳腺癌，做手术后一直身体不好，边说边要撩衣服，以证其言不虚，吓得我慌忙制止。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一个局外人不可能了解家里几十年形成的恩恩怨怨。后来，我跟他女儿熟识了，断断续续听到魏老还有一个孙女，但跟魏老的女儿关系处得并不融洽，所以家人之间的来往就变得很少。

魏老不但是经营古书的高手，还有着修书的手艺，某次他向我展示了二十多种他自己用不同的手法整修出的古书，印象最深的一本是他竟然发明了十六眼钉。要知道古书大多是四眼钉，六眼钉就已不多见，而这十六眼钉更是闻所未闻，但我看上去似乎没能品味出美感，那本书的样子有点像五花大绑、押赴刑场的囚徒，他这种突破常规想象大胆的尝试，我很是佩服，到了这样的年纪，仍能突破常规，做这新的尝试。我问他做这些样本的目的，他说过几年等到自己的身体好起来后，想用这些样本给人讲课之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年逾九十四岁，我看着他无限憧憬的神态，自己努力地张了几次口，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转年魏老还是去世了，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女儿看见我，跟我说，自己父亲临终之前有遗言，家里的藏书让我随便挑，等到家里的财产分清之后，会请我去看书。此后不久，我就听到了他家亲戚之间为魏老的书和财产打起了官司。又过了一年，他女儿给我来电话，邀我到其家去挑书。那些书陈列的方式有些特别，是一本本地摊开，整齐地摆放在床上，像是书市里的地摊。我扫了一眼，当年魏老给我看过的那些善本，一部也不在里面，看来精华已去。于是，我劝她说，这些书不是我的收藏范围，归了我也没用，我建议您送到拍卖行去，拿去上拍能多卖一些钱。她下意识地说：“拍卖公司我认识，他们来看过了……噢，他们只是看了看。”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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