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历史意义（梁启超不是戊戌变法的真正领导）

多年来，人们对康、梁的曲解、误解是根深蒂固的，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更有赖于历史观的改变。公正地对待一个历史人物，有时真的很不容易。

近年来，关于康、梁在戊戌维新变法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众声喧哗，意见纷呈。比较突出的看法有以下几种。一种认为，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本来没这么大，由于事后他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将其作用不适当地夸大了，而且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的研究者多以他们提供的这些材料为依据，故而高估了他们的作用。另一种认为，康有为应该为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负责，他的急躁、莽撞乃至激进，是戊戌变法没有成功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种意见，直接指向康的品性，指责他狂妄自负，导致了与其他改革势力离心离德，像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群体，不仅不与他合作，甚至给他拆台，不愿意看到他的成功。再有一种看法更充满戏剧性，据说慈禧原本并不反对变法，如果不是康有为处理不当，竟想要鼓动袁世凯兵变，围慈禧于颐和园，慈禧是不会突然变脸，发动政变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三人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

这些说法在坊间流传甚广，影响极大。这也恰恰说明了，在中国，只要是改革、变法，都很难为人所理解、所接受，不仅当初如此，百余年后，亦复如此。事实上，在清末那样一个万马齐喑、万喙息响的年代，康有为的举动的确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要知道，清王朝对读书人的管控是极严的，不能随意谈论政治，更不许随意上书。康有为以一介布衣，打破士人不许问政的禁令，上书皇帝，要求改革政治，以救时危，是冒着杀头乃至诛灭九族风险的，由此可见他的气概和胆识，确有过人之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就写道：“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

如果说“公车上书”是康有为为清王朝敲响的警钟，那么，很显然，清王朝的统治者并未因此从昏睡中醒来。仅仅时隔六年，中国就遭遇了更加惨重的失败，而这次竟然败给了自己的邻居——“蕞尔小国”日本。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其中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国独立，并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辽东半岛，赔偿白银二万万两。这件事给中国读书人的刺激太大了，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这时，恰逢各省举子云集北京，大约有五千人之多，这些人都是前来参加会试的青年才俊，其中很多人将成为这个国家各方面的人才。康、梁一直活跃在他们中间，不遗余力鼓动“公车上书”，力陈变法图存，痛下哀声。康氏很快成为一颗迅速升空的政治新星，在众多举子中脱颖而出，一鸣惊人。

维新派人士群像

康、梁历来被人们说成是“公车上书”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他们自己也常常以此自居。而目前可以看到的研究成果则证明，在这件事上，康、梁的自述并非实事求是，他们不仅夸大了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也夸大了运动本身。这些学者指出，当时各省公车多局限在本省人的圈子内活动，康、梁很难去发动和领导他们。而且，康、梁的背后，也还有了解内幕的京官向他们透露情报，策动他们上书，甚至还有更高层的官员在背后操纵他们。说白了，他们只是所谓“帝党”的一杆枪，由他们出面，鼓动学潮，干涉政府决策，从而将宫廷内部帝后两党的斗争公开化、社会化，以社会舆论（即所谓“公论”）向李鸿章乃至整个“后党”施加压力。这些研究成果固然使我们看到了曾经被遮蔽的某些历史真相，看到了康、梁故意夸大自己作用，修改历史叙事以美化自己的一面，但同时也可能遮蔽历史真相的“另一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将康、梁虚无化的过程中，这场运动之于思想史、文明史的价值和意义也被消解了。

事实上，在这场运动中，康、梁从未置身事外。倒是一些过来人看到了这点儿“真相”，肯在其记述中将康、梁称作“运动主持”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夏季，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在其所作《公车上书记》中亦写道：“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 他在这里所说，即康有为以一昼两夜撰写的《上清帝第二书》，后来被称作“公车上书”。虽然此书最终未曾向都察院呈递，但经过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的誊抄，并在各省举子中广为传阅，使得康有为“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的主张，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戊戌六君子

在上书中，康有为明确表达了兴民权、抑君权的意愿和要求，以及他对西方议会制民主的理解。他们这一代学者恰逢新旧交替的时代，对西方的认识首先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他们看来，未来中国无非是传统中国的延续罢了。所以，康有为要借汉制“议郎”来表达他变法改制的意图，在他，只能这样做，在光绪，恐怕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康有为想要说什么。幸运的是，自光绪十四年（1888）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屡屡上书，只有这次，经都察院代为呈递，很快呈现在光绪皇帝面前。有证据表明，在甲午战败之后，光绪帝愤于国势危迫，民生日艰，急于博采众论，变法更张，这一念头就是看了康有为这篇充满改革新思想的条陈产生的。于是，就在当月，光绪便颁布了著名的自强谕旨，发出了明确的改革信号。据梁启超记述：“其年六月，翁（同龢）与皇上决议拟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 同时，朝廷罢免了保守派孙毓汶、徐用仪。看上去，一时朝野上下都很有发愤为雄，力图自强的表现。

实际上，从甲午到戊戌，康、梁在为变法维新四处奔走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势力的围攻、诋毁、诬陷、谩骂，可谓数不胜数，从未断绝。张之洞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围绕在他身边的梁鼎芬等人，都对康、梁采取极端敌视的态度，其中原委固有学术上的分歧，张之洞对康的独尊公羊，托古改制，以孔子为文明教主，用孔子纪年，都是难以认同的，但他很少做学术上的辩难、商榷，而是直接对康的学说做政治理念的解读和政治企图的判断，并上纲上线，认为康有谋反之嫌，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怕是一种诛心之论，欲陷康、梁于险境也，而欲置康、梁于死地的，还有湖南的叶德辉之流。他们要捍卫纲常名教，自然视康、梁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梁，等于是拉开了戊戌政变的序幕。

明治维新成为日本崛起的起点

应当看到，当年，无论是仇视康、梁，反对康、梁，还是支持康、梁，拥护康、梁的人，没有不把他们视为戊戌变法主谋的。没有他们的努力，戊戌变法的历史或当改写，中国人思想解放的进程也另当别论。由于戊戌变法在政治改革上的失败，今天有些人责备康有为，以为是他在政治上的幼稚、鲁莽、任性，以及思想上的偏执、激进、固执造成的；也有人借口康、梁曾说了一些假话，或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 ，进而怀疑他们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做其实是把历史看得太简单了，而且有庸俗化的嫌疑。近来，颇有人在贬低康、梁的同时，为张之洞张目，认为在康、梁变法之外，另有变法的稳健派在，并以张之洞为代表。又借陈寅恪所言，辩称戊戌变法在当时“盖有不同之二源”，如果不是光绪皇帝受了康有为的蛊惑，未能采纳如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主张，戊戌变法也许不会失败。

多年来，人们对康、梁的曲解、误解是根深蒂固的，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更有赖于历史观的改变。公正地对待一个历史人物，有时真的很不容易。梁启超在谈到他的老师康有为时就曾指出，世界上有“应时之人物”，亦有“先时之人物”，“应时之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之人物，造时势之英雄也”。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

他还说，康有为就是一位“先时之人物”，“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康先生全都具备，“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者。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世界，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 。值此之际，我们重温梁启超的这段话，也许不是无益的。

以上内容选自解玺璋《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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