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令人记忆深刻的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一个民族之存亡，首要在于民众之觉醒。当外敌入侵，只要广大民众能有一腔热血，不为外敌所屈服，所利诱，那这个民族必将获得胜利。正如南开大学被日军炸为废墟后，校长张伯苓沉着回答：“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70年前，中国人赢得了那场战争的胜利；70年后，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当年中国文人那些让人热泪盈眶的民族气节。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的一个学生来到他家，说自己想去参军，但又放不下学业，希望老师能帮他做个选择。朱自清对他说：“读书人所为何事？无非忠孝仁义。一个大时代就要来临，文化人应该挺身起来，加入保卫祖国的阵营。”学生拿出一本小册子，让老师题字留念，朱自清不假思索，提笔写下：“壮志饥餐胡虏肉，谈笑渴饮匈奴血。”

1937年11月18日，在济南任教的老舍为了南下宣传抗战，忍痛抛下妻子和三个孩子，只身来到湖北武汉，投入到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繁忙工作中。对于离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老舍一直很愧疚，但也没办法，他后来说：“人孰无情？弃家庭，别妻小，怎不伤心？可是国难至此，大家就该硬起心肠，各尽其力，才能不把眼泪咽在肚里。谁也不当怨谁，而是一齐为国家设想，为国牺牲。”

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后，日军规定沦陷区内的所有报纸必须送交日军审核。当时在上海的《大公报》决定停刊。1937年12月14日，《大公报》在上海的最后一期发表了两篇社论，主笔王芸生写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1937年12月底，孔子第77代嫡长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应国民政府之邀，前往重庆，主持成立孔学会。一次，日军飞机来轰炸，所有人都慌忙躲进防空洞，唯有孔德成仍然在不慌不忙地写字。日军飞机走后，有人问他不怕飞机轰炸吗，孔德成淡淡一笑，说：“天如丧斯文，我死得其所；天不丧斯文，日本的飞机又能奈我何？”

日军侵华期间，弘一法师的日本友人找到他，劝他去日本避一避，顺便效法鉴真，到日本弘扬南山律宗。弘一法师平静地说：“我在日本留学5年，日本学校教给了我很多知识，这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1200年前，日本僧人荣睿、普照邀请鉴真法师去日本传扬佛法，鉴真法师慨然应允，六渡日本，终致成功。鉴真法师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和医药介绍到日本，他还是日本律宗的创始人。可是现在不同了，当年鉴真法师去日本，海水是蓝的，现在已被你们染红了。日本，我是万万不会去的。”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推举巴金为协会理事。当时巴金正因事滞留在广州，无法脱身。直到9月，武汉会战已进入高潮，粤汉铁路也被日机炸断，巴金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困难和阻碍反而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去看看大会战的武汉……要把个人的情感融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面，纵然只能在那里住一天，我也要去！”

1938年4月，丰子恺来到武汉，放弃了闲淡悠远的漫画风格，开始用最直接简单的画风，创作了大量抗日爱国题材的漫画，如《睡狮初醒》《狼入中原人流离》等等。丰子恺在给朋友宋云彬的信中写道：“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1917年，胡适刚从美国回来时，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后，正好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胡适自然不能袖手旁观，毅然加入到抗战的行列。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以争取美国的援助。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胡适说：“吾从未担任官职，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业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牺牲了。”

香港沦陷时，梁漱溟跟一大批文化名流坐船撤离。日寇的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水里也不停地有水雷炸响，全船的人都吓得半死，唯独梁漱溟呼呼大睡，毫不在乎。同行的人问他不害怕吗？他说：“我是死不了的，如果我死了，中国怎么办？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所以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抗战爆发后，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到四川宜宾的李庄，作为骨干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同行。在李庄，因水土不服，且极度贫困，林徽因身染重病，长期卧床。1942年年底，美国的朋友费正清得知他们的窘况后，亲自来看望他们，并邀请他们去美国生活。林徽因回答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汪伪政府筹办伪中央大学时，想聘请原中央大学教授、著名藏书家王瀣任教。王瀣当时已70岁高龄，全家生活艰难，只能靠变卖珍藏多年的书籍为生，但王瀣毅然拒绝了汪伪政府的聘请，连来人的面都不见。1944年9月25日，王瀣在贫困交加中病逝，临终前，嘱咐家人道：“我生不愿见日寇，死了，棺材也不要见到敌人。我死后，棺材不准出门，就地埋在自家后院里。”整整一年后，抗战胜利，家人才含泪将其遗体迁葬故里。

1944年10月21日，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广大知识青年踊跃参军。“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很激动，也动员自己所里的年轻人积极参军，说：“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

1944年12月，日军攻陷贵州独山，兵锋直指陪都重庆。一时，重庆人心惶惶，很多人都开始逃难。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问妈妈：“如果日本人真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林徽因淡淡地说：“中国读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冼星海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已过世，靠着母亲给人帮佣供他上学，所以他从小的愿望就是早点长大，孝敬母亲。1935年从法国留学回来后，正赶上国内抗战，冼星海哭着对母亲说：“我非常对不起您，我应该在家里侍奉您，可是，我们的国家有难，我必须要去做点事。”母亲深明大义，劝他不用挂念自己，等胜利了再回来。从此，冼星海辗转各地，再未能见母亲一面。1945年抗战胜利后，冼星海在苏联病逝，十年之约猝然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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