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写的散文诗素材（我的父亲母亲镜头下的爱情抒情散文诗）

电影与文学是拥有不同艺术形态与审美特征的两种艺术形式，但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通过艺术创作与人们产生情感共鸣，并由此达到净化心灵的作用，因此在本质上，电影与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体现在创作阶段，便是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

文学作为一种几乎已经发展成熟的艺术种类，在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文学改编电影初期，导演们追求“忠于原著”的效果，致力于用电影手段对文学作品内容重现，而到九十年代之后，第五代导演打破以往的改编方式，而仅仅将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原型，在其中加入自己的创作灵感与意图，将文学作品进行重新改编塑造。虽然并没有达到“电影作者论”中所突出的导演的绝对中心地位，也没有完全使用编导合一的创作方式，但由于加入了新的编排与塑造，因此电影作品拥有了导演自身的特色与灵魂。

《我的父亲母亲》是张艺谋导演在九十年代末拍摄的作品，影片根据鲍十创作的小说《纪念》改编而成，在拍摄时，导演并没有采用小说的叙事重点与叙述逻辑，而是将镜头投射在女主人公招娣与男主人公骆长余唯美的爱情故事之上，用黑白片与彩色片表现现实与回忆，并巧用前井、读书声、教室等多重意象，在影片中加入时代特点，用镜头创作了一部真善美并存的“爱情抒情散文诗”。

一、叙述主体的改编

在小说《纪念》中，作者鲍十塑造了一位无私奉献、受人爱戴的教书先生骆长余的人物形象，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心理描写与环境描写，讲述了骆长余为三合屯的教育工作奉献一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建筑新的学校，在得到批准后为建设新校舍奔波时，因过劳而去世的故事。并以儿子玉生的视角，回忆父亲骆长余与母亲招娣之间的爱情故事，表达出作者对那一代人纯真爱情的讴歌与拥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教育工作者的赞美。

小说以骆长余为叙述主体，紧紧围绕建新学校这件小事进行叙事，其中对母亲招娣的描写，都是为了丰富骆长余的人物形象。但在电影中，导演将叙述主体转换为母亲招娣，从父亲的去世讲起，并通过儿子玉生对于父亲母亲初恋故事的印象，重点叙述了父母之间唯美的爱情故事，歌颂这个物质时代缺失的那种单纯而美好的爱情。

电影中，无论是在以黑白片展现的现实场景中，还是以彩色片塑造的印象画面，母亲招娣是绝对的叙述主体，而父亲骆长余大多是以意象化的方式存在的。

现实场景构建于父亲骆长余去世后，主要讲述了因如何将父亲的尸体运回村子所引发的矛盾，并在其中加入母亲对父亲的思念、坚持抬棺、织布等场景，以及儿子为完成父亲生前遗愿给三合屯的学生上课的情节。这里的父亲形象是没有具象化的，仅仅存在于母亲、儿子、村民等人的叙述中，而与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小说中的父亲作为一位为村里的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人，将父亲抬回村里是所有人的意愿。

而在电影中，导演将是否抬棺作为一个矛盾点，一方是坚持抬棺的母亲，一方是因为人手困难而反对抬棺的村长，儿子玉生作为调节矛盾的天平，最终解决了抬棺矛盾。巧妙地是，导演虽然没有将抬棺描绘成全村人的意愿，但却没有弱化对教育工作者的尊敬与歌颂，反将这种敬意融入到抬棺过程的叙述中，以动态的角度，浩大的队伍，以及各色各样的学生群像，突出父亲对教育事业的奉献。

二、意象的运用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张艺谋运用“红灯笼”象征封建文化中的父权文化，大红灯笼一燃起，便带走了颂莲的自由与进步思想，将她化身为深宅大院里供人赏玩的“物件”。这种对意象符号的运用也出现在《我的父亲母亲》之中。在影片中，导演主要突出母亲招娣的人物形象，通过招娣爱的启蒙、确认与追寻，从而展现那个时代一段动人的爱情往事，因此父亲骆长余的人物形象在影片中便被淡化了，而成为意象符号出现在电影情景之中。

在玉生对父母爱情故事的印象中，导演将更多的笔墨用于描绘母亲对父亲的爱与追寻，父亲虽然露面，但更多的是以意象存在于故事情节中的。如果说电影的主题是表现父母之间纯真美好的爱情，那么这个爱情则主要体现在母亲对爱的追寻上。

在电影中，母亲对父亲的爱在她第一次见到父亲时便生根发芽，随后便展开了她的寻爱之旅。电影的基调是浪漫而唯美的，母亲的寻爱并不像传统爱情电影中那般热烈，而是体现在为施工队送饭、去前井打水，以及在路边的等待上，导演对父亲角色的有意弱化，使得他的镜头几乎被其余意象代替，在这三个场景中，导演将全部的镜头都给了母亲，而父亲则转化成青花瓷碗、教室与放学路上的歌声存在于叙事过程中。这种意象化的表达与小说中对骆长余细致的形象描写不同，是导演拍摄电影时独有的特色。

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中，招娣都喜欢在教室附近听骆长余带领孩子们读书的声音，在电影中，导演巧妙地提取骆长余的身份优势，将这种读书声化作骆长余的形象意象，存在于许多场景中。

导演用声音勾勒出一个健壮有力、博学多才的老师形象，用声音代替形象的存在，从而重点展现母亲对父亲一往情深的情谊，而在其中表现对最突出的，便是招娣因在雪地里等待骆长余而生病时，因高烧产生幻听的招娣依稀听到读书声，并将幻听中骆长余的读书声当做骆长余回来的信号，并因此冲到教室里。此时读书声与骆长余之间为对等关系，是骆长余形象的符号化表示。

教室是骆长余的工作场地，在现实场景中，建筑新的教室是他的梦想，他也是在为建筑新教室而奔波时去世的，在他去世后村民以及他的儿子都将建教室当做他的遗愿在尽力完成，工作了四十余年的地方，早就成为他的代言与象征。而这种象征在印象场景中，主要体现在招娣的守望与追寻场景中。

在建教室时，因地方风俗原因女人不能走进，于是一次次的送饭变成了远处的守候，而正在建设中的教室则代替骆长余的形象出现在画面中，同时也代替骆长余形象，成为招娣守望的对象。而建成的教室似乎永远是大门紧闭的状态，无论是招娣在门外听骆长余讲课还是专门路过教室，它作为一个静态的物体，永远伫立在那里，以至于在前井打水的招娣所眺望的，也是那个象征着骆长余的教室。

三、结语

张艺谋曾在访谈中说过：“我觉得电影其实就是抓情感，抓人性，其他的都不重要。”于是在他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时，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作品人性的强调，于是在都市文明不断异化人性的时候，张艺谋将目光重新投向乡土，放置在父母那个年代所拥有的纯粹美好的爱情上，用镜头语言创造出《边城》式的牧歌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一段神圣的爱情故事。

当《纪念》变成了《我的父亲母亲》，现实主义的小说作品变成了镜头下的抒情散文诗，而这种改编无疑是成功的，影片一经播出便获得了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与最佳导演奖、第2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多项荣誉。时至今日，这种不失原著本来面貌又充满导演个人特色的改编电影，依旧深受观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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