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推荐书上下五千年（要穷尽一生去写山西戏剧）

王芳近照。

2019年10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书《天地间一场大戏》。

出书，对于出版社来说不新鲜；但这本书的出版有新鲜的地方，那就是10月22日首发式当天，王爱爱、任跟心、谢涛、张智、杨仲义、陈素琴等戏剧名家齐聚一堂，为200多名戏迷纷纷献唱，真正上演了一场“大戏”。

是怎样一位作者能让新书首发式如此特别？是怎样一本书引来众多戏剧界大腕的助阵和戏迷的捧场？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天地间一场大戏》的作者王芳。

王芳，70后，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协会员、《映像》杂志副主编，已出版散文集《沉吟》《关城怀古》《拈花一笑》，以及人物传记《明心梅韵》；是大型文化类电视节目《伶人王中王》《人说山西好风光》《擂响中华》文字统筹。《天地间一场大戏》是王芳饱含对山西戏曲的热爱和深情，花两年时间跟随戏剧团体，深入到山西戏剧人演出、练功、生活的一线采访写作而成。

怎样就是饱含热爱与深情呢？与王芳面对面听她诉说，就能看到她对戏曲的真爱与真情——

说到谢涛夏天在内蒙古演出因高温而晕倒，被救醒后，执意要继续为台下一万多观众演唱，“不能让大伙白来”时，王芳掉下了眼泪；

说到话剧《立秋》马洪瀚的饰演者董怀玉刚把演出的接力棒交给年轻演员就病倒时，王芳低声啜泣；

说到山西省交响乐团团长朱建安边哭边讲述山西交响音乐史上的功臣巨匠——德国人艾伦巴赫时，王芳又哭了……

没有爱，哪来的泪？我们的采访，就这样在王芳对戏剧的一片深情中开始。

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从这条路上拉走

山西晚报：从小就喜欢戏吗？

王芳：不只是喜欢。小时候村里有戏台，也就是村里大庙里的戏台，这样的戏台在乡村以前是很多的，我是那个坐在父亲肩头看戏的孩子。我父亲爱看戏，也爱唱戏，去唱戏的时候，就带着我，我每晚都在戏箱上，听着锣鼓的铿锵声睡去，直到他们演完，再把我带回家。我想，是父亲在我的心里种下了戏曲的种子，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就会复苏并发芽开花。前几天，舅舅去世了，我赶回老家，因为母亲去世早，她的故事我知之甚少，就在这几天里，舅舅家的许多人才讲起，母亲年轻的时候也爱唱戏。原来，父母皆如此啊。那么，对于戏，我便不仅仅是喜欢，竟然是我的宿命呢。

山西晚报：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王芳：在到《映像》杂志供职之前，我在山西化肥厂工作。由于家庭原因，我很早就辍学了，参加工作很早。这个厂子承载了我几十年的岁月，我当过铲煤工人，做过办公室的干事，进过工会团委，干了十年的销售，自己考了会计师以后，又在财务部门工作十年，几乎经历了工厂的所有沉落起伏。刚刚参加工作时，心有戚戚，我多么想读书啊。有一日，行走在铺满落叶的路上，对自己的前方产生了不确定，于是心有所动，写了第一篇散文《小路》，发在我们厂的小报上，当时稿费是两元。但这两元带给我的欢乐掩盖了我家庭和人生经历带给我的痛苦，由此我便爱上了文字，多少年痴心不改。我有两个世界，现实世界无法解决的，都可以交给文字世界。这几十年，世事纷繁，我却从没有忘记我要写作，我曾说，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从这条路上拉走，金钱不能、权势不能、打击也不能。我问自己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吗？是的，我只选择这一条路，心满意足。

山西晚报：您的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戏剧有了联系？

王芳：当我在工厂经历了各种起落，当我在这里结婚生子，一切都安定下来，那些沉埋在心底的戏之因、戏之果就复苏了。于是，我顺从自己的内心，开始去看、去听、去和那些戏剧人交往。从三十多岁起，看了便写，从我的家乡戏上党落子开始，扩展到山西的四大梆子，再到京剧、豫剧、河北梆子、秦腔、黄梅戏、越剧、昆曲、话剧等等，一直到太原工作后，有了地域便利和工作便利，便一发不可收。先写小感觉，后写戏剧评论，再写人物传记，这个世界好大啊，在与这样的传统文化交汇时，空中能看见闪耀的光亮。我把我的精神世界看作一个王国，文字是皇上，登基之后，便娶了戏曲为后，文字与戏曲琴瑟相和，这真是极好的。对吧？

山西晚报：是啊，那您一般会怎样表达对戏曲的热爱？

王芳：我没想过表达，我只是用所有的身心来体验和记录，也许它很自我，但却是极致的。我的好友说：我恨不得让所有人都走进来。她说得没错，也许我表达热爱的方式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爱上它。瞧，你看了这本书，是不是对我们的戏剧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你以后会不会去看呢？如果你心有所动，便是我的成功。

山西晚报：不心动就不来采访您了。那您自己会唱吗？

王芳：我只会唱我的家乡戏，我喜欢的一折戏叫《文王访贤》，每次我们作家有笔会，我都唱这个，整得朋友说“都听七遍了”！可有什么办法呢，其他我唱不好。很多剧种的名家名段，我也会一些，但不敢拿出手。我把这些丝弦声搁在心底，随我一生，伴喜乐苦痛，也是极好的，对不？

山西晚报：戏曲在您这里无论怎样都是极好的，我觉得用戏迷、戏痴来形容您已经不够，您是爱戏的极品。为什么爱它？

王芳：我在本书的后记里写道：戏剧是综合艺术，集中了一个民族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和雕塑的成分，又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美学观念。一千多年来，中华戏剧容能容之形式和内容，既传承又革新，源远流长一直到今天。在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都已不见踪影的时代，中华戏曲还一枝独秀地坚强挺立，从而也影响了其他戏剧形式，话剧、曲艺等莫不以戏曲为滋养，在娱乐方式日益多元的情况下，它依然呈现着一定的生命力。千百年来，无数的人沉浸其中，不可自拔。它宏大却又渺小，具体而又抽象，且悲且喜，又美又高贵。这是一个我们进来便不想走出的世界。我怎能够不爱它？

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我写到的每一个人

山西晚报：为什么会着手写《天地间一场大戏》？书名是怎样起的？

王芳：之所以有这本书，缘于我省著名散文家张锐锋先生。两年前的冬天，我在写作的困倦中打转，他对我说，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我一听就来了精神，喜欢戏曲多少年，文章写了不少，还没有正经写过一本书。当然，他是知道我喜欢戏曲的，也应该为山西写一部这样的书。当时，正是2017年我省送戏下乡一万场的开始。于是他把我介绍给了时任山西省演艺集团董事长的贾新田先生。很快，我便随团开始了我的采访。就这样，在张锐锋先生的几番提点和重视下，一直到我改完第7稿，才有了这本书。

书名这几个字不是我的原创，它的版权属于洪武帝朱元璋。元末明初，朱元璋还未做皇帝时，曾给一个戏班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日月灯，云霞帐，风雷鼓板，天地间一场大戏；下联是：汤武净，文武生，桓文丑末，古今人俱是角色。好一个“天地间一场大戏”啊，天地便是舞台。我便把它拿来用作书名了。

山西晚报：随团采访顺利吗？大家对您的采访怎么看？

王芳：从来没有不顺利，他们每个人都是眨着期盼的眼睛来迎接我的，总有人说，你得写写我，还有人说，从来没有人写过我。你知道吗？那种期盼让人心疼。可是书的篇幅有限，我得有取舍，于是我对不起很多人。

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我写到的每一个人，我只是一个记录者。我所能做的，就是和他们交往，听他们诉说。这个世界上，“爱”这个字是无敌的，你若爱他们，他们自然会与你掏心掏肺，爱也是可以回向的，他们这些年也给予我很多。

山西晚报：花两年多的时间采访，辛苦吗？

王芳：即使站在乡下的舞台，即使躺在乡下的被褥里，我也不觉得辛苦，我只是个过客，可他们常年在乡下如此，我怎敢有怨道苦？

山西晚报：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吗？

王芳：印象最深的是跟随省晋剧院演出团下乡时大伙给我整铺盖的事。他们经常下乡演出，都有铺盖卷，说走，到库房一抱铺盖就走了。但我没有下乡的铺盖，在他们所住的学校二楼教室，四张桌子拼在一起，算是我的床，有人帮我铺被子，有人帮我搭蚊帐，我要伸手帮忙，他们不让。下乡演出能住在学校已经是最好的住宿条件了，他们还要给我收拾得更好。这些铺的盖的都是团里人的，你一床褥子，他一个蚊帐，一点点聚成我可以睡觉的样子。我就站在旁边，看他们忙碌，我的心已经潮湿得不成样子，我在他们身后，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我的泪终于落了下来。我说不清，自己的泪为什么流。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们喜欢我和他们在一起，他们给我温暖，给我尊重，他们尊重的是另一个我，一个作家的身份，还有一份我愿意和他们一样吃住的喜爱。

从来没有人这样采访他们，也从来没有人没有官话套话没有盛气凌人没有尖酸刻薄地和他们待在一起。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些铺的盖的是谁的？我至今想念他们。

山西晚报：有难忘的人吗？

王芳：我跟随谢涛到成都去，谢涛在台上唱念做打，演一个《烂柯山下》朱买臣的故事，听着剧场雷鸣般的掌声，我却流泪了，那是骄傲的泪，山西有谢涛，真好。那一日，我采访完省话剧院的董怀玉老师，他骑着一辆电动车，消失在万家灯火中，这个背影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书出版后，我拍照给他看，他说，这个时候出版正好，他会念着我写下的文字抵抗病魔。一句话，我忍不住哭出声来。

山西晚报：采访时也总掉眼泪？

王芳：看着舞台上被汗打湿的行头，干不了第二天继续穿；看着他们带着一包包的药常年奔波；看着他们仅仅为了一个爱字，便坚守多年……我就止不住我的眼泪。这桩桩件件，都是我心头之爱，没有厚此薄彼，都写到了书里，我完完全全把自己和他们交给了读者。

山西晚报：书里除了讲述名家名角之外，还讲了戏剧边缘的芸芸众生，比如鼓师陈跟东、戏迷段兴旺、舞台队的工作人员，也写到了话剧、曲艺和交响乐团，为什么把写作视角放得这么大？

王芳：我要写的是山西戏剧，那么就要涵盖所有的戏剧形式。我认为，仅仅写下几个人的故事是不够的，这些年，我们的戏剧走到了哪儿？在全国来说是个什么位置？他们在基层的状况又如何？这些人需要什么？这所有的所有，在如今这个社会该如何定位？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对不对？有什么经验和教训？今后应该怎么办？要思考得太多了。但我没有在书中提供结果，只是写出了所见所思。我希望我的书不是畅销书，而是长销书，希望一直有人关注山西戏剧。

用自己一生的文字积累去完成对戏剧的爱

山西晚报：用心、用情写出来的作品是打动人的，那些光鲜的舞台形象背后有欢乐，更有疼痛，我几乎看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会掉眼泪。想过自己的作品会这样打动人吗？

王芳：我没想着去打动人。如果起笔之初，就想着文字的结果，那么这样的文字一定是虚假的、功利的，我只需要认真记录就可以了，用自己一生的文字积累去完成对戏剧的爱。

山西晚报：书中用一个章节写了您对“送戏下乡”的成就与思考，能简单地说一下您对这件事的认识吗？

王芳：我曾说，送戏下乡是一个迟来的隔世的答谢。历史上，多少次戏剧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时，都是在那些田园炊烟的乡间才能够保留下来。曾经采访过北方昆曲剧院，昆曲艺术家们在清末动荡时躲回乡村保全自己，抗日战争爆发时，也一样躲到乡村去保全性命。是乡村让艺术家存活，艺术家存活了，也就把戏曲保存了下来。晋剧也一样，在动荡的年代，全靠乡村以及乡民得以延续，我们甚至没有来得及说一声感谢。所以在我看来，送戏下乡就算是一种隔世的答谢了吧。

山西晚报：您怎样看待那些为山西戏剧传承付出的人们？

王芳：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但我的思考却缺少了一点，一直到杜学文先生的序写出来的时候，我瞬间被击倒。他写道：王芳在她的书中就描写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出现的时候，并不知道生活将赋予自己怎样的使命，只是在懵懵懂懂之中走上了这样的人生道路，并越来越执著地走下去。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自己在表演艺术上更完美，更具创造力。但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担负着使更多的人能够具备超越世俗的神性，传承千百年来民族奋斗形成的“图腾”——文化的、价值体系的、现实秩序的。

我不得不惭愧地说，我直面他们的生存和生活，却忽略了他们所回溯的神性，他们值得我们更好地对待。

山西晚报：您怎样看待戏迷？

王芳：戏迷是个庞大的人群，他们可爱，他们疯狂，他们不计得失，也是他们的存在让戏剧不能够消失。让他们存在，尊重他们，也喜欢他们，也是为戏剧尽心尽力。从自费几万元为丁果仙寻身世、自己却连大病保险都买不起的戏迷段兴旺的身上就可以得出结论，他们的创造力和执行力是非凡的，能做大贡献。在官方不能做到的地方，允许他们补充，获利的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

山西晚报：您在书中说“戏曲是没落的贵族”，全国戏曲剧种的消亡在山西也尤其突出，这让人很心痛、很惋惜，对于戏曲的现状您是怎样认识的？

王芳：繁花过眼，雾里看花。如今有一个貌似繁荣的局面。国家对戏曲的资金投入和重视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有些砸下许多资金的地方，却不见好剧排出来，有许多戏只是为了应景，钱花完了，便关起箱底，再不出世。一个省的好编剧、好导演、好演员、好评论家，应该谁来培养？怎么培养？问题其实还是很多。专家郭汉城有一句话：戏曲不会死。是的，不会死，但也活得不那么敞亮，这就是现状。

山西晚报：今后还要在戏剧的路上继续求索吗？还想为您深爱的它做些什么？

王芳：会继续的，能清醒地认识到一条路，不要命地奔跑下去，其实是一种幸运。这样的博大精深，我却只知道皮毛，这怎么能行？所以，继续走，别无选择。接下来准备做我省“天下第一团”这个主题，写罗罗腔、耍孩儿、道情、武乡琴书等，有些戏曲形式可能全天下只剩一个剧团了，我要挖它们的故事，要不过些年它们也消失了。除了我这支笔，我贫穷到没有其它，所以我会也只能继续写，直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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