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金铁霖同住一别墅（林徽因与金岳霖）

在学术文化圈内，金岳霖是逻辑学家，是“中国哲学第一人”，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创始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学术文化圈外，大众文化的叙事里，金岳霖是那个“痴爱林徽因而终生不娶”的大情圣，是“逐林而居”、深情守护林徽因的谦谦君子。

01 可疑的“爱情对话”

关于林徽因与金岳霖感情纠葛，流传最广的故事版本来自梁思成的续娶夫人林洙。她说，因为社会上一直有金岳霖为林徽因而终身不娶的传说，她为此专门问过梁思成这事，而梁思成是这么说的：

“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间，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身为梁思成的遗孀，林洙的说法被视为林徽因与金岳霖之间感情的铁证，几乎所有关于林徽因的生平叙事都必引以为据，更不要说那些热衷于林徽因情感故事，添油加醋把林徽因当作娱乐明星般演绎的网络爽文。

林洙是在三位当事人均已离世才托出这个故事的。也就是说，她这段活灵活现的转述，除了梁、林、金他们本人，根本无人能断其真伪，因此，梁思成是否真的会对后妻讲述亡妻这样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是无从考证的。

不过，上述故事的时间段里，林、金两位当事人的生活状况却是有据可查的。

林洙正式的文字披露梁、林、金三人这段“爱情对话”前后共有两次。首次披露是1990年，林洙在《人物》杂志发表《碑树国土上，美留人心中——我所认识的林徽因》一文，林洙特别说明是梁思成亲口所言；2004年6月，值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林洙推出新书《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再次将这段私密的爱情对话推至热门话题。

1990年的文章中林洙描述的对话时间是1931年，而到了2004年出版的书中，这个时间变成了1932年。不苛责林洙的说法前后时间不一致，人的记忆难免有些出入嘛，而是根据她前后不同的说法，就此把考验的时间跨度拉大，从1931年-1932年来考验梁、林、金三人发生这段爱情对话的可信度。

在《金岳霖回忆录》中，金老自述：“1931年我又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一年，就到哈佛大学的谢非先生那里学逻辑”。这个时间在金岳霖的弟子刘培育所著《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一书中得到印证。书里还提到那时清华有个规定：凡教授在校工作5年，即可获一年的学术休假，公费去国外访问进修。金岳霖是1926年开始在清华教授逻辑学，1931年获得第一个学术休假。

金岳霖赴美的准确时间是1931年7月20日，这是通过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信知悉：1931年7月4日，身在北京的徐志摩给在上海的陆小曼写信说：“……老金他们七月二十离北平，他们极抱憾，行前不能见你。” 7月8日，徐志摩又写一信，信中说：“……老金、丽琳想你送画，他们二十走，即寄尚可及。”（见徐志摩《爱眉小札》）

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除了为金岳霖1931年赴美提供了确切的时间信息外，更重要的信息是，金岳霖当时并非单身之人，他身边有一位同居的女友，美国姑娘Lilian Taylor(中文名泰丽琳）。

金岳霖与泰丽琳的关系始于何时尚无据可查，但根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回忆，1924年他们在欧洲遇见金岳霖时，金岳霖身边就有了泰丽琳。那次金岳霖向她借了30元，然后带着女友去意大利游玩。（见杨步伟：《杂记赵家》）1925年11月，金岳霖带着秦丽琳一同回国来到北京。

据说，这位秦丽琳“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而金岳霖深受罗素试婚主张的影响，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在北京城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留洋的金博士带回一个洋女友，这件事在当时广为人知。

据此，在1931年，林徽因和金岳霖之间发生爱情故事的可能性几近不存在。

再看1932年。梁思成赴宝坻考察是1932年6月11日至17日，调查笔记对此有明确记录（见《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也就是说，按照林洙转述的故事，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就向他诉说自己“苦恼极了，同时爱上了两个人”，那就该发生在1932年6月17日。

这次考察共一周，梁思成仅携东北大学的学生王先泽和一名仆人出去，林徽因确实未能同行。假设这段时间金岳霖也从美国回来了，那么，林徽因与金岳霖可能在这期间迅速发展感情吗？

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之低，因为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于1932年8月4日在北平协和医院出生，接生的是林巧稚医生。

那次宝坻考察，林徽因所以没有同去，是因为她身怀六甲。实在很难想象，有孕在身，两个月后即将生产的林徽因能够这么快爱上其他人。

而梁思成这边，“想了一夜”“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觉得自己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也难以想象，梁思成一夜痛苦的思考，竟然丝毫没有想到即将出世的孩子，就慨然做出成全之举？

可见，这段似乎铁证如山、深入人心的爱情对话，其真实性其实是经不住推敲的；而且其中人物对话的构词——绝对堪称经典、几乎可作爱情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既十分契合人们熟悉的戏剧冲突桥段，又能够为世人提供一个完美爱情的道德样式，大概是故事太过完美，怎么看都像是后期动用了“历史滤镜”。

不得不提，梁思成这位续娶夫人在梁思成去世后，大肆贩卖梁思成、林徽因有关资料，大讲特讲林徽因感情私事以博取热度，吃相实在有些不堪，由其一手供应的故事版本难免不让人怀疑。

02 最亲密的朋友和后加入的家庭成员

虽然林洙版梁、林、金三人“爱情对话”的真实性十分可疑，但是金岳霖与梁思成和林徽因非同寻常的亲密，金岳霖与梁家上下宛若家人的关系，却是真实且公开、朋友皆知的，金岳霖被朋友戏称“逐林而居”。

《金岳霖回忆录》是由金老晚年断断续续写下的100多个片断整理而来，内容涉及与他交往密切的老朋友、个人经历和治学活动，以及生活情趣等。

在“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这个目录下，金岳霖叙述了他与梁家的关系：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

“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园院，我才分开。”

“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是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不同而已。”

林徽因于1955年4月去世。在林徽因生命最后那段时间，金岳霖每天下午必来看望，风雨无阻。他为病榻上的林徽因诵读各种文章，其中多数是英文。

1972年梁思成去世。1974年梁从戒及妻女搬到金岳霖处同住，直至“金爸”1984年去世。

有人因此总结说，“金岳霖送走了林徽因，林徽因的儿子送走了金岳霖。”

也是在这个关于梁思成、林徽因的回忆片段中，金岳霖专门阐释了“爱”与“喜欢”这两种不同的感情，以及他对亲戚和对朋友不同的感觉，似乎是有意要道明他与梁家的关系：

“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果然如此的话，那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我和我的二哥与六哥就是这样。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我差不多不到长沙去（注：金岳霖原籍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出生于湖南长沙），到上海去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但主要是在徐家或张家，他们是徐志摩的亲戚。我至少是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在北总布胡同，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这段文字里金岳霖很直白地说明：亲情与友情不同，但有些亲情可兼得友情，“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没那么直白，但顺着前后文就能看明白，他其实要说的重点是：他与梁家的友情兼得了亲情。金岳霖对林徽因的闺蜜费慰梅说过，“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费慰梅说，金岳霖“实际上是梁家一个后加入的成员”（见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金岳霖1914年到美国留学，先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十年后林徽因也就读于宾大），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商科，又改学政治学，六年后获政治学博士。金岳霖哥大得同学中有徐志摩、张奚若、孙科、宋子文和蒋梦麟等。1920年金岳霖转道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西方哲学一年有余。随后三年他游历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于1925年11月回国，次年出任清华大学教授。

金岳霖在海外生活超过十年，他穿西装、戴礼帽，吃西餐、喝咖啡，能说一口炉火纯青的英语，还有“同居不婚”的美国女友，学问和做派都十分西化。

上世纪初年的民国学术文化圈里，教授学者、文化名流大多有留学海外得经历，因而在那些学贯中西的文化精英中，思想新潮前卫的，反叛传统礼俗的，或生活方式极其西化的均不罕见。只是，金岳霖似乎比他们更彻底地摆脱了中国传统家庭生活的羁绊。

与徐志摩、胡适等人留洋前就早早地接受了家庭包办的老式婚姻不同，家里有六位兄长的金岳霖与他的“老家庭”相当疏远，没有父母安排的“小脚媳妇”，也鲜与“老家庭”往来，似乎也放下了传宗接代的家族责任。因而，金岳霖能够特立独行地“脱离亲戚的生活，进入朋友的生活”。

03 跳出了世俗的“恋爱-结婚”公式

金岳霖是由老友徐志摩介绍认识林徽因与梁思成的，而他也像他的老友一样，深深地被林徽因吸引。

在林徽因这边，金岳霖也是极可爱、极有个性魅力的：“我们亲爱的老金，以他具有特色，富于表现力的英语能力和丰富的幽默感，以及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处变不惊的本领，总是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为朋友们保留一片温暖的笑。”（见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金岳霖无疑是爱慕林徽因的。在给费慰梅的信里，他说：

“人所共知她的爽直、前卫，拥有天赋天分和聪明（哦！她讨厌做聪明人）。她激情无限，创造力无限，她的诗意（不仅仅是她能写诗歌），她敏锐的感受力和鉴赏力，总之，人所渴求的她应有尽有，除却学究气。学究气的反面是丰富多彩，一个人学究气越重也就越丧失色彩。我宁愿自己更富于色彩，看看徽因多么丰富多彩，而可怜的我！如此苍白，彻头彻尾的苍白！”（见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抗战爆发后，颠簸流离的生活严重地摧毁了林徽因的健康，她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很多时侯要卧病床榻。然而，在致费正清的信中，金岳霖说林徽因：“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

无奈，金岳霖是情感的“迟到者”，佳人已为人妻，并且拥有美满幸福的家庭。

在此，金岳霖充分表现出了哲学家的理智和超脱，豁达且克制地对待“情感迟到”——他只是无限地欣赏她、支持她，追随她却不打扰。用费慰梅的语说，就是“由始至终，他都只想以一种没有丝毫破坏性的方式，参与她的人生”。

作为徐志摩的老友，金岳霖并不认可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狂热追求，说徐志摩放纵情感，没遮没拦；他由衷地认为梁思成与林徽因才是绝配，并且极赞赏他们对建筑事业的热忱：

“......林徽因被她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比较起来，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啊！”（见陈新华《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

金岳霖有学生感情遭遇波折，痛不欲生要寻短见。金岳霖得知，劝慰和开导他：

（1）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能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2）恋爱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升华。恋爱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创造物，并非真正客观的存在。因此，只要恋爱者的精神感情是高尚的、纯洁的，他（她）的恋爱就是幸福的。不应从世俗的‘恋爱-结婚’公式看问题。（见周礼全《怀念金岳霖师》）

毫无疑问，金岳霖自己就是这样超脱了世俗的“恋爱-结婚”公式。

他欣赏林徽因，更尊重林徽因的家庭现状，也懂得享受知交之美妙，他才可能坦然地“逐林而居”，并赢得梁家上下一生的友情和亲情。正如费慰梅说：“他没有把她从她的家庭拉走的想法。思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信任他，他实际上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见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

04 示范了一种高贵的情感

费慰梅这么评说林徽因和金岳霖：

“她那众人都感知的吸引力，向他提供了在他那深奥的精神领域内所缺乏的人性的漩涡。在她这方面，他的广泛的人生经历和他天生的智慧是他成为她的创造性的完美的接受者和可心的鼓舞者。”（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

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安迪·沃霍尔有一段特别著名的话：

“我其实并不特别喜爱‘美人’。我真正喜欢的是‘健谈者’。对我来说，好的健谈者都很美丽……健谈者实际上是在‘做’一件事。美人是在‘当’一样东西……跟做事情的人在一起要有趣多了。”

这段话应该特别适合解说对林徽因“极赞欲何词”的金岳霖，什么样的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情趣和精神享受！

才貌双全的林徽因被后世热捧的同时却难免被八卦轻薄，带着“绝顶聪明”“健谈好辩”“爽直热情”“争强好胜”这些鲜明个性特征的林徽因在当时自然也少不了是是非非。“拥趸”李健吾都直言林徽因“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但此言显然没有贬意），冰心、钱钟书这些背景相似的文人也曾撰文暗刺明讽。那么，对于思维高度活跃、乐于输出观点和创想的“健谈者”林徽因而言，金岳霖扮演的这个“完美的接受者和可心的鼓舞者”弥足珍贵。

金岳霖是由衷地赞赏活跃好强的林徽因以及他们夫妇俩繁忙的事业：“林徽因太了不起了。她说过，女人不能只讲美，应当有自己的事业。”（注：这句话的背景是，金岳霖爱给朋友作对子，他给梁、林两人作的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结果林徽因怼他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

“这里所回忆的生活是很多‘打发日子’的生活。我当时的生活，到了下半天也是‘打发日子’的生活。梁思成、林徽因的生活就从来不是‘打发日子’的生活，对于他们，日子总是不够用的。”（见《金岳霖回忆录》）

林徽因则赞叹金岳霖：“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同情极懂得人性”。

有一种幸运就是，不管众人如何，而你拥一个人，TA“同一历史道路上碾转而来，一见就会心领意会情致怡然”（金岳霖语）。这个人可能是亲人、可能是爱人，更多时候可能是友人。

人们把感情分作亲情、爱情和友情三类。亲情之美是自然、无私的包容和接纳；爱情之美是神秘无边的心灵照耀；而友情之美是纯粹、广阔的真诚和信赖。

然而，由于男女的特殊性，异性知交总有些难以言表，有超出亲情、爱情、友情三大分类的奇妙。有的或许只是“友情之上、爱情未满”的模糊，有的则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交流，抑或完全超越了性别的更深层的相知、信赖与默契......无一而中，故曰“第四种”“第四类”。

但可以肯定，能够糅合爱情和亲情的友情，无疑是一种很高级、很高贵的精神世界。

学术圈曾有人这么总结梁、林、金三人相得益彰的关系：“林徽因修饰梁思成，梁思成修饰林徽因，金岳霖润色”。

梁家客厅的常客萧乾谈起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三人关系时说：

“林徽因坦荡，金岳霖克制，梁思成宽容，三人皆诚信磊落之君，没有见过这样的‘三角’。”“我自己对于他们这种柏拉图式的感情关系，对思成的胸襟以及梁与金之间深厚的友谊，既敬重又羡慕。这是八十年代的青年也许难以理解的。人间还能有更美的关系吗？”（见《萧乾全集》）

当然，林、梁、金三人关系中，梁思成的深厚和宽广至关重要，这里且按下不表。

回到林洙版的“爱情对话”，它的真实性所以可疑，除了时机和当事人的生活实际不支持外，金岳霖的“三观”也极不支持这个“说开来的爱情”版本,下面这个故事可以进一步作为佐证：

林徽因首部诗文集的编辑者陈钟英曾登门拜访晚年的金岳霖，拿出编好的林徽因诗文样本请他过目。金岳霖摩挲着书本，爱不释手，陈钟英趁机问他能不能写篇东西附在书中。

金岳霖迟迟不开口，陷入长久的沉默。陈钟英事后回忆说：“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顿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严，‘我没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见陈钟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

自始至终，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情感是深沉和克制的。

仅有的例外是，林徽因病逝......

金岳霖的学生周礼全后来回忆道，在办公室沉默已久的金岳霖，突然开口说了一句：“徽因走了！”话音刚落，便号啕大哭。“他哭得如此沉重，悲哀……哭完后，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这次痛哭，是他几十年蕴藏在心中的一种特殊感情的迸发，是深沉的痛苦，是永恒的悲哀，是纯洁的人性……”（见周礼全《怀念金岳霖师》）

金岳霖为林徽因写下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道尽林徽因一生美好。

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一文提到，林徽因去世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

自始至终，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情感是坦诚和深厚的。

05 “终生未娶”或许只是一个意外

哲学无疑是高冷的学问，哲学家常常被贴上严肃、刻板、孤僻一类的标签。而“你才是哲学家、你一家人都是哲学家”这样的流行语出街，“哲学家”居然还可以是恶毒的诅咒......

其实，这里的因果关系也可以有另一个说法：高冷、枯燥的哲学未必造就高冷无趣的哲学家，而是相反，一个真正有趣的灵魂才可能“玩转”抽象、枯燥的学问，从中发现一般人体会不到的乐趣。有趣的灵魂才可能扑捉并忘情于哲学世界的奇妙，或许这才是关于哲学家的正解吧。

金岳霖留洋十余年，带着政治学博士帽，却最终投入了一般人看来无比抽象、无比枯燥的哲学和逻辑学。据说，西南联大某学生曾提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言意之下，逻辑多没意思呀）金岳霖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显然，金岳霖是从中获得了一般人难以体会的乐趣，并乐此不疲。在他著述中，他正式地表达了这种“游戏观”：

“坦白地讲，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成是成功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其他活动常常有其他打算。政治是人们追求权力的领域，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科学和艺术、文学和哲学可能有混杂的背后的动机。但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颗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见《金岳霖文集》）

辛亥革命爆发时，金岳霖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他咔嚓剪掉自己的长辫子，然后，仿崔颢的《黄鹤楼》写下一首打油诗:

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

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这么看，金岳霖天性里似乎就带有那么点顽皮和嬉戏。

哲学家冯友兰曾这样评价过金岳霖：

“金先生的风度犹如魏晋大玄学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我想象中的嵇康和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金先生是嵇康风度在现代的影子。”

老朋友自然懂他的风趣幽默，欣赏他的率性天真，旁人看到或许就是憨直、怪癖或“老顽童”，甚至离经背道。不管标签怎么贴，金岳霖确实给朋友们贡献了不少趣事闲话。

金岳霖生于1895年，在清华教授圈里属于年长的几个（比金岳霖大4岁的胡适是公认的老大哥），大家都叫他“老金”。金岳霖身材高大，又生得沉稳持重，但心性却天真烂漫，是深受孩子们喜欢的“金爸”。他喜欢搜罗大梨、大石榴，然后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见汪曾祺：《金岳霖先生》）

穿西装说洋文的金岳霖一方面十分摩登，另一方面他又却十分痴迷斗鸡、斗蛐蛐这些市井游戏。他房间里摆着很多蛐蛐缸。他第一次养的是一对黑狼山鸡。冬天里来了，因为担心鸡冷，他照书上说的给它们灌喂鱼肝油，结果把这两只重达9斤的山鸡送上了西天。在昆明他又养了只很大的斗鸡，据说，这只斗鸡可以随意啄食桌上的饭菜，与主人同食。

杨步伟的《杂记赵家》也记录了一桩金岳霖养鸡的趣事。清华的教授大多住在城外，金岳霖那时与泰丽琳同居住在城里。某日，金岳霖打电话请杨步伟进城，说有要紧的事相托。杨问什么事，金不肯说，只是说来了就知道了，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位妇产科医生，她以为是泰丽莲怀孕了，连忙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这才将信将疑地进了城，到金岳霖家时，秦丽莲来开门，杨步伟还死劲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鸡的事。金养了一只鸡，三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有十八磅重，因此鸡蛋下不来，但是已有一半在外面，杨步伟一掏就出来了。金岳霖一见，赞叹不已。事后，为表庆贺和感谢，请杨夫妇吃北京烤鸭。

金岳霖甚至还能忘记过自己姓什么。30年代，他有一次给陶孟和打电话，电话是佣人接的，问他是哪位，好向陶先生通报，可是他一时竟然忘了，答不出来，只好说别管它，让陶先生说话就是了。”可是佣人非得搞清楚对方是谁才通报，金岳霖只好掉转头来问给自己拉洋车的车夫。车夫也不知道，金岳霖说：“你就没听别人说过？”车夫回答说：“我听别人叫你金博士”，他这才想起自己姓金。

当然，金岳霖贡献给朋友们最大的话题，还是他对林徽因的一片深情。

汪曾祺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到：

“有一位研究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

汪曾祺文中的金先生，指的便是金岳霖，女人则是林徽因。

金岳霖心性单纯，只求自由自在地生活、做学问，而不愿做官搞政治。他创建了清华哲学系，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周培源要他出任系主任，他推辞不掉，却也不知如何办公，只好到办公室呆着，见没人找他，也沒事可做，呆了半天就跑回家看书去了。不久冯友兰到了清华，金岳霖马上请他做了系主任。解放初期，金岳霖被委任为清华文学院院长，他基本上是无为而治。

他说：“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面对这么一个随心、随性，宛如“老顽童”，犹存“嵇康风度”的金岳霖，最后我们再来看金岳霖身上那个流传深远的标签：“痴恋林徽因而终生不娶”。

我们已经知道，1924年-1932年至少9年的时间里，金岳霖是与泰丽琳在一起（不知道1932年金岳霖携泰丽琳返美国学习，泰丽琳为什么没有再一起回来，这方面笔者尚未获得资料线索）。如果严格使用概念，结婚就是指约定俗成的某种形式的话——讨论逻辑学家的问题，必须讲逻辑啊——那么，金岳霖与泰丽琳是“同居未娶”，确实没有结过婚。

这里要插播一段：金岳霖“因为林徽因终生不娶”的说法被广为流传，以致多年后，当有传言他“早年是结过婚的，而且妻子是位西洋女子”，并认为他“隐瞒”时，他的弟子诸葛殷同专门发文，“以正视听”：“金先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时，曾对我同班同学公开承认他曾与一美国在华女士同居过。金先生如此坦诚相告，同学们甚为震惊。据悉此事发生在抗战前夕……故勉为说明：同居非娶，传言有误。”

学生显然是“护师”心切，可是对于超然世俗的哲学家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定义”问题吗？世俗的生活公式往往只有一个，而哲学家对世界的解释可以有很多。

我们也知道1932年-1955年，直到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基本上是“逐林而居”。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金岳霖最亲密的朋友，金岳霖是梁家后加入的成员。这个状态，套用今天的流行语讲，是不是可以说，梁家满足了金岳霖关于家庭生活的全部想象？或者说，脱离“老家庭”的他，追求的就是依傍亲密朋友的“新家庭”呢？

1955年林徽因去世，梁家失去了灵魂人物。同时，所有民国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经历着生活环境的改天换地和思想灵魂的“洗澡”并追求进步。金岳霖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民盟民盟中央常务委员。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李文宜在《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轶事》一文中透露，20世纪50年代末，民盟中央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因此结识《文汇报》驻京记者、被誉为战时后方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的浦熙修。浦熙修是彭德怀妻子浦熙安的二姐。金、浦二人很是投缘，并开始谈婚论嫁。不幸的是，适逢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浦熙修也被打为右派。金岳霖此时已是共产党员，李文宜出于好意，劝金先生“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不久，金岳霖住进协和医院，浦熙修也罹患癌症。待金岳霖出院，浦熙修已是卧床不起，二人的结婚计划就此化为泡影。

如此而来，从客观方面看，金岳霖确实是终生未娶；但从主观方面看，终生未娶或许只是一连串的意外。

不过，耽于“阁楼上做游戏”且率性而为的哲学家，婚姻应该只是承载情感的一种形式吧，何必执念“娶”与“嫁”呢，美好的情感以及对心灵的照耀才是“实在”（这是个哲学概念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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