庖丁解牛在语文书哪一册（语文教材都教错了）

庖丁解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出自《庄子》。作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段梁惠王观摩厨师宰牛的场面，以两人对话的形式告诉我们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因为《庄子》一书汪洋恣肆，又是道家经典，通常人们会认为这是一篇有寓言意味的夸张杜撰，虽然写得精彩，但未必当真。其实不然，今天让我们从庖丁的解牛刀着眼，来剖析一下这则故事中一直被忽略的精彩细节。

先说原文：“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其中有两个细节:一是伴随解牛动作，刀发出了特殊声响，二是动作和声响居然和音乐合拍。倘若依照某些中学语文教材的解释，将这一声响理解为“刀子刺进去的声音”或“皮骨相离声”，那我们只会想象到一番怪异且血淋淋的场景：一人杀牛，尖刀所触，分筋错骨，发出骨肉分离的巨响。这恐怕不能引起人的美感，甚至有几分残忍恐怖，更难以让梁惠王觉得“得养生焉”。

▲上图的作者很认真地做了考证，选择了当时常见的环首铜刀来当“解牛刀”的原型，但是还差了一点

“砉（huā,又读xu）然”和“騞（huō）然”俩词很少用，不可避免地出现理解偏差。南宋文字学家戴侗在他的《六书故》里解释过：“砉，石爆列也。庄周曰:‘庖丁解牛，砉然响然’。”另外唐代沈佺期在《琴曲歌辞·霹雳引》里有“客有鼓瑟于门者，奏霹雳之商声。始戛羽以騞砉，终扣宫而砰駖。”一句，可见“砉、騞”二字，似是描述金石之声，近乎乐器的感觉。

如此理解，有一条唐代道家学者成玄英关于“庖丁解牛”的疏注便值得关注：“砉然响应，进奏鸾刀，騞然大解。”他将庖丁所用之刀明确为“鸾刀”。 无独有偶，在更早的南北朝，裴松之给《三国志·魏书·吕布张邈臧洪传》的疏注也写道：“庄周之称郊祭牺牛，养饲经年，衣以文绣，宰执鸾刀，以入庙门，当此之时，求为孤犊不可得也！”

那么“鸾刀”又是什么刀？这个到很好查证，先秦典籍里诸多记载，如《诗·小雅·信南山》：“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 毛传：“鸾刀，刀有鸾者，言割中节也。” 唐代经学家、孔子第31世孙孔颖达作疏：“鸾即铃也。谓刀环有铃，其声中节。”《公羊传》：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左执茅旌，右执鸾刀，以逆庄王，庄王退舍七里。何休（东汉）曰：茅旌、鸾刀，祭祀宗庙所用也。”儒家经典 《礼记》也不多次提到“鸾刀”：《礼记·祭义》：“鸾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礼记·礼器》:“割刀之用,鸾刀之贵。”《礼记·郊特牲》:“鸾刀之贵,贵其义也。”

所以说，庖丁用的不是普通的杀牛刀，而是祭祀宗庙场合的礼器刀具。并且这种刀的刀环位置是一个铃铛，难怪每一个动作都会发出悦耳的声响。更进一步，一般都认为《桑林》和《经首》是古雅乐，庖丁用礼器来解牛，动作和刀环铃声都合乎祭祀音乐的节拍，这极有可能是一次祭祀表演，而非厨师炫技或者梁惠王的心血来潮。正所谓“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礼记·王制》），牛在先秦是非常尊贵的的祭品和礼品，天子祭祀的太牢即是牛羊豕三牲齐备，而次一级少牢就只有猪和羊。庖丁解牛的故事实际描述的是一国之君观摩祭祀演练的纪实，毕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演练可以和军事演习、阅兵之类画上等号。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

那么“鸾刀”有没有实物留存呢？答案是肯定的，近代考古研究中，出土过一种刀柄有铃的商周铜刀，和我们熟悉的环首刀、兽首刀造型类似，被命名为“铃首刀”，它们应当有着共同的起源。“铃首刀”的器形、盛行时间和“鸾刀”完全吻合，多数中外学者都认为两者即是同一事物。

▲商代铃首青铜匕

不过，作为严谨的公众号，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铃首刀”即是“鸾刀”这一观点目前并非定论，争议还是有的，主要疑点有二：一是“铃首刀”显然带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用于中原祭祀似乎不妥；二是中原地区商周遗迹出土“铃首刀”数量整体还是比较少。

▲辽宁博物馆藏西周铃首刀及鞘

我们认为，这两点其实都很好解释：“铃首刀”和“兽首刀”、“环首刀”一样，起源复杂、莫衷一是，具体到“铃首刀”上，这类器物多数出土在中国北方如河北、内蒙古、甘肃等地，而南西伯利亚地区其实出土数量不多。所以虽然其的确有很明显的草原烙印，但也应该是中原和游牧两种文明交流碰撞的产物，或者说是中原地区在学习借鉴了草原铜刀后的再创造。

作为反例，还有一类名为“帽首刀”的先秦铜刀，中原出土很少但南西伯利亚却有着大量出土。

▲南西伯利亚机器周边地区出土的帽首刀

还有，先秦时所谓的“夷夏之防”远不如后世那么较真，虽然中原国家在书里把话说得很难听，但是有实际需要时身体却正直得很，动不动就和人家通婚，晋文公的母亲就是“翟之狐氏女也”，用个舶来器具就更不算什么了。

▲晋文公：我能继承君位靠得是一帮兄弟，跟考试加分没关系。

而且考虑到“铃首刀”出现于商，盛行于周，怕是到了周代的时候，中原人已经忘了这刀从哪来的，还以为就是祖上传下来的也说不定。第二点就更容易解释了，“鸾刀”是祭器，不是明器，没有一定要用来陪葬的理由；而且，“庖丁解牛”的故事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庖丁这把刀用了“十九年矣”，每次解牛后要“善刀而藏之”，陪葬品里找不到“鸾刀”才是正常现象。

▲西周早期悬铃簋。商周还出土了不少带铃青铜礼器，可作为铃类器具具有祭祀作用的佐证。

作为祭祀礼器的“鸾刀”，又是何时淡出人们视野，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呢？结合前文援引的文献，可以看到汉代的学者还很清楚地知道“鸾刀”及其作用，到了唐代就需要费笔墨描述“鸾刀”的特殊造型，“鸾刀”的逐渐淡出大概就这个时间阶段。恰好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并发展到巅峰的时期，想必是中原传统的尊天敬祖信仰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原来祭祀仪式上，负责提供牺牲的庖厨职业不再客串神职人员，相应的，他们的专用道具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还有一则有意思的记载，东汉时的何休曾描述“鸾刀，宗庙割切之刀，环有和，锋有鸾。”“和”、“鸾”都是铃铛的称呼，因使用位置不同而赋予的专属词汇（《毛传》“在轼曰和，在镳曰鸾”），先秦汉语就这样儿。可见东汉的鸾刀不仅刀环位置有铃铛，连刀锋也加了铃铛，具体位置不得而知，倘若以不影响切割作业为前提，那就只能在刀背上加铃，难道是后世金丝大环刀的模样？

“鸾刀”的这一变化，能够说明东汉时代的“鸾刀”使用者，想进一步强化这一器具的法器属性，摆明了是就业压力大的体现。总之，铃类器具用于祭祀并不是中原文明独有，而是全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这也是集工具法器二合一的“铃首刀”会被无用化的原因。例如古埃及有西斯铃（星战粉的同学们坐下别激动）、印度有锡杖，并且都成功对外输出了，因为他们都是专门的法器。铃首刀毕竟还是把刀，逐渐让位与其他专职法器或甚至乐器乃是必然。

▲现代锡杖

最后还必须要介绍下现今依然可以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可以见到的一类器物：师刀。师刀又称铃刀。满、苗、壮、瑶、侗、土家等族群都使用的一类乐器。满语又称哈马刀、刀铃，也有萨满刀的称呼。器形大同小异，也是“铃首刀”，用途也非常接近，基本都是作通神、驱邪之用，传播广泛、令人咂舌。这说明，“铃首刀”一类器物，也许是宗教活动早期的必然产物。

▲湘西苗族的巴代扎师刀

▲云南新平噶洒的花腰傣族女巫“雅嫫”使用的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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