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的影响和启示（中日甲午战争对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影响）

1894年，朝鲜国内爆发了由东学道领袖全琫准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农民起义，史称“东学党起义”。不过，在朝鲜内外势力的共同镇压下，东学党起义最终被扑灭。

期间，作为宗主国的大清朝自然出力不少，但居心不良的日本也趁机在朝鲜持续增兵，与大清朝之间日益剑拔弩张。最终，以日本突然偷袭清政府的运兵船为标志，爆发了丰岛海战，甲午战争也由此打响。

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和清政府的惨败而落下帷幕。之后，更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大地加速了中国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进程，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军国主义的扩张，成为事关近代中日两国国运和兴衰的一道分水岭，完全改变了亚洲的版图和格局。

对中国而言， 甲午战争的失败及其《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仅是割地赔款那么简单，更是彻底粉碎了中国人仅存的一丝 “天朝上国” 的残渣， 彻底激发了全民族的忧患意识，促成了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甲午战败后，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而且，这种思潮很快就突破了思想的领域和层面，将其转化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

据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 实自甲午战败。

虽然，戊戌变法没有实现既定的目标，很快就在顽固派的阻挠之下宣告失败。但是，这毕竟是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一次积极尝试和有益探索。

从此以后，落后的中国和世界开始有了更为频繁的接触，民族的观念开始有了提升和飞跃，民族的意识被不断予以确认。甲午战后，延续数千年的“君权帝国”，逐渐演变成了“民族国家”， 成为了主导20世纪中国政治和历史最主要的思想意识形态，一直存续到了现在。

接下来，文史不假与您一道，浅谈甲午战争对于近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和形成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自有文字出现起，就有了关于“民”和“族”的记载。只不过，这是两个独立的概念，相互之间没有关联。

“民”字最早在金文中就已经出现过，到了西周时期，开始在文献中大量出现。其原本的含义，是“冥”，用来指奴役和统治那些战俘与奴隶。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偶尔出现以民为称谓的意思。

“族”字最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原本的意思是丛簇，而后取此义而引申为“氏族”和“族群”。到了西周以后，族字主要用来表示具有亲属和血缘关系的人们。据《左传》记载: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不过，虽然“民”字和“族”字很早就开始使用，但却并没有将两个字合并起来当作一个词来使用。即使，偶尔把 “民” 和 “族” 两个字连起来使用，也是指一些社会组织和群体的复数概念罢了， 丝毫没有近现代民族概念的含义。因此，完全不能等同于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

民族概念在近代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突然出现。

回顾历史，进入东周时期后，伴随着列国之间的内征和外伐，各个族群或主动或被动的汇聚和融合， 逐渐形成了华夏族的共同体，由此出现了 “华夏” 和 “夷狄” 的区分。 据《左传》记载:

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

除了《左传》外，在先秦百家的很多典籍中，也都出现了关于“华夏”和 “夷、 蛮、戎、 狄” 等不同族类的相关记载。据《礼记·王制》记载: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这里的 “五方之民”，就是指华夏族以外的其他族类。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下， 中国既没有明晰的民族意识， 更没有现代的国家观念，强调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传统、生活地域和文化理念，是高于种族和血缘的一种差异， 与现代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完全就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发展中，尤其是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以儒家文化为标准的族类观念以及由其奠定而成的华夷秩序，对于维系多民族帝国的政权和疆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不仅如此，这种族类观念，除了对内的影响外，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了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但是，这种观念下形成的秩序，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厚重的底蕴性和璀璨的优越感之上的。这种 “华夏至上” 和“天朝上国”的传统族类观念，必然会给整个华夏民族造成难以承载的精神重负。由此，导致整个中国在封建统治下，迟迟没有萌生近代的民族意识，大幅度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趋势。

1840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历史被迫进入了近代化。在这种形式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促成了少数有识之士首先进行思想觉醒，进而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主张。但同时还坚信，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就是洋务运动的核心指导思想。

在洋务运动前后，尽管少部分统治阶级上层的先进人士已经逐步觉醒，但绝大多数的国人依然固守着“天朝上国” 的迷梦，直到甲午战争惨败后，这种迷梦才终于苏醒。

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近代维新思想的出现和兴起，伴随着西学的充分引入，“民族”一词才被真正使用，民族意识才开始逐渐觉醒。

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提到了“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词语，第一次在汉语中出现和使用了“民族”一词。而这里的民族一词，就具有了近现代意义上民族的含义。

民族一词在中国被普遍使用，基本上是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着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书写了《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异及其关系》等文，大范围的宣传了近代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识。

在甲午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失败，动摇了原有的封建社会秩序和经济基础，再无往昔“天朝上国”的雄风。

甲午惨败后，国外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亡国灭种的危机也日益加剧。这样，民族意识逐渐成为当时社会中最有效、最有力的手段，成为凝聚人心和整合力量的工具和武器。

甲午战争深深刺痛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鸦片战争打不过西方强国也就罢了。现今，就连日本这个弹丸小国，曾经长期被称为是“蛮夷”和“倭奴”的小国，也能击败中国并要求割地赔款。由此，终于迎来了中华民族从整个群体上的普遍和大范围觉醒。或许，这是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唯一益处。

从彼时开始，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开始走上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改良之路，发起了戊戌变法。

在戊戌变法期间， 维新派除了在朝廷上层进行轰轰烈烈的变革，还在民间通过开办学堂、设立报馆、刊印新书等方式，积极传播维新变法的启蒙思想。这样，具有近现代价值取向的 “民族” 概念终于流入到了国内。

戊戌变法失败后，已经觉醒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却没有一同消亡，而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演变。

1906年12月，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在东京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时，正式提出了三民主义，分别是: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客观的讲，中国近代的民族意识，其形成和发展都是被动的，是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直接对抗中形成的。而这份契机，就是由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导致的。

原创作者:文史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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