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的名字怎么来的（拉萨噶玛贡桑地名的由来）

拉萨是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历史文化古城从公元七世纪开始，几度成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历史的足迹，每一处景观都诉说着历史的故事，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拉萨的名字怎么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拉萨的名字怎么来的

拉萨是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历史文化古城。从公元七世纪开始，几度成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历史的足迹，每一处景观都诉说着历史的故事。

“噶玛贡桑”对于长期居住和生活在拉萨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再也熟悉不过的地名。然而，这个地名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一段历史，并非所有的人都清楚。笔者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找“噶玛贡桑”地名的最初由来。

一、噶玛噶举派的兴起

由于“噶玛贡桑”地名与噶玛噶举教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噶玛噶举教派的兴盛历史成为首先需要交代的背景。

从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到宗喀巴时代，西藏社会中出现了众多的教派。产生于公元11世纪的噶举派是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噶举派的创始人是玛尔巴译师（1012－1097）及其弟子米拉日巴（l040—1123）。由于该教派的著名人物玛巴、米拉日巴、林热巴等习惯于穿着白色服装而曾一度被称为“白教”。“实际上它的名字为普遍流传的‘语传’二字较为合理。因为此派是以领受语旨而传承的”[1]。这一教派开始就有两个传承系统，即香巴噶举和达波噶举。达波噶举是由米拉日巴的亲传弟子达波拉吉 索朗仁钦所创建，他有众多门徒，由于他们对玛尔巴译师和米拉日巴大师传授的教理、教法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加之又得到了卫藏地区不同领主的大力支持，因而形成了达波噶举“四大八小”的系统。噶玛噶举就是达波噶举派的一个小支派，但后来它发展成为了在噶举派、甚至在所有藏传佛教教派中最具影响力的教派之—。

噶玛是地名，噶玛噶举派是由创始人都松勤巴于1147年在昌都类乌齐附近的一个叫噶玛的地方建噶玛拉顶寺而得名，他于1189年又在堆龙楚布建楚布寺作为该教派的基地，因此，该教派也称之为楚布噶举派或楚布噶玛巴。

噶玛噶举派是最先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7000多年来，噶玛巴首创的活佛转世制被藏传佛教各教派相继采用，并使这一制度有了较为完善的仪轨。但是噶玛派的规模及势力的日益庞大、壮大，不仅仅是依靠它独创的活佛转世制度。从藏族佛教后弘期时代出现的各个教派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大致有四种不同的生存、发展形式：政治权势的支持，例如，萨迦派得到元帝室的敬信和支持后，建立起了由元朝中央政权统辖下的萨迦政权，确立了萨迦教派在诸教派中的特殊地位；与地方实力集团合流，建立起与地方政权紧密相连的特殊体制。如，帕竹噶举派，他们不仅成为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并且先后受到元、明两代历朝皇帝的分封赏赐，煊赫一时；以宗教活动为务不大过问世俗政治，如：宁玛派等，仅仅依靠本派信徒的布施来维持。不直接执掌政权，但与某一个地方势力相结合，并与之保持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如，噶玛噶举派。

噶玛派后来又分黑帽和红帽两个支系，由于他们依靠的是实力日益强大的仁蚌巴势力集团，因此，“他们在西藏从未执掌过政权，但他们的宗教势力相当雄厚”[2]。历代噶玛巴活佛自元、明、清三朝均受中央政权的“大宝法王”、“大国师”和“国师”等称号。自12世纪至15世纪，噶玛噶举成为在康、乌思藏乃至蒙古地区具有众多信徒和巨大影响的一个教派。

二、格鲁派后来居上

正当噶玛噶举教派得到迅速发展，并在宁玛、萨迦等教派中处于优势地位时，一个新兴的教派——格鲁派却以灌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前藏地区形成。

格鲁派创立者宗喀巴 洛桑扎巴，生于1357年，为朵麦宗喀地方人（今天的青海省惶中县塔尔寺所处地）。他自幼出家，在朵麦的近10年时间内，拜访噶当派确吉 顿珠仁青等诸多名僧习字学经，在五小明、显、密教经论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6岁时，他前往乌思藏深造。先后拜噶当、直贡、蔡巴、萨迦等不同教派的著名上师，吸取了百家之长，对显、密二宗进行了广泛的闻、思、修和讲、辩、著，成为了“博学多闻、明辨通达，对显宗诸部经典，都能悟晓贯通；对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等均了悟在心”[3]的、在乌思藏各地名声远扬的贤哲。宗喀巴成名之时，西藏正处在教派林立、各自为阵的时期。萨迦、噶举等各派都不得人心，掌握教派权利的上层人物，同时又是掌握地方政权的封建农奴主。他们享有特权，占有农奴、庄园，残酷地剥削压迫百姓。僧人不守戒律、与人斗殴、娶妻生子、鱼肉百姓，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宗喀巴为了规范教规戒律，整顿宗教，制定并实施了各种僧规，要求僧人们重戒律、苦修行、不娶妻、禁饮酒、禁杀生，并以丰富的、自成体系的理论，创立了格鲁教派。他的“宗教改革”深得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的称赞和拥护。1409年，帕竹政权第五任第悉扎巴坚赞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宗喀巴在拉萨举办了为期15天的毛兰姆（祈愿）大法会。从此，祈愿法会一直被沿袭下来。同年，扎巴坚赞又大力赞助宗喀巴创建了格鲁派的第一座寺院—甘丹寺，并向甘丹寺捐献了许多庄园。1408年、1413年，明朝永乐皇帝先后两次派金字使团诏请宗喀巴进京，由于年迈体弱，特派其亲传弟子释迦也失代表自己进京朝见。永乐皇帝授予宗喀巴“西天佛子大国师”称号。1416年，宗喀巴的弟子绛央却吉 扎西贝丹在拉萨西面的格培乌孜山脚建立了哲蚌寺，1419年，弟子释迦也失在拉萨北面色拉乌孜山脚建了色拉寺。宗喀巴去世后，他的弟子根敦珠巴在日喀则创建了扎什伦布寺；格鲁派的影响与日俱增，发展成为藏传佛教中的一大派别。格鲁派的迅速发展，给噶玛纠教派带来了危机，一场教派之争已经不可避免。

三、教派之争

在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中，格鲁派是最晚形成的一个。但它后来居上，势力发展很快，终于成为占有重要地位的教派。十六世纪中叶，格鲁派发展势头迅猛，从而引发了格鲁派寺院集团与西藏社会其他教派以及支持这些教派的地方贵族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首先是噶玛噶举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贝却吉扎巴，又名却扎伊西，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他与当时控制着前后藏地方政权的仁蚌巴的关系极其密切。仁蚌巴首领顿悦多吉曾支持他在羊八井建立了羊八井寺，并拨给庄园和农奴，把红帽系活佛的主寺由乃囊寺迁往羊八井寺。仁蚌巴用武力控制拉萨以后，从1498年到1517年，长达20年的时间内，禁止哲蚌、色拉两寺的僧人参每年一度的拉萨祈愿大法会。祈愿大法会的主持人改由桑浦寺或噶玛派的喇嘛担任。还形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规矩一格鲁派僧人见了噶玛派憎人都要施礼，在噶玛派势力强大的地方，格鲁派僧人得戴内外两种颜色的僧帽——内为黄颜色，外为紫红色，以便随机改变僧帽颜色，以示服从。当时，成为格鲁派教主的根敦嘉措（后来追认为第二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了哲蚌寺，避乱居住在山南沃卡，直到帕木竹巴的实力有所恢复，将仁蚌巴的势力赶出拉萨为止。仁蚌巴之所以如此敌视格鲁派，其背后有一个重要人物——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扎伊西。“据说，1481年仁蚌巴武力攻击支持格鲁派的帕木竹巴就是却扎伊西主谋的。1498年，仁蚌巴势力发展到拉萨后，仁蚌巴禁止哲蚌寺、色拉寺的僧人参加一年一度的传召法会，这也是却扎伊西主使的”[4]。在此前后，对格鲁派采取敌视政策的不仅仅是噶玛噶举一个教派，“1537年，噶举派的直贡噶举也对格鲁派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而且派遣武装力量来攻打宗喀巴创建的甘丹寺，只是在斡尔喀地方遇到保护噶丹寺的伏兵对受挫而返。但他们仍用武力迫使格鲁派的十八处属专，改宗直贡噶举”[5]。在这场斗争中，新兴的格鲁派处于弱势，因此，对噶玛噶举派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但是，他们蓄势待发，并且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一要生存就必须寻找新的强大的盟友和靠山。格鲁派于是

“改变了以往西藏佛教各派只和一个地方封建集团相结合的方式，采取了与各地方封建势力广泛建立‘施主’关系的新办法。格鲁派跳出了地区、民族界线，和满、汉。蒙古族统治者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十六世纪后半叶，格鲁派寺院集团形成后，经过与西藏其他地方势力集团，尤其是藏巴汗地方政权的激烈斗争，最终取得了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6]。

四、在噶、格两派斗争中产生和消亡的“噶玛贡柔”寺

噶玛噶举派以历史久远，在朵康、蒙古等地影响广泛，又得到当时势力如日冲天的仁蚌巴的支持而有其自身的优势。而格鲁派以“整顿宗教”、“整治宗风”的面目出现，而且得到帕珠第司王札巴坚赞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因此深得民心。但后来，帕珠第司王礼巴坚赞去世，帕竹政权从强盛逐渐走向衰弱。其后，与帕竹家族有联姻关系的仁蚌巴乘帕竹第司继任者年幼之机，代理执掌帕竹政权。不久又进兵前藏，占领了帕竹重要家臣内邬宗宗本所属的诸多领地，赶走了格鲁派强大的施主和支持者部宗宗本阿旺索南伦布及其儿子。随着仁蚌家族势力的逐步扩大，帕竹政权落入崩溃的边缘，这一切都沉重地打击了格鲁派。这个阶段噶玛噶举派在与格鲁派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当仁蚌家族极力夺取帕竹政权之时，噶玛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扎伊西乘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范围，以弥补噶玛噶举派在拉萨无宗教场所而难以与拥有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格鲁派相抗衡之弊端。在仁蚌巴顿悦多吉的支持下，于1503年在拉萨西边距离市中心大昭寺1公里远的，原名叫萨纳玛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号称降服色、哲、甘三寺的噶玛贡桑土登却郭寺”[7]“噶玛”意旨该寺为噶玛噶举派寺庙，“贡桑”译成汉文是“新寺”，“土登却郭”译成汉文是“佛法之轮”。

关于新建噶玛贡桑寺的情况在各种史料中只是一笔带过而未作详细介绍，这对我们进一步考证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著名的藏学家东嘎 洛桑赤来教授曾说：“在噶玛红帽派第四世活佛传记中，对该寺建成不久就难以维持等事有零星的记载”[8]，但本人未能查阅到该传记。值得欣慰的是，本人有幸查阅了现藏于拉萨市政协的《帕蚌卡 强巴丹增活佛传记》藏文经卷，该传记中关于新建噶玛贡桑寺有如下记载：

“拉萨大昭寺的所有管理权原本在格鲁派手中，但在噶玛却扎伊西的说服下，由仁蚌巴顿悦多吉帮助，在拉萨的东北部建立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噶玛贡桑寺。当他们正在策划将大昭寺内的释迹牟尼像转移到噶玛贡桑寺内时，色拉寺的众多年轻武僧突然赶来，并大肆进行了破坏活动。致使转移释迦牟尼像的计划未能得逞。此后，噶玛贡桑寺由米居多吉（噶玛黑帽派第八世活佛）的得力弟子、《正字语灯》作者白康译师代表噶玛巴本人进行管理。但后来白康译师无心管理日渐衰败的噶玛贡桑专，不得不上书噶玛 米居多吉。他用悲泣的言语多次以诗歌形式说道，请求帮助正在对管理一座破旧不堪的房子而感到进退两难的可怜者云云”[9]，上述资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

（一）噶玛贡桑寺是在仁蚌巴借机为帕竹政权“代理执政”，进而以武力夺取帕竹政权时建立的，直接跟帕竹政权的衰败以及仁蚌巴家族的得势有关；

（二）新建噶玛贡桑寺是噶玛红帽派第四世活佛却扎伊西为“降服”格鲁派在拉萨的色拉、哲蚌、甘丹寺，同时争取对格鲁派采取敌视态度的仁蚌巴的支持而计划和实施的；

（三）新建噶玛贡桑寺的目的不仅仅是以往的历史资料中所讲到的“控制格鲁派的发展势头”，而是具有更加宏大的计划。那就是将供奉在大昭寺内的释迦牟尼像转移到噶玛贡桑寺内，试图由噶玛贡桑代替大昭寺，使噶玛贡桑成为西藏佛教信仰的中心；

（四）噶玛贡桑寺建成后，遭到了色拉寺僧人的干扰和破坏，但并非是一夜之间被彻底捣毁的。白康译师代表噶玛 米居多吉管理该寺，说明噶玛红帽派第四世活佛已经逝世。可以说，虽然噶玛贡桑寺已经是一派衰落的景象，但至少还继续存在过一段时间。

噶玛贡桑寺，虽然建寺的目标明确，并且有成为西藏佛教信仰中心的“宏图远志”，又有仁蚌巴势力的支持。但是，在拉萨扎下根来的格鲁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具有较为牢固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又得到不满仁蚌巴统治的前藏地方官员与大家族的支持。因此，噶玛噶举派在拉萨还是显得势单力薄，最终没有能够在拉萨立足。1618年上蚌巴的亲属、由仁蚌巴提升为桑珠孜（日喀则）宗本的辛夏 次旦多吉叛变仁蚌家族，摧毁仁蚌势力而建立藏巴汗政权之后，藏巴汗继承了仁蚌巴敌视格鲁派、支持噶玛派的传统，对格鲁派采取了一系列的压制政策，例如：用武力摧毁格鲁派的施主第巴 吉雪巴，迫使吉雪巴逃至蒙古；率一万余兵攻打色拉、哲蚌两寺，迫使两寺僧人弃寺而逃；下令不得寻认第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但是，也许是因为格鲁派在群众中影响巨大的缘故，只剩残垣断壁的噶玛贡桑寺还是未能重新修建。就这样，噶玛贡桑寺永远沉溺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漩涡中，原本为噶玛噶举派寺名的噶玛贡桑，逐步演变成拉萨的一处地名。

参考文献：[1]土观 洛桑确吉尼玛.土观宗教源流[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第60页.

[2]尹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1.第113页.

[3]次旦扎西.西藏地方古代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第160页.

[4]尹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1.第94页.

[5]牙含章.达赖喇嘛传[M].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20页.

[6]成崇德.论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的形成[A].西藏研究[J].1986(2).第119-124页.

[7]诺章 伍金.西藏王臣记详释[M].民族出版社1993.第108页.

[8]东噶 洛桑赤来.东噶藏学大辞典[M].2002.

[9]洛桑多吉.帕蚌卡强巴丹增活佛传记[M].第100-101页（藏文经卷）.

原标题：浅析拉萨“噶玛贡桑”地名的由来

（责编：翟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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